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請迅速回答一個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應不應該提高？出于樸素的感情，我們的結論往往是，應該升高甚至越高越好。提高最低工資，是政府幫助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責任....

請迅速回答一個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應不應該提高？

出于樸素的感情，我們的結論往往是，應該升高甚至越高越好。提高最低工資，是政府幫助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的責任。

放在經濟學家眼里，卻不贊同。他們會警告，提高最低工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張五常就曾用“殺傷力”，來描述最低工資對經濟的負作用。

經濟學家不是為了彰顯某種與眾不同，其判斷邏輯在于——如果給企業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甚至提高標準，企業就會少雇傭工人，反而對低收入者不利。

這是經濟學堅持了很久的一種理論。

《美國工廠》劇照

但按照這一套邏輯，各國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直接取消不就行了？為什么還要對最低工資的問題死纏爛打？

事實上，如果一座山，你怎么看它都是水，那可能不是山的問題，而是抽象理論與復雜現實之間的距離，需要用其他東西來彌補。

其他是什么——推演之外的實證。

最低工資這個問題，在一票對最低工資上升對就業效應研究的人里，最經典的一篇論文，要數1994年，大衛·卡德（David Card）和艾倫·克魯格（Alan B. Krueger）發表的《最低工資與就業》。

當年，卡德和克魯格做了一個自然實驗，徹頭徹尾地對新澤西快餐行業工人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這里的時薪最低工資從4.25美元上升至5.05美元，對就業的影響微乎其微，甚至就業率還漲了。

1992年4月1日：新澤西州的每小時最低工資從4.25美元增加到5.05美元。盡管如此，新澤西州的就業并沒有受影響

卡德和克魯格雖然證據確鑿，但挑戰了傳統經濟學智慧，在上世紀末，引來一片罵聲。

時隔近30年，直到今年昨日，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卡德，以表彰他對勞動經濟學經驗做出的貢獻。

遺憾的是，當年與卡德一起研究的克魯格，前幾年因為自殺而身故了。

但在實證經濟研究的道路上，卡德并不孤單。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半，還授予了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三名經濟學家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戴維·卡德（David Card）分享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果說，卡德是對社會核心問題的研究有貢獻，那么，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則是在方法論上的貢獻。

后兩位開發的差中差、斷點回歸等一系列擬自然工具，是很多經濟大軍在搞研究時，常常拿來使用的寶貝。

從某種程度而言，今年的諾獎將經濟學領域中，做“實證經濟學”的家伙，打包展示給了眾人。

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展示了如何利用自然實驗來得出關于因果關系的精確結論。自然實驗不同于臨床試驗，因為研究人員沒有完全控制誰接受治療

咋一聽，不就是又多了些“不說人話”的名詞么？但理解起來并不復雜。

實證經濟學，相對規范經濟學研究的“應當如何”的問題，它有點像屈原的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是研究“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

它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大多也都用復雜的英文縮寫，比如，RCT、IV、DID、RDD、PSM等等。

看起來挺唬人的，事實上，無外乎是把經濟研究，弄成像觀察自然科學那樣：想辦法找到對照組，一組受了政策沖擊，一組沒有，最后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來精確度量政策沖擊的影響有多大。

而證實的過程中，要解決的最大的質疑，就是識別問題——政策已經實施了，時間也沒法倒流，哪兒去找沒有政策的“反事實”狀態進行一個比較呢，所謂對照組難求啊。

用最低工資問題來說，就是你無法判斷一個地區的就業上升或下降，是來自最低工資的變化，還是來自經濟狀況的好轉或惡化。

妙就妙在，卡德他們試著把這些因素的擾動分開。

大衛·卡德和艾倫·克魯格用了一個自然的實驗來研究提高最低工資如何影響就業，他們通過新澤西州的餐館和一個對照組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餐館來衡量提高最低工資的程度

他們選擇了與新澤西地理位置、經濟狀況等差異都極其小的賓州，作為對照。賓州沒有最低工資的變化，可以作為基準的時間趨勢，從新澤西的就業變化中減去，最后就得到了在新澤西的最低工資的純粹效應。

與之類似的研究層出不窮。比如，移民對當地人是不是有沖擊，提高女性產假天數是不是反而影響了她們職業生涯等。

《美國工廠》劇照

勞動又勞動，講到這里，你是否認為這些東西聽起來有些乏善可陳，不過是運用統計學方法與電腦技術，建立經濟計量模型，定量分析罷了。

如果這樣看，這可是有點小瞧這些經濟學家了。要知道，世界上那些重大的、熱門的問題也都歸他們研究：

寬松貨幣政策是否能夠刺激經濟增長，還是只會為通貨膨脹煽風點火？

——農民和美聯儲主席都想知道答案。

強制性醫療保險真能讓人變得更加健康嗎？

——訪談節目中，最愛激烈辯論這類敏感話題了。

昂貴的私立大學教育能帶來更高的收入嗎？

——這個問題你研究好了，就是千千萬萬父母和教育者的葵花寶典。

或許從經驗中我們對這些問題可能得到某種判斷。比如，上過私立大學的人，平均收入更高。

但是，這個人的收入高，你能說原因就是因為他上了私立大學嗎？這就是統計上講的，“相關關系”不是“因果關系”。

哈佛大學

經濟學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背負著沉悶、搞錢的惡名。實際上，不是這樣。從列舉的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到，他們興奮地認為，世界就是一個大實驗室，在其中，各類形形色色的人都是研究對象，他們有機會研究人類事務的原因和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年諾獎的頒發關鍵，不是獎勵了經濟學結論上的顛覆，而是方法上的向前進一步。

這就好比當在討論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時候，看上去是永遠解不開的死結、死循環，無頭，無尾，所以我們總是愛聽高大上的理論，總是愛聽有肯定的結論。

但是現實世界非常復雜。平均趨勢，不能代表個體的影響，不能解釋不同時點的變化。

特別是今天，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出現了一些困境，比如不平等。有人把困境的原因，分析得頭頭是道。然而，一項新的政策要出臺，它能不能縮小不平等的差距，理論那套回答得上來嗎？

《美國工廠》劇照

于是，就有一群人，立足用最清晰的數據和事實，幫助我們完善理論，補充對現實的理解。

這也解釋了，今天，經濟學院學生的論文，至少70%都是做這類研究的。

雖然這一過程里，計量方法存在缺陷。

雖然這一研究結果，總是被人質疑，乃至鄙視。

其中，有兩個著名的評論，來自另外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一個是默頓·米勒，喜愛研究金融的他不屑一顧：

有人認為，通過法律將最低工資提高到市場確定的均衡之上，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太他媽正確了，它肯定在民意測驗中發揮良好。但我為自己的職業而顫抖。

另一個是詹姆斯·布坎南，這位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更加口無遮攔：

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說“水往上流”，也沒有一個有自尊的經濟學家會說“提高最低工資可以增加就業”。這種說法，要是認真地發展下去，將無異于全盤否定了經濟學，使其科學含義蕩然無存；要是這樣，經濟學家除了撰寫迎合意識形態偏好的文章，就別無可為了。值得慶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經濟學家愿意背棄兩個世紀的經濟學教誨；我們尚未墮落成一群隨營的娼妓。

經濟學界熱愛批評實證的風氣，大家似乎都習以為常。

什么時間看山是山，什么時間看山是水，在經濟學界，理論和實證只是維度的差異，山山水水無窮盡也。

至于這次獲獎的幾位計量大佬，對批評則更頗為幽默。安格里斯特在國內最著名的一本書，就叫做《基本無害的計量經濟學》。

遇事不決，就看經濟學家怎么玩科幻梗，聊聊到底誰才是平行宇宙，基本無害嘛。

作者 | 南風窗主筆 何子維

編輯 | 煎妮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