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國人當中，我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從事外交工作，我有機會比較早地接觸世界。(圖)青年時代吳建民(1939年出生).這些年來我搞過官方外交，也搞過民間外交；從....

在中國人當中，我是相當幸運的，因為從事外交工作，我有機會比較早地接觸世界。

(圖)青年時代吳建民(1939年出生).

這些年來我搞過官方外交，也搞過民間外交；從事過多邊外交，也從事過雙邊外交；我既擔任過中國的外交官，也擔任過國際展覽局的主席，算是國際公務員；我在體制內從事過外交，退休后又從智庫的角度觀察中國外交。要談當外交官的感受，我覺得可以說，這是一個迷人的職業。

外交之所以迷人，一是因為同各國杰出人士打交道，二是每天要面對新問題。搞外交接觸面很廣，打交道對象的都是各國的優秀分子。你每天都得學習和思考，非常充實。

搞了一輩子外交，回頭再看，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話，我還會選擇做外交。

國之興盛，與有榮焉

長期搞外交的人，對于中國的地位可以說特別敏感。蘇東坡詩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外交人員就像鴨子，兩只蹼子在水里面，水的溫度我們是最先感覺到的。譬如，你出現在外交場合，人家給你排在什么位置，人家對你的態度和重視程度都反映出對你國家的看法。

(圖)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見剛果（布）馬桑巴—代巴總統夫人，吳建民（中）擔任翻譯.

沒有一種職業像外交官一樣，能深切體驗各自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榮辱起伏。在我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中，有25年是在國外度過的，那正是新中國從貧窮逐步走向富強的時期。

中國公使賣電影票？

1998年12月16日，我向希拉克總統遞交國書后，記者進來照相，希拉克讓我站在中間，在我的兩旁是總統和外長。我覺得不好意思，推讓說，總統應該站在中間。希拉克說：“不，不，大使在中間。”我推讓了兩次，希拉克都很堅持。恭敬不如從命，我只好在他們中間站定。

這時，我腦子里突然浮現出1964年6月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向戴高樂將軍遞交國書的照片。當時也是由外交部長（顧夫·德姆維爾）陪見。黃鎮大使站在戴高樂的右側，德姆維爾站在戴高樂的左側。我是第八任中國駐法大使，34年過去了，我居然站在了總統和外長的中間。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個國力迅速增強、以自身發展給全世界帶來好處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自然隨之水漲船高。

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寬敞的辦公室里，我常忍不住猜想使館所在大樓這棟20世紀初建的建筑，當年是什么樣子？它保持著法國的古典風格，又布置了許多中國藝術品，中西合璧，古樸典雅。如果幾經滄桑的墻壁能說話，它會告訴你多少故事！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位于巴黎第八區的喬治五世大街，這條大街連接著香榭麗舍大街和塞納河上的阿爾馬橋，堪稱巴黎的“黃金地段”。19世紀時，這條街上住的都是貴族或大商人，有王子、侯爵等。

使館所在地11號樓曾是法國糖業大王勒伯第的私宅。1936年下半年，時任國民政府駐法大使的顧維鈞先生以500萬法郎的價格買下了這幢四層樓房。從1937年3月1日起，這棟樓正式成為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館址。1964年新中國國法國建交，這棟樓作為外交資產，屬國家的財產，人民共和國有繼承權。第一任大使黃鎮到任后，經過一番交涉，喬治五世大街11號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的館址。

(圖)吳建民與希拉克(法國前總統)

我聽說，在顧維鈞買這棟樓之前，發生過一些可笑而令人心酸的故事。1932年10月，顧維鈞被任命為中國駐法國公使。當時兩國不是大使級外交關系，雙方在對方只設公使館，原因是當時許多西方國家認為中國沒有資格派大使。國家弱，就被人瞧不起。

顧先生抵達巴黎的第二天就到公使館上班了。公使館在巴比倫路的一棟樓里租了兩層，樓里還有許多其他房客。沒想到他第一天上班就遇上一戶房客家里死人，正出殯呢，大門上掛著黑紗，真不吉利。還有一天，他坐在辦公室里，忽然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對方要預訂當晚的電影票。他告訴對方這里是中國公使館。人家說：電影院也在你們這里。原來公使館旁邊就是電影院，屬于同一個房東，也許電話線也是合用的。

如今我們享用著使館各項便利設施，很難想象當年顧先生哭笑不得的樣子。顧先生是很有才華的外交家，無奈生不逢時，為一個腐敗的政府服務。1935年年中，法國同意將中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顧維鈞是首任大使。他在法國努力開展工作，交了不少朋友。但縱然他有三頭六臂，也難扭轉乾坤。

滄海桑田，如今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慶幸自己比前任有更好的條件、更大的平臺來為祖國服務，也時常感慨，外交人員的境遇和命運，是如此深切地與祖國的地位和實力聯系在一起。

▌內容摘自《吳建民談外交》 吳建民(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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