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引自木鐸書聲木鐸說/日前，“某些字詞讀音被改”的新聞受到大眾的熱烈討論，各方觀點不一。很多人不太明白，讀音不是固定的嗎？為什么會變呢？其實，并不是隨便哪個字....

引自木鐸書聲

木鐸說 / 日前，“某些字詞讀音被改”的新聞受到大眾的熱烈討論，各方觀點不一。很多人不太明白，讀音不是固定的嗎？為什么會變呢？其實，并不是隨便哪個字詞的讀音都會被改，只有“異讀字”的讀音才會被重新審定。

那什么是異讀字？為什么會出現異讀字？異讀字讀音審定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不妨看完這篇文章，再來說說你的看法吧~

一、什么是異讀字？

一個漢字有不止一個讀音，我們就說它有異讀，有異讀的字我們就稱之為異讀字。這里所說的異讀字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所謂廣義的異讀字，又稱多音多義字，簡稱多音字，即一個字的幾個不同讀音代表不同意義。如：好hǎo、hào。狹義的異讀字是多音同義字，即一個字的幾個不同讀音不區別意義，所表意義相同，如：血xuè、xiě。

漢字中存在大量的異讀字，歷代字典、韻書、音義書均有收錄。據張渭毅粗略統計得出的結果，宋代《集韻》中的異讀字多達11 910個，按其收字32 381個計算，每三個字中就有一個異讀字，簡直就像一部異讀字字典［1］。現代字典、詞典里的異讀字也很多，根據張莉霞的統計，《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第5版，以下簡稱《現漢》）收錄的多音字為928個［2］。從總的數量上看，異讀字從古至今還是明顯減少的，但在現行通用漢字中，異讀字所占的數量仍然比較大。

我們經常遇到的異讀現象，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 1 —

多音多義字本來是用不同的讀音區別不同的意義，但在口語中，人們對表不同意義的讀音并不加以嚴格區分。

如“載”有zǎi、zài兩讀，在“載人航天飛船”里應讀“zài”，在“刊載”“三年五載”里讀“zǎi”，但我們常常聽到“zǎi人航天飛船”的讀法，“下載”的“zài”更是幾乎都讀成了“zǎi”。再如“處”有chǔ、chù兩讀,表名詞義時讀chù，表動詞義時讀chǔ，但人們常把“chǔ理”讀成“chù理”。

這些字在人們的口語里就由多音多義字變成了單音多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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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字在辭書里只標注A音，是單音字，但在人們的口語里卻讀成了與辭書注音不一致的B音。A、B兩種讀音形成了不別義的異讀。

如“辦公室”的“室”字典里注shì,但讀shǐ的大有人在；“潛力”的“潛”字典里注qián，但我們時常會聽到人們讀qiǎn力。

也有的字因為誤讀的多了，形成了勢力，積非成是，誤讀音變成了正讀音。

如“蕁麻疹”的“蕁”，原本讀qián,因其聲符為“尋”，人們常把“蕁”誤讀成xún。所以，在1985年頒布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以下簡稱《審音表》）里就把“蕁麻疹”一詞里的“蕁”的讀音審定為“xún”了，但在“蕁麻”一詞里“蕁”仍讀qián［3］。

— 3 —

不同字典對同一個字的注音不一致導致了某些異讀的產生。

如“卡脖子”的“卡”《現漢》注qiǎ，《漢語大字典》（縮印本）（1995年版，以下簡稱《大字典》）注kǎ。“作”的讀音，《現漢》按《審音表》的規定，除了“作坊”注zuō外，其他均注zuò。不過在“作踐、作料”后加括號說明口語中多讀zuó,在“作弄、作死、作揖”后加括號說明口語中多讀zuō。但《大字典》中“作”仍有zuō、zuó、zuò三讀，“作踐、作料、作興”標注zuó音，“作弄、作死、自作自受”標注zuō音，與后附《審音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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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的調整也會造成一些字的異讀。1957年《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以下簡稱《初稿》）有一條審音標準：“古代清入聲字在北京話的聲調，凡是沒有異讀的，就采用北京已經通行的讀法。凡是有異讀的，假若其中有一個是陰平調，原則上就采用陰平，……否則逐字考慮，采用比較通用的讀法。”［4］

“跡”本為精紐、昔韻的清入聲字，因北京人對古入聲字有讀去聲的傾向，《初稿》“跡”的讀音審訂為去聲。1962年發表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第三編）對《初稿》個別詞條的讀音進行了修改，“跡”的讀音依據《初稿》的審音原則改為了陰平。到1985年的《審音表》里“跡”的讀音又改回了《初稿》的讀法，統讀去聲［5］。這樣的改變致使現今這個字的讀音出現了陰平和去聲兩讀。

像“呆（ái/dāi）板”“從（cōng/cóng）容”“圍繞（rǎo/rào）”等字也有這樣的問題（括號里的后一個為現在的規范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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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讀音和白讀音不同造成的異讀。《審音表》收錄了31個標注“文”讀和“語”讀的文白異讀字，并對各自的使用場合做出了規定：“前者（指文讀）一般用于書面語言，用于復音詞和文言成語中。后者（指語讀，白讀）多用于口語中的單音詞及少數日常生活的復音詞中。”［6］但因為文讀和白讀不區別意義，口語和書面語的界限實際上又較難分清，所以人們經常混淆文讀和白讀。如：角（jué/jiǎo）色、拋頭露（lù/lòu）面。

— 6 —

我們閱讀古詩文時，還會遇到一些詞語存在古今異讀，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破讀字的讀音，如《韓非子·說林下》：“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7］一句中后一個“衣”，讀本音yī，名詞，義為衣服；前一個“衣”讀破讀音yì，動詞，義為穿（衣）。這個破讀音在現代漢語里已經不用了。

（2）通假字的讀音，如《列子·湯問》：“甚矣汝之不惠！ ”［8］一句中，“惠”通“慧”，兩字讀音相同，均讀huì，而在《論語·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9］一句中，“歸”通“饋”，兩字古音相近，而今讀不同。此處的“歸”是讀作guī，還是讀作kuì？

（3）古今字的讀音，如《戰國策·齊策·齊人有馮諼者》：“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10］責，本義為債務，后來寫作“債”，讀作zhài，“責”讀作zé，表示索取、責任、譴責、處罰等義。在表示債務義時，“責”“債”為古今字。那么，在上面的例句中“責”怎么讀呢？類似的還有“知／智”“奉／捧”等。

（4）古代一些專有名詞的讀音，也存在與一般讀音不同的特殊讀音。如酈食其jī、皋陶yáo等古人名，陽夏jiǎ、康居qú等古地名，吐蕃bō、龜qiū茲cí等古族名、國名，仆射yè、洗xiǎn馬等古官名。

如何對待以上所列這些古今異讀音？是完全按照今音來讀還是對某些古音有所保留？學者們的意見不同，所以在古詩文的注釋中各家對以上異讀字的注音也不盡一致。

二、漢字異讀的成因

異讀是漢語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漢語的音系從上古到中古再到近現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歷史音變是導致漢字出現異讀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漢語聲母系統從上古到中古的一個變化就是，輕唇音“非、敷、奉、微”從重唇音“幫、滂、並、明”中分化了出來。上古讀重唇的字，到中古也有了輕唇的讀音。如蔓，（mán）蔓菁，母官切，明母；wàn，細長不能直立的莖，瓜蔓，無販切，微母；màn，義同wàn，多用于合成詞。

韻母方面，中古到近現代韻母系統發展變化的表現之一是入聲韻尾[-p][-t][-k]的消失,這也直接促使一些漢字異讀的形成。普通話里的文白異讀字主要就來自中古部分收[-k]尾的入聲字。如：熟，《廣韻》收在入聲屋韻，殊六切，只有一音；到了《中原音韻》，隨著入聲韻尾[-k]的消失，“熟”字也產生了異讀，一讀為魚模韻的shú，一讀為尤侯韻的shóu，前為文讀，后為白讀。

聲調系統方面的主要變化是入派三聲。現在普通話中仍保留文白異讀的字多是中古的清入字。如：伯、迫，《廣韻》收在入聲陌韻，只有一讀，今音兩讀，分別為bó/bǎi，pò/pǎi，韻母和聲調都有了變化。

普通話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一些方言詞，有一些漢字的異讀就是方言詞進入普通話，方音與普通話讀音并存形成的。如：靚jìng/（方）liàng，忒tè/（方）tuī、tēi等。

漢語在與外語接觸的過程中，有一些外來詞進入了漢語，而這些外來詞是用漢字來記音的，也就使得一些漢字除了原有的讀音以外又增加了譯音。如：打dǎ擊/蘇打dá（英soda）、一打dá（英dozen），南nán北、有無wú/南無nāmó（梵namas）等。

除了語音方面的因素，文字因素也可以造成漢字的異讀。最明顯的是漢字的簡化導致的異讀。如：發fā、髮fà本是音義都不相同的兩個字，“發”簡化以后寫作“發”，“髮”簡化以后由讀音相近的“發”代替，這樣“發”就在原有fā音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fà音，變成了兩讀字。

異形詞也可以造成漢字的異讀。如記錄“潦倒失意；豪邁不拘束”這個意思的有三種詞形：落魄、落拓、落泊，它們是異形詞。《現漢》是這樣注音的：落魄luòpò（又讀luòtuò），另見luòbó。因此“魄”就有了pò、tuò、bó三讀。

破讀也是造成異讀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破讀，就是一個字因意義或詞性的不同而改變原來的讀音，原來的讀音叫“本音”或“讀如字”，改變的讀音叫“破讀音”。這種因詞義或詞性的改變所導致的讀音的變化，是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相互影響的結果。如：衣，本音yī，名詞，義為衣服；破讀音yì，動詞，義為穿衣。有些字的破讀音至今還保留在現代漢語中，如：飲yǐn 料/飲yìn馬，有的已經消失了,如“女”的破讀音nǜ。

如上所舉，漢字異讀產生的原因有很多種，但究其根本原因， 我們認為還是和漢字本身的性質特點有關。漢字屬于表意體系的文字，在造字之初用一個字形記錄一個音節一個語素， 但隨著新詞的不斷產生，詞義發生引申、假借、轉移等變化，再加上語音的演變等因素， 使得原有漢字字形所負載的音義信息逐漸增多，一形一音一義就變為一形多音多義。由于漢字具有超時空的穩定性， 語音的變化往往不能直接通過字形反映出來，歷時的音變累積在一起，就表現為共時平面的一字異讀。

在“見形知義”的心理需求下，人們對字形、字義的關注往往高于字音。古代的漢字規范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對字形的規范上，且多與讀經、科舉、童蒙教育相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頒發的一系列語言文字法規，除了1985年12月頒布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是針對字音的以外，其他包括《簡化字總表》在內的9個漢字規范的標準都是關于字形或字量的。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與字形、字量的規范相比，字音的規范難度較大。一個字雖然有不同的讀法，但如果在一定的語境下，不影響交際，人們也就不追究到底該讀哪個音，而且語音是稍縱即逝的，也不那么容易追究。這恐怕也是造成今天漢字存在較多異讀的原因之一。

三、規范漢字異讀應做好幾方面的工作

我們在漢字的字形、字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規范工作，對字音的規范主要體現在《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制定上。1982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組織專家對1963年發布的《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進行了修訂，經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廣播電視部審核通過，于1985年12月以《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名稱予以公布［11］。該表所審的“普通話里有異讀的詞和有異讀的作為‘語素’的字”共839條，對其中的586條進行了“統讀”［12］，這就減少了異讀，為規范普通話語音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雖然《審音表》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廣播等部門及全國其他部門、行業所涉及的普通話異讀詞的讀音、標音，均以本表為準”［13］，但由于宣傳力度不夠大、監管執行不嚴等原因，致使有些辭書、媒體對異讀字的標音、讀音仍存在與《審音表》不一致的地方。另外，《審音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還有一些沒有辨義作用或辨義作用很小的異讀，沒有審訂；審訂的一些北京話中因輕聲、兒化等語流音變造成的異讀，也不利于方言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由于對“人名、地名的異讀審定，除原表已涉及的少量詞條外，留待以后再審”［14］，就使得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的異讀仍處在混亂的狀態。

所以，對異讀字的審音工作還應該繼續進行下去。在對漢字異讀進行整理、規范時，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 充分總結和吸取以往幾次審音工作的經驗，分析不足，為進一步規范漢字異讀做好準備。從民國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漢字的審音工作具有相當長的延續性，在審音原則的制定、審音標準和對象的選擇、審音機構的組成、政府的支持和宣傳等方面，以往的工作都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而前幾次審音工作中存在的諸如透明度不夠、對某些異讀字的選取把關不嚴等問題，在進行新一輪的審音時應力求避免。

第二，廣泛調查，征求各方意見，尊重和記錄語言事實，按照“從眾、從俗、從簡”的原則來處理異讀字的讀音問題。語音就某一歷史時期來說有相對穩定性，而從歷時發展來看又一直處在變化中。《審音表》已經頒布實施20多年了，為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范化而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也已經出了第6版，目前的異讀字規范情況如何？《審音表》已經審訂的異讀字哪些已被多數人接受？哪些還未被大部分人接受？未“統讀”的多音字哪些是人們經常誤讀的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廣泛、細致的調查研究。

審音的原則之一是要符合語音的演變規律，但是在確立規范時，也不能不從實際出發，尊重語言使用事實。特別是當語音演變規律與實際讀音發生矛盾時，我們認為應該尊重和記錄語言事實，取其現實的讀音，按照“從眾、從俗、從簡”的原則來處理異讀字的讀音問題。《現漢》對“背包”一詞中“背”字注音的變化就是體現這一原則的實例。

“背包”作名詞，其中“背”的讀音，《現漢》第1版至第4版均注為bèi，釋義為“行軍或者外出時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第5版的注音修正為bēi,釋義也有所改變：①行軍或者外出時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打～。②一種可以背在背上的包。

對這種改變，《現漢》詞典編輯室的有關編輯解釋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的演變，“背包”指行軍打仗時士兵背在背上的衣被包裹的詞義漸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而那個與提包、挎包、拎包并行的“雙肩使用”的“背包”使用則越來越頻繁。另外，平常百姓對該詞的讀音大多數也是bēibāo，所以根據“從俗、從眾”的原則以及詞義的發展變化，在2005年版中進行了相應的修正［15］。

在進行新一輪的異讀字審音時，有關部門應廣泛征求作為社會語言生活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意愿和要求，根據實際的語言變化，對權威規范性詞典及極大影響人們語言文字使用的出版物（例如中小學教材、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等）加以修訂，這樣才能使規范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而引導語言及語言生活朝著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

第三，把異讀音的規范與字形、詞形的整理、規范結合起來進行。漢字的形、音、義是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在對漢字的字形、字音進行規范時，往往會牽一發而動全局，所以應該遵循系統性原則，兼顧形、音、義三要素，權衡利弊，避免顧此失彼，得不償失。

19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中有一條“同音代替”的簡化原則，如以“里”代“裏”、以“幾”代“幾”等。在推行的過程中發現，雖然歷史上這些字早就通用，但讀音相近同的繁簡兩個字，意義上并不完全相等，這樣就容易造成混淆。所以1964年的《簡化字總表》對10個同音代替的簡化字的用法加了注腳，對“適（適）”、“寧（寧）”進行了解釋。“適”“適”本來音義無關，“適”是”

”的隸楷字，讀kuò，多用于人名，如南宮適、洪適。“適”作“適”的簡化字后，就有了shì和kuò兩個讀音。為避免混淆，讀kuò時，可恢復本字。“寧”本讀zhù，作“寧”的簡化字后，讀zhù的“寧”要寫作“?”,從其得聲的字，字形都要改，如貯、佇、苧、纻，從“寧”得聲的字也要改，如擰、檸、嚀、濘、獰、聹。“苧”既是“薴”的簡體，讀níng,是一種有機化合物；又是“苧”的繁體，讀zhù，是植物苧麻。

前文提到“魄”的異讀是由于記錄異形詞而形成的。如果把luòtuò這個詞的規范詞形寫作“落拓”，luòbó寫作“落泊”，“魄”就不再是異讀字，而是只讀pò音的單音字了。類似的還有疙瘩、圪塔、疙疸、圪垯、屹、紇繨，若gēda的規范詞形寫作“疙瘩”，則塔、屹、紇就不存在異讀了。所以異讀音的減少應該與異形詞的規范聯系起來考慮。

四、規范異讀字的幾點建議

我們認為，語言作為人們的交際工具，應該是易學便用的。漢字異讀的存在，特別是那些不辨別意義或不區別用法的異讀，不僅為語言教學、媒體播音帶來了不少麻煩，甚至還曾引發過官司。因此，規范異讀字的讀音， 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異讀，已經刻不容緩。我們就此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沒有辨義作用或辨義作用很小的異讀，可以對其進行統讀。《審音表》已經統讀了586個異讀字，積極推動了字音的規范，但還需在測查異讀音使用頻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統讀力度。如：“片”有piàn和piān兩讀，《現漢》在piān音下，只收了“片兒”和“片子”兩個詞條，而且對“片兒”的解釋為“同‘片’（piàn）①，用于相片兒、畫片兒、唱片兒、影片兒等詞”；“片子”也有piàn·zi和piān·zi 兩讀，所以可統讀為piàn。

因北京話的兒化造成的不辨義異讀也可以酌情進行統讀。如：桑葚shèn/桑葚兒rèn、中間jiān/中間兒jiàn等，可以取消兒化異讀。

《審音表》審訂的一些因輕聲而存在的異讀，如：零散san、哭喪sang等，從利于方言區的人們學習普通話的角度看，可以讀原調。

文白兩讀所表意義相同，用法上有分工但不易掌握，可以進行統讀。如“血”有xuè和xiě兩讀，在口語中人們已統讀為xuě，不妨承認其合法地位。大多數的文白異讀，都可以根據調查、統計得出的構詞能力和人們的習用程度等因素，進行統讀，或取文讀音，或取白讀音。以前對文白異讀的審訂也是這么做的。

其次，對那些多音多義字，雖然其不同的音項與不同的義項相對應，但在人們的口語中經常混而不分（如前文提到的“載”“處”等）、不影響意義的表達，且已經被廣泛使用的，就可以本著“從眾”的原則予以統讀。

第三， 對于上文所提到的古書中專有名詞的古今異讀音，我們認為也可以取消所謂的古讀，按其普通話的讀音來讀。一是因為這些古代的專有名詞現已不用，而且意義單一，讀作普通話音不會影響對其意義的理解（若是擔心讀者誤解，可用特殊符號標注其為專有名詞）。二是有些所謂的古讀也不是真正的古音，有的是古反切的折合音，有的是外來詞在當時的漢譯音，所以沒有保留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的古詩文中詞語的古今異讀音要區別對待，比如區別詞性和詞義的破讀音，為了體現古今漢語的不同可以仍按破讀音讀， 通假字毫無疑問要讀本字音，古今字讀今字音。而對那些已經被普通話吸收的古語詞， 讀作普通話音對理解字義并無大礙的則可按普通話音來讀。如“樂山樂水”的“樂”不必讀成yào，“說客”的“說”也不必讀成shuì。

最后，一旦確立了新的規范，就要大力宣傳，嚴格貫徹執行，避免因不同辭書、教材等出版物對同一個字注音不一致而導致的異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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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關于漢字異讀的幾個問題》，個別標題有改動

來源丨《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6期 2013年11月

作者丨趙衛 李青峰 天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排版丨周炫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