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語言歸跟到底是人民大眾的語言不是語言學家的語言，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六安正確讀法?以下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六安正確讀法語言歸跟到底是人民大眾的語言不是語言....

語言歸跟到底是人民大眾的語言不是語言學家的語言，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六安正確讀法?以下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六安正確讀法

語言歸跟到底是人民大眾的語言

不是語言學家的語言

如果脫離了當下實際，規范也沒有太大意義

本刊記者/杜瑋

近日來，安徽這輪新冠疫情讓六安這座城市一夜成名，也讓網友們就六安的讀音該讀liù還是lù，吵翻了天。在央視新聞、財經頻道播出的多檔新聞節目中，多位主播將六安讀作“liù ān”。而在安徽衛視、六安廣播電視臺等本地新聞節目中，主播仍將六安讀作“lù ān”。

央視主播們念“liù ān”的唯一依據，是最新版《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中，“六”字只有“liù”的讀音。早在2016年，央視新聞主播郭志堅就因在新聞播報中讀作“liù ān”引發討論，當時，他在微博附圖曬出了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中的注解作為解釋。實際上，早在2005年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出版時，就刪去了此前版本中保有的“lù”的讀音。對此，安徽省政府2006年曾表示，地名應充分尊重當地政府和群眾意見，六安應該保留“lù”這一讀音。

近年來，幾乎每一次《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的再版，伴隨著字音、字義修訂，收錄詞條的增減，都能掀起輿論討論的聲浪乃至質疑。作為兼顧專業性、語言使用規范和集納民眾使用習慣的綜合體，字詞典修訂的專業性、嚴謹性、科學性，值得重新審視。

六（lù）安與六（liù）安之爭

郭志堅在呼應網友質疑時解釋說，對于媒體工作者來說，發音書寫的唯一依據是經過國家權威部門審定的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劉祥柏是該所研究員，也是安徽六安人，同時還是國家語委委托的新一輪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課題組成員。課題組修訂的審音表將成為辭書字詞讀音的標準，課題組部分成員與詞典編輯成員有重合。2016年，六安地名讀音引發熱議后，并不負責編撰詞典的劉祥柏受課題組委托，寫下了《“六安”地名的讀音》一文，對《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為何刪去lù的讀音作了解釋。

他的核心觀點在于，liù和lù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詞語中文白異讀的兩個讀音，前者是白讀音，后者是文讀音，即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別，好比“熟（shóu）透了”和“熟（shú）悉”。這兩種讀音在語音發展過程中此消彼長，使用lù這一讀音的地方越來越少，因而在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中刪去了這一讀音。

就網上所說lù這一讀音來自方言古音的說法，劉祥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一說法也并不確切。六安地名是由夏商時期“六安國”“六安州”的歷史延續而來，到漢武帝時，取“六地平安，永不反叛”之意，由此得名。而六安一詞，在當地方言中讀音只是聽起來接近lù，lù這個讀音和當地方言讀音也并無直接聯系。

主持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編纂的原中國社科院語言所副所長晁繼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代漢語詞典》編寫和修訂是以學術研究為基礎。讀六（liù）安是依據古今字音演變規律，方言音和普通話音的折合規律及“名從主人”的原則。在安徽當地方言中，無論是表示地名，還是數字，發音都接近于lù的音，對應折合成普通話即為liù，而所謂的名從主人，是指人名、地名中多音字的取舍原則，并非刻意去遷就方言音。類似的，廣西百色曾在一段時間內因受方言讀音影響，在第一版《現代漢語詞典》讀成（bó se），到第三版改為（bǎi se）。

晁繼周說，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時，共有15位編者參與，對于六（lù）這一讀音的去除也是大家共同商討決定的。當時，晁繼周還詢問了語言所兩位家鄉是六安的詞典研究室人員，以及一位來自六安近鄰安徽無為的家政服務員的意見，幾人都認為該讀“liù ān”。

一些語言學界業內人士進一步解釋說，只有方言的特殊音才有折合成普通話的需要。像濟（jǐ）南、麗（lí）水在當地方言中，濟和麗兩個字讀音和其他使用場景中常用讀音不同，是特殊讀音，因此有收錄的必要。如果“lù”的讀音被收入，這意味著各地方言僅因為與普通話讀音差別，都有被收入可能性。方言特殊音的收錄要于史有據。相比之下，如蚌字，自古以來，就有bàng和bèng兩種讀音，蚌埠一詞中即沿用bèng的這一古音，因此，在《現代漢語詞典》《新華字典》中得以保留。類似的，江西鉛山讀作yán shān，也因有古音的支持。

至于此前幾版《現代漢語詞典》為何收錄“lù”這一讀音，劉祥柏解釋說，這是因為在1957~1962年間，國家層面完成的第一次審音成果——《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包含了lù的讀音。最初幾版《現代漢語詞典》以此為依據，標注有這一讀音，列出詞匯除了六安，還有南京六合等。1985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了第二版審音表，這一版中對于地名的讀音并沒有進行審定，其中自然也沒有囊括地名的讀音。這使得詞典編輯人員在修訂第5版時，以為lù的讀音已經被刪去，讀音修訂會因此受影響。晁繼周也承認這一因素。實際上，減少異讀字是歷次審音工作一個目的。劉祥柏參與2011年啟動，2016年形成初稿，目前仍在征求公眾意見的第三次審音表，依然沒有對地名讀音審定。

至于六安地名讀音，2021年5月19日，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在官網回復網友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2020》，六安市拼音為“Lu’an Shi”。

對此，劉祥柏解釋說，在辭書編纂過程中，因地名較為敏感，編輯過程“按道理需要有多個部門，包括國家語委、民政部等，需要合作研討，但是到現在為止，這樣合作機制還沒有順暢形成。可能會出現民政部門和語言研究部門或者語言管理部門意見不完全一致的情況。”

江藍生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也是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修訂工作的主持人，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關于地名，編輯人員會去向國家相關負責部門問詢意見，如果對方不回復，“我們也不能空著”。編輯人員會根據古今音變的規律，同時要考慮當地人文因素，去當地走訪調查，綜合當地民眾和專家學者意見，二者取得一個平衡點。但晁繼周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就六安讀音一事，當時詞典的編寫者并沒有到當地展開大規模調查，也沒有就此和民政部相關部門溝通。

2014年3月，民政部、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聯合發文，通過邀請相關專家審音論證，將一度引發討論的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名讀音定為“tàn chāng”，這是當地人們代代相傳的口語交流以及官方語言中的讀音，因讀音問題給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不便。在此前幾版《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2013》中，都只有一個讀音“dàng”，最新版兩部辭書中，均收錄了“tàn”的讀音。

關于地名究竟應該怎么讀，國內一位不愿具名的語言學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語言的規范使用是學術性問題，但學術性只是參考的一個標準，并非唯一標準。“語言歸根結底是人民大眾的語言，不是語言學家的語言，如果脫離了當下實際，規范也沒有太大意義。”

《咬文嚼字》雜志主編黃安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并不贊成“lù”從詞典中抹去，辭書應反映語言客觀實際，沒有資格輕易取消一個音。“如果去六安調查，不排除有六安人會讀‘liù’，但絕大多數當地人乃至全國很多其他地方民眾都會讀‘lù’”。如果大家對于一個音認知比較統一，才應該考慮調整。央視主播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依據，本身也是值得商榷。

新華社對此發文稱，面對當前地名讀音爭議，民政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詞典編纂機構等有關方面應加強溝通和研究，回應關切，讓每個地名都承載起歷史和現實的內涵，讀得明明白白。前述不愿具名的語言學家說，對于語言規范尺度、執行的標準，學術界不一定能達成高度共識，普通人也不清楚，這就更應該將詞典的編撰標準及過程透明化，才能消除公眾疑慮。就他自己而言，即便做語言文字工作，對于兩本辭書的收詞原則、量化標準也并不十分清楚。

被認定的“權威”和瘋狂的辭書市場

1950年，出于普及國民教育和規范漢語的需要，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兼編審局局長葉圣陶發起并成立新華辭書社，委托語言學家魏建功編寫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小型中文工具書。1953年，《新華字典》出版第1版。

1956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責成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寫以確定詞匯規范為目標的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語言所內部成立編寫組。同一年，新華辭書社整體并入語言研究所，和語言所原有人馬共同成立詞典編輯室，自此兩本辭書都由該編輯室修訂。直到2017年，中國社科院詞典編纂研究中心成立，下設詞典編輯室，主要負責《現代漢語詞典》及相關辭書編纂，另外成立新華字典編輯室，專門承擔《新華字典》的修訂，每個編輯室分別有5～7人。

兩部辭書收錄字詞規模和適用人群不同，分別為字典和詞典。1953年版的《新華字典》收單字6840個，最新版收13000字，適用人群可以是小學生及其他語言文字初學者。而《現代漢語詞典》收錄詞條在7萬條左右，適用于更高階及對文字信息檢索要求更全面的使用者。自1957年之后，《新華字典》與《現代漢語詞典》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原所長劉丹青介紹說，詞典的更新是由語言變化、研究深化和社會需求共同推動，具體由商務印書館和語言所商定實施，兩部辭書修訂的周期也沒有一定之規，改革開放后，大致是每5-7年再版一次，每一版出版之時也意味著下一版修訂的準備工作已經開始，真正啟動修訂要晚一兩年，修訂過程要兩到三年，乃至更長。

迄今為止，《新華字典》2020年出版了最新的第12版，歷史上重印600多次，印數超過6億冊，成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字典。《現代漢語詞典》截至目前銷量幾千萬冊，最新版出版是在2016年。在過往幾十年，一版版的更新中，兩部辭書一度成為公眾心中字詞使用的權威、規范和標準。

劉祥柏解釋說，從某種程度來講，兩部辭書本質是一種商品，反映的是詞典編寫組在被賦予一定靈活性的前提下，貫徹、執行國家文字、語音各項規范，呈現出的專業意見。但這代表一部分專家的見解，而非所有專家。放在更宏觀視野下，詞典編纂是個體行為，但《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目前已經成為教育、媒體部門心目中所認定的無形的標準。就字詞典本身而言，二者并非提供新的國家標準，國家層面也沒有任何官方文件認定這兩部字典就是國家標準。“盡管有的字典稱為規范化、標準化詞典，但其實它也不是真正國家頒布的標準，國家也沒有頒布這樣的標準。” 黃安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兩部辭書只是執行國家標準進行編寫，某種程度上來講，是國家標準呈現出來的一種樣態和重要參考，“不能代表標準，也是有漏洞的”。

雖然辭書的編纂人員都聲稱，他們為了一個地名讀音的確定、一個字的增列、一個義項的增刪、一個新詞的入例，都反復琢磨，甚至奔波千里。但事實上，近幾年，人們對于兩部辭書推崇的光環正在消減，辭書的權威性正在受到挑戰。

對于2011年更新的第11版《新華字典》，有網友指出其有64處錯誤。有媒體還發現，字典中對于“鞏”、“高”兩字的解釋中，都沒有姓氏這一常見含義的注解，“腳趾頭”和“腳指頭”，“制服”和“制伏”混用的現象存在。據媒體報道，雖同為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編纂，同一種水果，《新華字典》收錄“榴蓮”，《現代漢語詞典》中是“榴梿”，二者還有“沖突”的情況。而新版《現代漢語詞典》中，標注了二者同一含義。江藍生說，有了國家規范后，會參考規范，規范明確之前，會根據媒體用的哪個詞多來決定。而一段時間內，兩部詞典的編者也不完全一致。

質量不一定穩步提高，但伴隨著詞典不斷更新，價格卻在不斷攀升。《新華字典》最新版28元的價格還算親民。《現代漢語詞典》第3版于上世紀90年代末修訂，定價55元，到了2016年9月出版的第7版，價格已高達109元。

黃安靖說，詞典和其他商品不一樣，作為國人學習語言文字的基礎性工具書，實際上涉及到的是教育公平、文化普及，價格過高，將導致的就是教育不公平，“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可能都買不起工具書”。黃安靖認為，詞典工具書適時修訂是有必要的，但修訂周期不宜太短，修訂的語言一定程度是為了流傳后世的，需要給予一定時間讓語言積淀下來。而目前，辭書市場有太多出版物，魚龍混雜，讓民眾無從選擇，甚至不少詞典中還有低級錯誤，這對于文字和語言都是一種傷害，出版主管部門應予以研究，對市場進行規范。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