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天發(fā)布漢印作業(yè)的第114方，就是這一方：（漢印部曲將印）這是一方東漢官印，同內(nèi)容的東漢官印非常多，這只是其中的一方。大小是寬2.35厘米，高2.32厘米，....

今天發(fā)布漢印作業(yè)的第114方，就是這一方：

（漢印部曲將印）

這是一方東漢官印，同內(nèi)容的東漢官印非常多，這只是其中的一方。大小是寬2.35厘米，高2.32厘米，基本上是典型的漢印大小。選用石材可以用2.5厘米見方的石料，削邊完成后以“畢肖原印”為標準，對照原印檢查效果。

提到東漢官印，有兩種成見較深，一是東漢的滿白印，似乎刻漢印模式的印就是刻滿白風格的白文印，東漢末期的官印因筆畫粗壯確實多滿白效果導致了這種成見；另一種成見是東漢的將軍印，縱橫率真，單刀完成，細文白印，因為東漢末年的長時間戰(zhàn)爭導致了這種成見；其實在東漢初年，即剛完成從新莽轉(zhuǎn)向東漢的一段時間里，漢印還是相當精美的。既有西漢的渾厚凝重，也有新莽的精致典雅。

近代篆刻大師吳昌碩的最重要的印論是記載在《耦花庵印存》序言里的這一段：

夫刻印本不難。而難于字體這純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圓之互異。

（秦印印例）

秦印中的摹印篆由于字形本身的原因決定了印章的形式，圖（4）“南池里印”，的外形方正是因為內(nèi)部做了豎界線處理，使左右兩空地都形成了豎長的印面空間，適應(yīng)了摹印篆的字形。后來西漢字形更加盤曲方正，印面慢慢轉(zhuǎn)成正方形，至新莽時期，國內(nèi)通行文字為六種（《說文解字》序），又對印章里做了規(guī)定，即入印文字為“繆篆”，字形轉(zhuǎn)為隸意更加明顯的正方形字形，前面我們所臨的漢印，大致都是正方形印章，印面文字為繆篆，由于繆篆字形是結(jié)合了小篆圓轉(zhuǎn)與隸書方正兩種特點的字形特點，由此導致字形的特點可以總結(jié)為一句話：“方不方，圓不圓”。

由此更進一步延展，繆篆在漢印中表現(xiàn)的筆畫特征也是這種方不方，圓不圓，界于篆書與隸書字體特征在“方圓之間”的筆畫特征。

由于漢印成為后世篆刻家們?nèi)》ǖ闹饕獙ο螅纱诵纬闪俗虒徝赖闹饕獙徝罉邮剑热缥縻霭思依镛蓪谒摹敖鹗薄钡倪吙罾镎f：

（奚岡“金石癖”及邊款）

“作漢印宜筆往而圓，神存而方，當以《李翕》、《張遷》等碑參之，戊申五月，鐵生記。

圓轉(zhuǎn)以示流動，屬性是陰柔的，方正以顯剛正，屬性是陽剛的，這是中國原始審美的方圓并濟特征，也是中國陰陽相生的萬物特征，這當然也是中國化藝術(shù)形式必須理解的藝術(shù)特征。趙之琛也說：“漢鑄印工整中有流動之氣，得之非易也。”（叢桂留人邊款），“仿朱文以活動為主，而尤貴方中有圓，始得宋元遺意”(泰順津鼎彝長書畫記邊款)，顯然，這種認知是大部分篆刻大家們的共同審美視角。

當然這不是浙派（奚岡和趙之琛都是浙派的），吳昌碩也有相似的理論，他說：“方勁處而兼圓轉(zhuǎn)，古封泥時或見之，西泠（就是上面的浙派見解）一派實祖于此，此茲擬其意，若能起丁（敬）、蔣（仁）而討論之，必曰吾道不孤。”（見下面的葛書征印及邊款）。有這種見解時，吳昌碩已經(jīng)“七十有一”是在他“人印俱老”的藝術(shù)成熟期的成熟見解。

（吳昌碩刻葛書征印邊款）

再說黃牧甫，他則直接揭示漢印的的這種方圓并濟的特征是基于文字的，“繆篆中參用隸法，漢印數(shù)見……”（祺勛印邊款），進而找到要學這種方圓特征并存的取法方法，就是從文字上解決“漢《祀三山公碑》去篆之縈折，為隸之徑直，書法勁古……”（東魯印邊款）。漢印字法、篆法的學習，除了在漢印中臨摹、學習外，還可以以印外求印的方式到漢碑里找依托。（對于我們來說，可以把大三山公碑好好學習臨摹一下。）

（黃牧甫刻祺勛印及邊款）

回到作業(yè)里，漢印里的字，字形是方的，由此構(gòu)成與方形印面的和諧感，再加漢印繆篆字體，終歸還是“篆”書，因此有相應(yīng)的曲線，這些曲線部分，使印面保持活潑流動，方形端正，曲線流動，動靜相宜，因此，在處理漢印中字的所有細節(jié)（字形、收筆、起筆、轉(zhuǎn)折等）都要理解“方不方，圓不圓”概念。

（【老李刻堂】之228，部分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