導讀一九三六年，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將一篇書評收錄進自己的散文集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文章用兩千多字的篇幅，從故事情節、創作手法和作者背景等多個方面分析了一部印....

一九三六年，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將一篇書評收錄進自己的散文集里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文章用兩千多字的篇幅，從故事情節、創作手法和作者背景等多個方面分析了一部印度小說的藝術價值。博爾赫斯在文章里說，那部小說并不容易獲得，自己費了番心思，才拿到一本倫敦發行的第二版。書評引起人們的討論，有人甚至想從倫敦訂一本原作看看。直到六年后，博爾赫斯默默地把這篇書評又收進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里出版，人們才意識到：原來世界上會有一個人無聊到給一本不存在的假書，寫上幾千字的復雜的假書評。從此以后，這種“假書評”式的小說成了博爾赫斯的一大標簽。

“假書評”里最有趣的一篇當屬《〈吉訶德〉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里面點評了一部虛構的叫《吉訶德》的書。作者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皮埃爾·梅納爾，他過著新世紀的生活，但卻“巧合”地寫出了一部跟十六世紀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一字不差的書。博爾赫斯從兩本書里摘出兩段完全一樣的文字分析一番后，判定梅納爾完勝：

把梅納爾的《吉訶德》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加以對照是大有啟發的。舉例說，后者寫道（《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九章）：

……歷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時間的對手，事件的儲存，過去的見證，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

“外行作家”塞萬提斯在十七世紀寫的這段綜述只是對歷史的修辭的贊揚。與之相反，梅納爾寫的是：

……歷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時間的對手，事件的儲存，過去的見證，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

孕育真理的歷史，這種想法令人驚異。梅納爾是和威廉·詹姆斯同時代的人，他給歷史下的定義不是對現實的探索而是現實的根源。對他說來，歷史的真實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我們認為已經發生的事情。結尾的句子——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 ——是明目張膽的實用主義。（王永年譯）

博爾赫斯畢竟只是寫寫假書評，頂多放在自己的作品集里出版，即使一時誤導群眾，范圍終究非常有限。相比之下，有些人就顯得比較不厚道了。

二〇一九年六月，一個網名叫“折毛”的人注冊了維基百科賬號，然后接下來的三年里進行了四千八百次的編輯，孜孜不倦地給基輔羅斯（Kievan Rus，公元九至十三世紀以基輔為首都的一個古歐洲國家）偽造了上百萬字的歷史。她（自稱性別女）不僅捏造大量歷史人物、事件、地理和書籍文獻，還專門繪制了虛構的歷史地圖。由于資料“豐富”，她編寫的有些詞條被當做優質內容翻譯成英文、俄文、烏克蘭文、羅馬尼亞文和阿拉伯文。直到今年六月，管理員才終于發掘出她漫長又宏大的造假記錄，然后開始了同樣漫長又宏大的跨國修正活動。

折毛虛構的歷史地圖（來源：Wiki）

博爾赫斯和折毛的事提醒我們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史書到底是怎么寫出來的?

先來講一個段子：二〇〇九年，河南安陽發掘了曹操的陵墓，據說當時挖掘隊從墓穴里發現一具身份不明的男童尸體，在經過多方考證后，專家確定他就是小時候的曹操。

曹操墓里躺著兩具尸體，一具是成年曹操，一具是幼年曹操。史學家不會這么寫，但文學家會，像金朝元遺山的詩：“焉知原上冢，不有當年吾。”現在的自己雖然活著，但荒野的墳冢里也許埋著一個過去的自己——這是很凄美的詩句。

我們忽略了，那些大名鼎鼎的史學家們，還同時有個文學家的身份。

隨便翻開一本百科全書，你會看到寫了一百三十卷《史記》的司馬遷，頭銜是“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寫了兩百九十四卷《資治通鑒》的司馬光，頭銜是“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寫了二百一十卷《元史》的宋濂，頭銜還是“著名史學家，文學家”。

為什么這些寫史書的人，不單是史學家，還是文學家？

上學時我們都念過《鴻門宴》，文章是從《史記·項羽本紀》里節選出來的，講的是項羽想趁請劉邦吃飯的機會把他干掉的故事。司馬遷給這場重要的飯局留下了大量細節，包括各方對話，人物行動，甚至飯局的座次。

要知道這是一場兩個大軍閥間的秘密飯局。作為軍閥頭目，項羽是個只會寫名字的半文盲（“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劉邦是個名字都不會寫的全文盲（“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兩人都瞧不上寫文章的知識分子。而雙方當時是在軍營里碰面，隨時準備帶兵跟對方死磕，不可能有閑心像后來的皇帝那樣，身邊安排小跟班寫起居注：某年某月某日皇帝跟誰吃飯，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去哪小便。

當時的人都未必能了解的事情，一百年后的司馬遷怎么知道得這么清楚呢？

答曰：因為那些細節是文學家司馬遷用想象力捏造出來的——雖然未必純靠他自己。

怎么看出來是捏造呢？

請看三段原文：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

樊噲曰：「……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發現問題了嗎？項羽和劉邦封王是在鴻門宴之后，吃飯的時候只有他們的領導楚懷王能叫“大王”，他們的手下怎么在兩人受封前就左一個“大王”，右一個“項王”亂叫呢？

這個漏洞后來在司馬光寫的《資治通鑒》里被補上。書里的鴻門宴段落基本照搬《史記》，但司馬光還是很細致地把每一處“大王”改成“將軍”，把“項王”改成“項羽”，直到兩人封王之后才使用前一種稱呼。《資治通鑒》卷數多出《史記》一倍，涵蓋的朝代也多一倍，司馬光能注意這樣細小的措辭，可見他修書十九年耗費的苦心。

《資治通鑒》里的鴻門宴，注意人物的稱呼（來源：臺中圖書館）

和博爾赫斯與折毛相比，史學家司馬遷獨到的地方在于有很好的眼光，把大量捏造的細節寫進書里，并讓它們巧妙地彌合史實的縫隙，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整體。事實上，整部《史記》里“大王”出現了兩百三十七次，也只有鴻門宴里的七次早了幾個月而已。

再來思考另一個細節：鴻門宴的座次。

鴻門宴開場一共有五人：項羽和他的叔父項伯、謀士范增，劉邦和他的謀士張良。現在東南西北四個朝向的位置，你覺得他們會怎么坐？

有人會問，怎么坐重要嗎？

當然重要。

古人有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的說法。君王和大臣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兩人見面時，統治者在地位更高的朝南位，以顯示他的身份，所以統治者的宮殿方位大多朝南，被統治者一定是朝北覲見；而主人和客人不存在統治關系，所以改為東西相對，注意這時候主人反而在地位更低的朝西位，表示我歡迎你的拜訪，把更尊貴的位置留給你。漢孝文帝劉恒還是代王的時候，大臣們跑到他家請他做皇帝，他先以主人禮節坐朝西位推辭，被推坐朝南位后又推辭一番才接受——古人對座次背后的含義是那樣講究的。

所以四個朝向的座位等級大概像這樣：

古代座位等級（S>A>B>C）

對于座次，《史記》給出了一種有趣并且可能性很大的想象，即使以后哪天發掘出一張珍貴的秦朝末年拍攝的鴻門宴合照，里面的人大概率也是這么坐的：

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

《史記》里鴻門宴座次

這段座次的細節在后來班固的《漢書》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里都看不到了。

這個安排有沒有道理呢？我們可以推理一下：

劉邦雖然主動跑到項羽的地盤示好，但他畢竟不受項羽統治，所以兩人不該坐南北位。那么項羽會坐地位更低的朝西位嗎？劉邦搶先攻進首都咸陽，奪去自己的風頭，現在吃飯還要把他當作貴客，項羽未必愿意這樣給劉邦面子，所以他很可能選擇坐朝東位來展現自己的強悍。項伯是長輩，項羽不能讓他坐的位置比自己低，所以只能和自己坐一塊。

那么劉邦只有朝西和朝北兩個位子可選。為了求項羽放自己一條生路，劉邦要最大程度示弱，所以他可能在項羽面前不以客人自居，而選擇坐地位最低的朝北位，表明自己的臣服之意。范增屬于項羽陣營，自然要坐地位更高的朝南位，那么張良敢一屁股坐在地位比劉邦高的朝西位么？當然不敢，所以他只能西向“侍”。至于怎么算“侍”，也許站著，也許蹲著，也許來回給大家倒酒端菜，反正不能隨便“坐”。

盡管分析了那么多，這終究只是一種可能，實際情況早已沒人知曉。只是推理過后，我們愿意相信《史記》里無數難以證實的細節，不會是毫無思考的編造，而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史學家做出的精彩想象。

然而歷史上更多的是像編假詞條的折毛那樣，富有熱情但是訓練不有素的史學家。

如果你問漢朝人，了解孔子生平的言論要看什么書？他會告訴你要看《論語》；你問晉朝人，他會告訴你不僅要看《論語》，還要看《孔子家語》；你問宋朝人，他會告訴你不僅要看前兩本，還要看《孔子集語》；你問明朝人，他會告訴你不僅要看前三本，還要看《論語外篇》。

《論語外篇》明·李栻 （來源：傅斯年圖書館）

訓練不有素的史學家們前赴后繼，導致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別人講的話都是越傳越少，孔子講的話卻越傳越多，每個朝代都能多出很多新書。現在能有這樣盛況的，恐怕只有魯迅和宮崎駿的電影了。順便提一句，司馬遷也難逃魔掌：清朝曾經流行過一版帶有元朝歷史的《史記》。

寫假書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清朝崔東壁的《考信錄》里提到這樣一本文集：作者為了防止別人造他的假，特別在序言里寫“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為厲鬼以擊之” 。

不過有些時候不小心造假也情有可原。好比劉邦手下其實有兩個韓信，一個是受過胯下之辱的淮陰侯韓信，一個是沒有受過胯下之辱的韓王韓信。如果后來哪個朝代的史學家要給其中一位編一部《韓信語錄》，弄出假來恐怕也不可避免。

總的來說，這都是名字太大眾惹出來的問題。前一陣網上傳說蘇炳添是蘇軾的后代，這并不會引起什么誤會，可要是有人說自己是韓信的后代，就免不了要被有些人質問一句：哪個韓信？這么想來，幸好我國的圣人叫孔子而不是張偉，不然現在我們每年就要看到三十萬本張偉的新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