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記者|黃姍編輯|周卓然10月9日下午4點半，與陳川的見面被安排在上海時裝周“新天地·太平湖”秀場的采訪間內。陳川是源自中國上海的商務時裝品牌“LILY”的總....

記者| 黃姍

編輯| 周卓然

10月9日下午4點半，與陳川的見面被安排在上海時裝周“新天地·太平湖”秀場的采訪間內。

陳川是源自中國上海的商務時裝品牌“LILY”的總經理。他說話直接、務實，坐下后的開場白是自己的整牙計劃，起因是吃大餐搞掉了一顆門牙。

而在此之前的整一個小時，他都待在秀場上。因為，LILY商務時裝（以下簡稱“LILY”）團隊要將當晚的品牌大秀再預演一遍。作為上海2020年春夏時裝周的開幕首秀，這場秀容不得一點差池。

三個多小時后，這場主題為“中國新女性”的大秀如約而至。整場大秀以七位模特的群像表演開場：她們戴著墨鏡，身著黑色西裝，手提大號黑色郵差包，腳踩黑色尖頭漆皮鞋，踩著節奏強烈的電子樂成群結對出場。

在隨后的25分鐘里，通過一個空間的轉移和一個時間的變化——紐約城市影像向上海城市影像過渡，中國女士西裝從1980年代向當代潮流風格演變。LILY吸納各時期女士西裝的經典元素，例如80年代的闊肩和街頭風剪裁，結合包括牛仔、針織和傳統毛料等多種面料對女士西服進行了再創造。

對LILY來說，這顯然是一場用服裝語言與國內消費者直接對話的關鍵戰。為此，它請來了資深時尚媒體人崔丹策劃這場概念大秀，而著名時尚表演秀導演耀輝則受邀擔任藝術指導。

其中，崔丹讓辣目洋子代替不算高挑但自信滿滿的普通女孩代表出場，算是這場秀記憶深刻的部分。

中國新女性的多面

通過此，LILY希望用時下年輕的時尚語言與新一代中國女性消費者對話，并試圖打破社會對職場女性形象的固有理解。

這場品牌升級運動是基于LILY對中國性別意識現狀的認知。確實，當代中國新職場女性是與上一代不同了。

她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見過不少的世面，可以身著時髦而得體的職場服裝，也能褪下精致的戰服，換上一身運動休閑套裝在健身房揮汗如雨。

她們的面貌還有無數種，而她們最近大約都做了同一件事情——把一部叫做《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的美劇推到了豆瓣9.3的高分。

“時代變了，談戀愛哪有殺老公好看。”這是該劇豆瓣主頁排名第一的短評。雖然語帶調侃，但確實一針見血的指出了本劇爆紅全網的原因：在女性意識崛起的當今中國社會，任何對傳統婚姻制度和男權思維價值體系的反抗與顛覆，都極易讓女性集體狂歡。

中國女性確實在更廣泛程度上表現出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對個性化審美的渴求，以及對多元價值觀的認同。

如此看來，LILY的確摸到了中國新女性的神經。這讓它用黑色字體表粗的定位“商務時裝”有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你夠仔細，近日一定也注意到了大街上鋪天蓋地的廣告牌，LILY把帶有“讓#中國新女性#的每個角色都有正合適的職場表達”的廣告鋪滿了北上廣深的車站和地鐵。

這還不是全部。9月份，LILY率先登錄紐約2020春夏時裝周走秀。一個月后回到上海，LILY又為本土觀眾奉上了同樣主題的大秀。

在這兩場秀里，是LILY對中國職場國際化進程給予的期待，而它打出“中國新女性”的品牌升級概念，均采用中外超模加素人的演繹方式，試圖呈現品牌對當代中國職場女性的理解。

顯然，LILY所理解的“中國新女性”是“鋼筋叢林”大都市式的。而商務女性群體則是LILY所看好的、帶有中國特色的新女性的其中一張“臉譜”。

經過這一波激進造勢，不管國內外消費者們是否弄懂“LILY商務時裝”究竟是誰，但一定已經有更多的人記住了這個品牌名字，以及“中國新女性”這個口號。

從少淑品牌到商務女裝

事實上，LILY的這個定位曾歷經極大的轉變。

創立于2002年的LILY最初是一個做少淑女裝的本土品牌。而隨著國內女裝市場的蓬勃發展，少淑女裝品牌也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如何在越來越趨同和擁擠的女裝市場脫穎而出，成為LILY成立十年之際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職場女性對職業著裝需求正好應運而生，品牌們紛紛開始開發更適合職場的女裝風格。

中國女性最早感受到職業女裝的魅力可能來自巔峰時期的港劇。90年代，《法證先鋒》、《壹號皇庭》、《妙手仁心》等一系列經典香港職場劇，讓大陸女觀眾見識到了華人職場女性的魅力和職場女裝的豐富性。也因此，香港職場女性的職業著裝和風格審美曾一度成為那個年代的職場時尚標桿。

進入千禧年后，隨著國際貿易日漸繁盛，以及淘寶等電商的快速發展，日韓流行文化席卷而來。而源自日本的“Office Lady（OL）風格”等職場女裝風格也自然影響到大陸市場。

“OL風”是日本人在吸收了歐美女士西服、襯衫和裙裝的特點之后，發展出的更符合東亞女性身材和氣質的職場著裝風格，在東亞地區廣為流行。很長一段時間，該職場著裝風格是廣大中國職場女性爭相追逐的焦點。

不僅是淘寶店們，2005年左右女裝市場上較為成熟的商業女裝品牌，如ONLY、VERO MODA、歐時力等，都開始開發針對職場女性的服裝子品類。但沒有誰特意強調品牌的特長是“職場女裝”。

但2013年，LILY決定啟動品牌轉型，正式更名為“LILY商務時裝”，強調客群是25-35歲的都市職場女性。

事實上，千禧年的頭10年也恰好是中國職場女性快速增長的時期。咨詢公司麥肯錫早在2012年的一篇《預見2020年中國消費者》報告就指出，在2010年，中國女性占職場總人數的47%，而這一數字到2020年預計將超過50%。

這個增長趨勢主要得益于中國女性主觀上有強烈的職業發展意愿，客觀上她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在逐漸超越男性，同時企業當中的女性中高管的人數也在不斷攀升。

不過，“商務時裝”四字的內涵實際上比看上去復雜，過去，它主要用來形容男裝。在21世紀初，陳道明代言的男裝廣告讓“商務男裝”深入人心。

商務男裝市場的發展和品牌升級至少要比職場女裝的出現早個至少十年。而推動整個男士西服市場發展的是七匹狼、九牧王、勁霸、海瀾之家等傳統服裝企業的品牌轉型。

陳川承認，“商務時裝”四個字乍聽之下“很容易讓人感覺過于正式，或者老舊。”但有爭議就有關注，這恰恰是讓人記住品牌的好方式。

他告訴界面時尚，“干脆大大方方地就叫‘商務時裝’。最后其實因為沒人這樣講，商務時裝最后成為什么樣子，就是你雕刻出來的樣子。”

要立得住概念，也要買得到實物

那么問題在于，中國新女性想被雕琢成什么樣子？或者說，她們認知里的“商務時裝”長什么樣？

也許我們從一些日前火爆的國產劇能發現一些端倪，比如《都挺好》、《我的前半生》等。其中，姚晨在《都挺好》當中飾演的蘇明玉的數十套職場著裝，袁泉在《我的前半生》當中飾演的唐晶的職業扮相，都被觀眾和網友們奉為典范而熱烈追捧。

在界面時尚隨機采訪的五位年齡在25到30歲之間、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職場女性中，她們也不約而同地對職場著裝展現了很大的包容度。

總體上，職場著裝和日常著裝的邊界正變得模糊。除了風衣、西服、包臀裙、九分西褲、一字裙等常見的職場著裝，休閑女士POLO衫、oversize的衛衣、T恤、牛仔褲和闊腿褲等也被她們穿進辦公室。

她們的職場著裝需要展示對職業的尊重，并強化個人職業形象；但同時，她們也希望通過服飾風格、剪裁和面料的變化，來展示個人的審美與個性。

可見，中國女人們在職場著裝上更加從個人感受出發，不僅要穿得美麗，更要穿得隨心，隨性。中國女性職業裝的內涵變得寬泛了，甚至價格也無法限制其標準。

在一座省會城市市政府工作的宋文琪喜歡在ME CITY、GU、MANGO等快消品牌買一些上班穿的衣服，因為“比較便宜，也比較簡單。”她不是LILY的擁護者，認為其“過于白領，不日常。而且模特都很瘦高，感覺適合瘦的人。”

中國女人們在工作當中怎么穿衣、如何穿衣、該穿什么這些問題上雖然已經越來越有話語權并有充分的的見解，但要徹底擺脫男權思維下的審美評價，以及更普遍和根深蒂固的社會評價標準也不是易事。

事實上，以LILY為一例而在中國開始掀起的這股時裝品牌轉型風潮，是西方時尚界就“女性主義”議題在過去百年早已努力并仍在著力的重點。

CELINE、LANVIN、Diane Von Furstenberg、PRADA、Jil Sander、CHANEL、THEORY都是職場女性偏愛的女裝品牌。而這些女裝品牌得以大放異彩，都離不開與“女性主義”息息相關的品牌故事。

CoCo Chanel創造了女裝夾克、褲裝和利于行走的服飾，成為法國女權運動時期標桿性女性著裝。由Diane Von Furstenberg在1970年代開創的裹身裙，則為女性出行帶來了便利。而到了1980年代，Jil Sander和PRADA 又掀起了象征權力的線條硬朗女裝，為職場平權發聲。

再到了2000年代，CELINE開創了都市風格和極簡主義風潮。于是，女裝從爭取平權和淡化性別差異，開始向自我表達轉型，灑脫、自在成為新時代女裝時尚的內涵，而這也被認為是當代獨立女性所該有的面貌。

這些西方時尚界的“女性主義”代表之所以對社會造成更為深遠的影響，恐怕不在于他們借鑒并堆砌了大量經典時尚流行元素，而在于他們開創了一種新的時尚語言，用鮮明的服裝風格來解構各個時代背景下的“女性主義”。

要立得住概念，也要買得到實物

可見，要洞察到中國新一代職場女性更加微妙的心理和行為，依然是中國各大女裝品牌應當著力的重點。

2012年前后，LILY開始感受到品牌發展的瓶頸。雖然LILY在每個市場變化的節點大體都跟上了腳步，包括通過代理商來補充港澳臺品牌無法抵達的空白三四線城市市場，入駐崛起的購物中心和搭上電商發展的快車，“但這當中我們有一個東西始終繞不過去，無法跟競爭對手拉開差距。”

陳川認為，更名為“LILY商務時裝”對早已開始開發職場女裝的品牌而言“其實沒多少意義和價值，但是他給了顧客認識我的心理錨位。”

過去十年，“LILY商務時裝”在全國市場快速擴張。目前為止，品牌在中國市場擁有900家門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西安、成都等多個一二線甚至數十個三四五線城市。

在渠道方面，LILY由經銷商渠道大幅占比過渡至布局全渠道。其中，LILY重點在北上廣深，以及稍晚些進入的西安、成都、武漢等市場開設直營店，而低線城市則繼續由經銷商代為運營管理。

LILY也加強了數字渠道建設，目前已在天貓和微信內開設品牌直營店。2018年，LILY通過加強與阿里巴巴合作，升級線下門店至所謂“智慧零售快閃店”，進一步打通線上與線下渠道。同時，LILY也開始針對數字渠道，提供“專供產品”。

而隨著以90后、00后為主的職場新人正在改變中國消費社會的面貌，她們對品牌和產品風格的選擇更加多元化和個性化，也比上一代的消費者更加愿意嘗鮮。這也使得品牌如今到了再次更新升級的時刻。

迅馳時尚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方濤在過去兩年幫助波司登、太平鳥、李寧等多個中國品牌在紐約亮相走秀，今年也幫助LILY進入了紐約時裝周。在合作過程中，方濤認為，LILY對當下職場女裝應用場景的多元化和個性化有較好的理解，“LILY這個差異化的市場定位和整個產品、品牌形象的表達，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回到上海，LILY除了用時尚語言與新女性消費者對話，還在上海時裝周上首次集中展示了旗下三條不同的產品線。

依照LILY的規劃，從原有產品線衍生出來的兩條產品線，一條將滿足更為成熟的職場女性，她們也能接納更高的定價，而另一條則將定位更加年輕的職場女性，定價會略低，調性也更加活潑而有個性。

這三條產品線各自均有一位創意總監負責創作。但LILY希望這三條產品線在代表“中國新女性”的基因上保持一致。為此，陳川透露，品牌事實上邀請了“一位國際友人”在掌控品牌的整體創作，同時還有一支“整合小組”參與其中。

但目前看來，LILY為紐約時裝周和上海時裝周分別打造的大部分秀款都不大可能進入市場。

“里頭大部分有相當一大部分是秀款。更多還是概念性的，包括我們覺得未來會流行什么。”陳川告訴界面時尚，“但其中的有一些在天貓上會有發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