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來源：黨的文獻作者：熊華源，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如何領導克服糧食困難?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如何領導....

來源：黨的文獻作者：熊華源，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如何領導克服糧食困難?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如何領導克服糧食困難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熊華源

“洪范八政，食為政首。”我國是人口眾多的大國，解決好吃飯問題，是國家治理的頭等大事。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高度重視吃飯問題，強調“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國家也曾經遇到一段糧食困難的嚴峻歲月，出現國家糧食供給空前緊張的局勢。造成這種局勢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開始后的瞎指揮和對糧食產量的浮夸風、高指標和高征購；二是從1959年起連續的嚴重自然災害，糧食減產較多。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擔當起了領導扭轉國家糧食供給緊張局勢的重任，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難關。

一、指揮全國糧食調運工作

進入1960年后，我國糧食面臨著十分緊張的局面：北京的糧食庫存只夠銷7天；天津只夠銷10天；上海已幾乎沒有大米庫存，只能靠借外貿部門準備出口的大米過日子；遼寧省10個城市的存糧也只夠銷八九天；山東、山西、河南和安徽等重災區的情況更加嚴重，許多地方的糧食供應已經到了難以支撐的地步。與此同時，可供糧食周轉的庫存十分緊張，周轉調撥極為困難，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調入一點銷售一點，隨時都有脫銷危險。要克服糧食危機，當務之急就是做好全國范圍內的糧食調運工作。

周恩來親自指揮，統籌全局，使用國家手中的機動糧，并進行地區間的糧食調撥，以解決一些地區的燃眉之急。他要求糧食部門及時將各類糧食報表送去，自己一張一張地審閱，一旦發現問題立即解決。從周恩來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保存著的32張糧食計劃報表上，密密麻麻地留下周恩來筆跡計有994處，其中用紅藍鉛筆標記639處，調整和修改計劃數字207處。在《1962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表上，他用紅藍鉛筆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注文字7處，整個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跡，真實而生動地記載了周恩來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解決全國人民吃飯問題所付出的心血。

根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歷記載，那段時間，他每周多次約糧食部門的負責人和有關人員談話。一次，周恩來同主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和糧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陳國棟以及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商量糧食調撥計劃，談到夜里11點。周恩來讓他們當晚將計劃表做好，讓計劃司司長送來。當糧食部計劃司司長周伯萍次日凌晨將這份材料送到總理辦公室時，周恩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顧通夜勞累，仔細審查這份材料，連每一個附注都同周伯萍討論一遍，然后才同意印發。

另一次，周恩來同楊少橋和另一位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研究分省的糧食計劃調撥安排，當排出表格后將數字相加時，發現有5000萬斤差數怎么也平衡不了，一時查不出原因。周恩來戴上老花鏡，在表格上一個省一個省地核對，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計算后，問：“當時研究調出時，給浙江省增加了5000萬斤，加了沒有？”問題正出在這里，是把這個數字漏記了。周恩來在表上加上這個數字后，再打算盤，果然收支就平衡了。

陳國棟1981年12月在上海接受力平、朱同順和筆者的采訪時也回憶道：“我一個禮拜要去總理那里好幾次，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在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鐘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兩三點鐘才去。在全國糧食供應最困難時，總理處理事情仍非常沉著冷靜，著急也不溢于言表。他了解情況，問得很細、很深入。他問我們全國哪些地方最困難？有多少生產隊人均口糧八兩？對河南、安徽、甘肅、四川等困難省，總理還要我們統計好的、比較好的、中等的和差的生產隊各占多少。俗話講：‘糠菜半年糧。’總理連糠菜都要過問。因此，我們搞生產隊生活安排時，把糠菜都考慮進去了。”

要做到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地調撥糧食，必須做到對各省糧食的真實情況心中有數。為此，周恩來特地設計了《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記載各省（區、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調撥的收支等情況。一看這張表格，就能夠一目了然地知道各地糧食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的具體情況。因為這張表格相當長，人們戲稱它為“哈達表”。周恩來通過這張“哈達表”，隨時掌握全國糧食調運動向，檢查糧食政策執行情況，部署糧食工作。他對“哈達表”上的統計數字看得很細，牢記在心。他到各地視察時，對當地的糧食情況有時比當地領導同志了解得還清楚些。

由于當時各地包括一些產糧地區的糧食供應都很緊，外調糧食不僅要摸準摸清實際情況，而且需要有的放矢地做深入細致、入情入理的思想說服工作。為此，周恩來常常主動找一些省（區、市）黨委的領導人談話，希望他們顧全大局，支持國家調撥糧食。據不完全統計，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在這2年零4個月的時間里，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講話和談話就多達115次，有幾十次就是同省（區、市）黨委的領導人談話，其中，一次是同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省委書記處書記劉俊秀等；一次是同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易辰。

同楊尚奎、劉俊秀等的談話發生在1961年9月。周恩來在江西廬山剛參加完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和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陪同下，來到南昌考察。18日晚，周恩來一行同楊尚奎、劉俊秀等省委領導班子成員在其下榻的江西賓館共進便餐，同議國事。周恩來建議江西省增加外調糧食3億斤。這是關系到江西人民的生計大事，主管江西農業的劉俊秀不敢輕易同意。他表示，國務院給江西的外調糧食任務是12億斤，再增加3億斤就是15億斤了，怕有些困難。

但在事前，周恩來對江西本年度糧食產量和人均糧食占有量等情況已經有清楚了解。他說：“我有調查，江西老表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比嚴重缺糧的晉、冀、魯、豫好多了。增加3億斤雖然有困難，但還是可以增加的。”經過周恩來的解釋和說服，劉俊秀答應了。此后，中共江西省委研究決定，同意增加3億斤外調糧，作為光榮的政治任務來完成。這次談話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堅持全國一盤棋，注重把握全局的戰略眼光。

同楊易辰的談話發生在1962年6月。當時，周恩來到遼寧沈陽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干部會議，部署糧食問題。他提出：中央已經向黑龍江省下達調撥28億斤糧食的重大任務，但全國的糧食危機仍很嚴重，黑龍江還要增調2億斤支援外地。楊易辰聽了感到壓力很大，他認為，黑龍江作為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已為國家作出了很大貢獻，這次國家新的調糧任務實在難以完成。如果省內糧食出了問題，將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于是，楊易辰直接表示對再調撥2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黑龍江的實際困難。

周恩來聽后，對楊易辰說：“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黑龍江有困難，但其他省份更困難，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聽了周恩來這番為黨為國為人民的掏心窩的話，楊易辰解開了思想疙瘩，堅決完成了調糧任務。后來，他回憶道：“總理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確實是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了，想整體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糧計劃，想辦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任務。”

在國家糧食調撥的工作中，周恩來還十分注意體諒地方的困難，對確有難處的省份，他盡力給予最大的幫助。新中國成立后，素有“天府之國”美稱、一直是糧食外調最大省份的四川省，從1953年到1960年的8年時間里，總共外調糧食283億斤，平均每年外調35億多斤，其中1958年、1959年平均每年外調高達42億斤。從1958年開始，四川省由于抽調數百萬勞動力大煉鋼鐵，耽誤了莊稼的收割，又碰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大幅度減產，再加上過多地調出糧食，到1961年初，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面。

當四川省也發生糧荒的消息傳出后，周恩來立即發出指令：四川省停止外調糧食。隨后，周恩來特地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趕往四川省南充市火花公社蹲點調查，全面了解情況，尋找解決困難、渡過難關的有效辦法。1962年初，四川省糧荒更加嚴重。周恩來心情十分沉重，在同李先念、陳國棟和楊少橋等計算研究后，他作出了立即向四川省調撥2.5億斤糧食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四川省糧食供應極度緊張的狀況。

要想做好糧食調撥工作，保證有糧可調是前提和關鍵。除了集中國內力量保證糧食來源外，中央還根據周恩來和陳云的建議，決定進口糧食，以進一步擴大糧食來源。陳云是這樣說明進口糧食原因的：“進來糧食，就可以向農民少拿糧食，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用兩三年的時間把農業生產發展起來，國內市場問題也就可以得到解決。農民手頭的糧食寬裕了，可以多養雞、鴨、豬，多生產經濟作物和各種農副產品，增加出口。總之，當前只有首先抓好糧食，整個局勢才能穩定，同農民的關系才能緩和，而且多種經營也才能好轉。沒有糧食是最危險的。”“這是關系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

當時，在外匯和糧食來源上都存在困難。1960年12月底，周恩來訪問緬甸期間，多次研究進口糧食問題。在訪問結束前一天，他對隨行的外貿部部長雷任民說：“訪問結束后，你不要再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楚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資金問題？”雷任民從香港回到北京后，向周恩來報告：“貨源是有的，美國、澳大利亞存糧很多，資本家急著要找出路，我們向他們買大批糧食，他們可以影響政府，把糧食賣給我們。”

至于運輸船只問題：第一，盡量貨到中國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到外國商船，外匯中國銀行可以周轉透支解決。雷任民回憶：“我向總理匯報了上述情況后，總理表現出喜悅而又懷疑的神情，向我提了許多反面的問題，經答復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實了。在貨源、運輸、外匯問題基本解決后，我們立即開始了購糧、運輸工作。在大城市糧食供應狀況仍在惡化的情況下，周總理為解決糧食問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匯報糧食訂購、運輸到貨情況，船只航行的情況等等。周總理為了解決進口糧食問題真是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在周恩來等的努力下，從1961年到1963年，我國每年進口糧食100億斤左右。這對于克服糧食困難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調動農民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解決糧食問題，僅僅靠糧食調撥是不能長久的，必須調整政策，調動農民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正如陳云所說：“政策問題不解決，農民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其他的措施再多，農業生產也上不去。”

當時，黨的農村政策存在一些問題，“共產風”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村人民公社出現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而急于從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的問題，在發展公社一級經濟力量時出現“一平二調”的錯誤，在分配問題上出現集體積累過多、社員增收過少等問題，在干部作風上出現不實事求是、脫離實際、命令主義等問題，嚴重傷害了農民的積極性。

1960年秋，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這是一個關系經濟工作全局的重要文件，是大幅度調整農村政策以戰勝嚴重經濟困難、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舉措。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時指出：“應當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兩句話平行地提出來，還要講透，才能鼓勵大家各盡所能。要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農村人口出來太多，農忙時應當把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用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今冬明春應大抓生活，大搞生產。”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主要內容包括：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認真實行勞逸結合；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這十二條政策立即在農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對保護和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了解實際情況，聽取農民對農村政策的反映，1961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周恩來響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的“今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到河北邯鄲地區開展調查研究。在邯鄲伯延公社調研期間，周恩來不辭辛勞，走村串戶，奔波忙碌，就廣大農民最關心的食堂、供給制和包工包產問題找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干部和社員談話、開座談會，認真聽取社員對黨的農村政策的反映。

周恩來在走訪中很快就發現一個普遍問題：社員家里除了樹葉、咸菜、野菜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了，更是沒有什么存糧。1961年5月3日和5月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兩次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干部座談會。5月4日，周恩來又主持召開社員代表座談會。在發言中，不少社員違心地說公共食堂辦得好，這跟周恩來走訪調研了解的情況不一致，因此，周恩來懇切地提出希望大家講真話。

一個叫張二廷的社員直率地告訴他：“剛才說的食堂好的那些話，都是假話。食堂吃不飽。”張二廷還說：“總理，這樣糊弄下去，再過兩年，連你也吃不上飯了。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我們吃不飽，干活沒有勁，地里就不打糧食，長的那點糧食還不夠俺們在地里生啃著吃，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交國庫有，兩年不交國庫有，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有了。你還能不挨餓？”

周恩來后來說：“這句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當時在場的地委的干部聽了以后，說這個人是個落后分子。我跟他們解釋，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一個農民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的話。”

此后，周恩來又在伯延公社就包產問題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會上，周恩來問社員群眾每畝包產的糧食指標能否落實，社員們紛紛表示指標定高了。周恩來組織社員自己討論每畝包產的指標。當社員們達成一致后，一個社員跟周恩來表示，希望能把包產產量定死。他說：“你們現在不定死，誰曉得到秋天會不會又要多征。要是那個時候，把我們的口糧又擠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頂口糧，結果還是我們落空。”當著地委、縣委和公社負責人的面，周恩來說：“我可以保證。”“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頂口糧指標了。”

1961年5月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伯延公社先鋒、勝利兩個大隊干部及部分小隊干部和社員代表的座談會。會上，他告訴大家：伯延公社先鋒大隊第四生產隊共63戶人家，有58戶要退出食堂，有5戶還留在食堂。我們要積極辦好食堂，也要積極散好，不要一哄而散。

通過對伯延公社的調查，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況。他發現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關于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都不盡符合農村實際情況，是廣大農村干部和社員群眾意見比較集中、反映比較強烈的兩個問題。

為了保證偏離農村實際情況的黨的農村政策能夠得到及時調整，調動廣大農民戰勝嚴重自然災害、努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周恩來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時，將自己在邯鄲調查所了解到的一些真實情況，向毛澤東作了電話匯報。主要內容如下：一是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愿意回家做飯。二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現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三是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四是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周恩來所提出的問題，特別是食堂問題和供給制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當天，他在周恩來的電話記錄上寫下批語：“此報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隨即，中共中央將這個報告轉發各地。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根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和各地負責人在調查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見，對當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的解決農業生產嚴重問題的《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進行了修改，并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修正草案）》。這份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關于供給制的規定，并提出公共食堂辦或不辦完全由社員決定，口糧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這個文件的誕生，是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所結出的第一個豐碩成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包含了周恩來的重要貢獻。

周恩來根據在邯鄲調查時所獲得的真實情況，還在這次大會上大力提倡，并在會后積極推行了糧食包產的辦法。之后，《農村人民公社條例（修正草案）》在全國貫徹實施，在廣大農民中引起強烈反響，提高了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村形勢在3年內全面好轉。

三、綜合施策，精簡城市人口

在領導克服糧食困難的過程中，周恩來不僅從糧食本身入手，還從國民經濟的全局考慮，力求找到綜合解決糧食問題的有效辦法。1960年11月，他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水平是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因素。因此，在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時，必須首先考慮到“農業能夠提供多少糧食給工業和城市，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勞動力給工業和其他各行各業，農業能為工業提供多少原料，農業能為工業提供多大購買力”。

缺糧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糧食連年大幅減產，另一方面卻是因為糧食的銷售量因城鎮人口的劇增而不斷增加。為了維持城鎮商品糧供應，國家不斷向農村下達征購指標。據統計，在“大躍進”中，全國職工人數急劇增加，到1960年已達到5000萬人，比1957年的2450萬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應地農村勞動力則減少了2300萬人，原來生產糧食的人變成了吃商品糧的人，大大超越了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農業生產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要調整經濟，克服糧食問題，必須精簡城鎮人口，包括城鎮職工和居民。

1961年3月20日，周恩來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介紹了糧食供應存在的嚴重問題，并提出了壓縮城鎮人口的意見。他說：由于災荒的嚴重，庫存也挖得差不多了。因此，要“堅決壓縮城市人口”，這樣有利于迅速解決糧食問題。“在不妨礙生產、而且有利于生產的情況下，要壓縮一批城市人口回鄉，這項工作應該立即著手準備，而且要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去做。我們希望從今年麥收開始到明年，爭取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壓縮一千萬以上的人口回鄉，這對于減少城市的糧食壓力，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會起很好的作用。”

1961年5月31日，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對1960至1961年度的形勢作了初步估計和總結，對1961至1962年度，尤其是1961年第3季度的糧食情況作了說明，提出了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他說：“雖然今年農業形勢已有好轉，但是糧食形勢還在繼續緊張，庫存已經減到最低限度。”1961至1962年度糧食形勢將繼續緊張。“城市重于農村，這是一個特點。”

周恩來抓住糧食問題的五個關節點，即產、購、銷、調、存展開論述，說明從當時的情況看，農業生產不可能很快恢復，因為農村機械化少，水利比例小，化肥少，電力少，“四化”程度不高，農業主要建立在人力、畜力、手工生產的基礎上，所以，每年要供應城市500億斤糧食是困難的。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人如何壓？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里來，回到哪里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并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三個人的飯三個人吃，不要五個人吃。

1961年6月初，周恩來召集國務院有關方面負責人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中央工作會議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以下簡稱《九條辦法》）。6月6日上午，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10時，周恩來在會上就《九條辦法》的形成、內容和實施問題作了說明，并征求與會代表的意見。他的發言全面周到、深入細致，具有切切實實的可操作性，包括工業如何支援農業、商業如何支援農業等方面的細節。比如，他強調，工業支援農業，不能簡單地把鋼材一分，拖拉機多少，排灌多少，運輸工具多少，就解決了，因為有的東西在底下不完全適用；商業支援農業，包含內貿和外貿，也要好好抓一抓。6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這份文件。

《九條辦法》的主要內容是：城鎮減人必須各級黨委親自領導，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迅速造成聲勢；全國城鎮只許減人，不許加人；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實城鎮人口，嚴禁虛報冒領；1961至1962年度城鎮口糧標準不能提高；1961年7月到1962年6月糧食產、購、銷、調、存的數字，待1961年8月中央工作會議再作決定；職工的升級、轉正和工資的調整，推遲到1961年下半年城鎮人口減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進行；中央各部門在會后應即提出中央各部直屬企業、事業、學校、機關單位的精減計劃；在城市征兵，重點放在大中城市適齡的中等學校學生、青年工人和機關團體的青年職工（包括干部子弟）；中央和地方應在整風整社和貫徹中央文件的同時，擬定工業和商業支援農業的計劃。這樣，《九條辦法》成為指導城市精簡工作和解決糧食困難問題的綱領性文件。

《九條辦法》制定后，周恩來認為：更為艱巨的任務，在于把精簡城鎮人口的方針政策落實好。為此，他緊緊抓住不放，在各個環節嚴格把關，并反復強調精簡城鎮人口的方針政策的重要性。1961年8月，周恩來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作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在講到減少城鎮人口問題時，他強調指出：“對城市精減問題要抓緊，中央各部要下大決心幫助各省、市把廠礦的人員壓下去，城市長期這樣多人是不行的。”

會議通過了周恩來改定的中共中央《關于1961至1962年度糧食工作的幾項規定（草稿）》，其中強調：全黨同志必須動員起來，根據城鄉兼顧的方針，及時征購，同時安排，踏踏實實地做好糧食分配工作，保證完成糧食征購計劃和糧食調撥計劃，加速壓縮城市人口，減少城鄉糧食銷量，切實安排城鄉人民生活。這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迫切的重大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

精簡城鎮人口的方針政策最終取得了良好效果，1961年到1963年，共精簡職工1940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多萬人，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2800多萬人，全國減少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糧食銷量共138.4億斤。這就為穩定全國特別是重災區和大中城市的糧食供應，調整工農業以及城鄉之間嚴重不協調的狀況，以至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調整整個國民經濟打下了堅實基礎，提供了有利條件。

經過全黨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61年止住了下滑趨勢，糧食產量開始略有回升，1962年糧食產量回升到32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250億斤，全國糧食供給緊張和困難局面得到扭轉，渡過了這次糧食難關。周恩來為此付出的艱辛努力和作出的重大貢獻，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他在這一過程中展現出的高超的領導和工作方法，以及為黨和人民事業勇于擔當、鞠躬盡瘁的工作態度和精神風范，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原文載于《黨的文獻》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