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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九靈（吳曉波頻道）

這天，你來到辦公室，看到桌上放著一張紙條，“你被解雇了，但是工資照發(fā)，現在去干你想干的工作吧?！?/p>

你擦了擦眼睛，反復詢問同事后，確定這不是一場惡作劇，此時，你會選擇立刻離開，還是像往常一樣坐下，繼續(xù)一天的工作？

一

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預言，到20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15小時。

但現實卻是，加班還是家常便飯。

先后執(zhí)教于耶魯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教授，大衛(wèi)·格雷伯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科技的發(fā)展沒有大幅減少人們工作的時長，甚至帶來了一批毫無意義的工作。

“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xié)調員、公關研究員、金融策略師、企業(yè)律師，以及那些專門負責給某種委員會招聘的工作人員，而這種委員會的工作正是討論哪些委員會沒必要存在。這類崗位多到列都列不完?！?/p>

格雷伯因此寫了一篇名為《談談“狗屁工作”現象》的文章，他沒想到，這篇文章在短時間內就獲得了過百萬點擊，評論區(qū)涌來無數白領的吐槽。

乘著文章的熱度，民意調查機構發(fā)起了調查，結果顯示，近40%的受訪者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存在的理由。

格雷伯覺得，是時候系統(tǒng)地來審視一下，這些毫無意義的工作了。

為此，他主動收集了近22萬字的反饋。根據這些反饋，格雷伯把他的文章擴展成了一本名為《毫無意義的工作》的書。

事實上，這本書的原名更為直接，就叫《狗屁工作理論》。

他總結道：狗屁工作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yè)，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yè)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雖然要從事這份工作有一個條件，即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格雷伯的探索不止于發(fā)現這一問題的存在。

他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并非論述某種社會效用和社會價值理論”，真正讓他好奇的是，“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沒什么社會效用和社會價值，還要日復一日地繼續(xù)下去？這背后又會產生怎樣的心理影響、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

二

格雷伯把他觀察到的狗屁工作總結成了五大類：隨從（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補者（ducttaper）、打鉤者（box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隨從”，他們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襯托另一個人的重要性。

一位曾經擔任過某家出版公司接待員的女士就表示，她一天的工作量，差不多就是接一個電話。那這家公司為什么不讓已有的員工順便接一下前臺電話呢？

因為當客戶來到這家出版公司時，他們會驚訝，“咦？怎么還有沒有前臺的公司”進而懷疑這家公司是否正規(guī)。更有甚者，如果這家公司連前臺都舍不得雇，那它是否也會克扣客戶應得的報酬？

??“打手”則是一種隱喻，指的是那些有一定進攻性，但存在僅僅是有人花錢讓其存在的崗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武裝部隊。一個國家之所以需要武裝，是因為其他國家也有武裝。如果大家都沒有武裝部隊，世界完全可以繼續(xù)運轉。除了部隊，大部分游說者、公關專員和電話推銷員也符合這類情況。

??“拼接修補者”是為了應對組織的某個故障而存在。

就好比房頂漏水后，房主覺得找人修屋頂太麻煩了，就在漏水處下方放了個水桶，然后雇人來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打鉤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來掩蓋某個組織不作為的員工。

在格雷伯收到的反饋中，有一份工作就是詢問療養(yǎng)院住戶們的業(yè)余愛好，然后填表，再錄入到電腦里。錄入完成后，工作也就結束了。至于這些愛好要不要變成療養(yǎng)院的福利，管理層無人關心，因為療養(yǎng)院已經算是完成了關心住戶的任務。

??“分派者”工作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內容就是給他人派活兒。如果沒有他們的介入，下面的員工依然可以把活兒干好。第二類分派者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狗屁工作，監(jiān)督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還要招更多的人來完成這些狗屁工作。

上面這五大類只是粗略的分類，這些工作存在的共同意義或許在于“撐場面”，對于老板們而言，狗屁工作，似乎意味著“既然別人都有這些崗位，我也不得不配上幾個狗屁工作”的囚徒困境。

三

狗屁工作傷害的不只是花了“冤枉錢”的老板。

在格雷伯的調查中，只要你意識到自己干的是狗屁工作，那么無論你是為了八千月薪在辦公桌前假裝工作7個半小時，還是在咨詢公司中拿著30萬年薪來寫沒人看的數據報告，你都會覺得痛苦而困惑。

但干一份薪酬可觀，又不需要做多少實事的狗屁工作，難道不是一件美事嗎？為什么人們會感到備受折磨呢？

格雷伯解釋道，對應聘者而言，“你感到自己是因為有用才獲得了這個崗位，結果卻發(fā)現事實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裝自己是有用的，假裝這個崗位是有用的。這種先讓你產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經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一個人一旦停止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那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

“要做一個有用的人”，這句話似乎并不是一句輕飄飄的口號，如果說亞當斯密曾經把市場機制比作“看不見的手”，調控經濟運行，那么“對社會作出貢獻，獲得肯定”也可以被比作“看不見的小紅花”，在成年人的世界中，仍然調控著你我的行為。

四

作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格雷伯并不喜歡給出“政策建議”，他認為，“大部分人都喜歡在抽象層面談論自由，甚至聲稱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少有人去思考自由的生活具體意味著什么。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倡導大家去思考和討論真正自由的社會具體會是什么樣的?！?/p>

但格雷伯仍從自己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驗中總結出了對付狗屁工作的兩大策略：大規(guī)模減少工作時間或者實行全民基本收入。

第一個策略相當直觀，增加的閑暇時間不僅能夠緩解人們的壓力，還可以帶來新的消費。而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則意味著不論貧富，所有社會成員都獲得一份足以維持日常生活的補助。

這聽上去是個養(yǎng)懶漢的法子，但是格雷伯在書中從歷史和價值理論角度論證了并非如此。

無所事事，不能對他人有所幫助，正是許多狗屁工作者的痛苦源泉。翹班六年的公務員愿意鉆研經院哲學，憎恨debug的程序員卻在休息日做著無償的開發(fā)工作。

人性，或許并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幽暗。

五

格雷伯在2020年9月意外去世，他來不及看到，2022年2月，比利時通過法案，員工可以選擇四天工作制，且下班時間有權忽略工作消息。

同年6月，英國70家企業(yè)（包括超過3300名員工）提出100:80:100工作模式，以100%的薪資換取80%的工作時數，并達到100%的工作效能。

他也來不及看到，2021年3月，研究者們回訪了一場開始于2019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試點。這一場在美國紐約的社會實驗證明了，獲得了基本收入的受試者，找到全職工作的比例從一年前的28%提高到了40%。

格雷伯的兩大策略正在逐步走向現實，這些積極的結果給了我們新的希望。

身處社會中的人們，為實現自己的意義，在無意間變得崇高。對于每一個想要實實在在工作的人來說，我們值得生活在一個更好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