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說到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簡稱）人們總會聯想到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尤其是火箭、飛船之類，這一點在美國、中國都一樣?；鸺前l展航天的基礎，是高度復雜....

說到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簡稱）人們總會聯想到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尤其是火箭、飛船之類，這一點在美國、中國都一樣?；鸺前l展航天的基礎，是高度復雜的機械系統，英語中的短語“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學）或“rocket engineering”（火箭工程）常常用來表示高深莫測的學問或技術，似乎常人是沾不上邊的，所以NASA的工作往往被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與朋友閑聊，偶爾說及我曾在NASA項目的實驗室工作，每每引起朋友的驚奇和質疑。其實，NASA的工作涉及面很廣，真正從事尖端科技的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做的都是簡單平常的工作。我當年在NASA實驗室做助理，從事的就是十分平常的工作。不過，為NASA項目工作的那兩年還是讓我這個“文科生”獲得一段直接參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經歷，并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感受和觀察了美國社會文化的某些側面。

一

1991年5月底，我剛從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賓大）畢業，取得安納伯格傳播學院的碩士學位，還沒考慮好下一步的去向。這天，一位來自杭州的季姓同學告訴我，有一份實驗室助理的非全職工作（part-time job），每周二十小時左右，急于要人，問我是否愿意做？我了解了工作的大概情況，表示愿意去試試，心想閑著也是閑著，不妨先做一份工作解決生計，再考慮下一步。

實驗室的工作比較簡單——種麥子。對應聘者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要學過統計學，能夠將麥苗生長的數據做初步分析。我是老知青，“文革”下鄉插隊整十個年頭，基本農活都干過，種麥子不成問題；統計課程是賓大傳播學研究生的必修課，處理數據也不成問題。我滿懷信心，加上幾分好奇，跟季同學去面試。

實驗室在市場街和三十六街交界處一座樓房的三樓，季同學把我介紹給實驗室主管就離開了。主管是一位叫大衛的白人男子，五十多歲，中等個子，微胖。大衛看了我的簡歷，問了我幾個與個人經歷相關的問題，談了一些與工作相關的事項，聊了幾句統計學的行話，當場拍板，讓我第二天來上班。接著，大衛讓我簽了一份初步的工作合同，說還有具體入職手續等上班后由秘書帶我去辦理。離開前，大衛帶我在實驗室轉了一圈，了解工作環境并與實驗室團隊其他人員見面。

整個實驗室在一個五室兩廳的大套房里。主管大衛的辦公室不大，里面有兩張辦公桌，一張是大衛的辦公桌，還有一張是秘書的辦公桌，秘書當時不在。主持研究的首席科學家是一位被稱為布朗博士或布朗先生的生物學家，他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那天沒有上班。另一位科學家也是生物學博士，約四十歲，叫邁克，大家習慣對他直呼其名，他也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主管大衛將我介紹給他，他笑著跟我打招呼，還說了一句玩笑話，口音非常重，我竟然沒聽清他說的什么。在實驗室最里面有一個大房間，放著一臺直徑約五米（旋轉臂長度為兩米多）的離心機（centrifuge），一位技術員正在調試設備，我們也打了個招呼。我的辦公室或者說工作室是一個小房間，里面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個工作臺，配備了電腦、冰箱、保溫箱等設備，還有一個水龍頭和盥洗池。

實驗室套房里有兩個廳，一大一小。小廳里有一臺復印機和一張餐桌，桌子上放著微波爐和咖啡壺，旁邊有一臺飲水機。在那個大一些的廳里，有一張會議桌，可供七八個人坐下開會，旁邊有一張辦公桌，項目助理克麗絲在那里辦公。克麗絲主動跟我打了招呼，表示歡迎。她是一位生物學的碩士，兩年前畢業于中部的一所大學，隨即到東部來謀職，找到這份實驗室工作?？吹娇他惤z置身于公共空間辦公的諸多不便，我對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工作室感到格外滿意。

二

第二天，實驗室的秘書來了，一位叫安吉拉的中年女子，看樣子有五十歲了，但穿著打扮還是三十歲的風格，她的崗位也是每周二十小時的非全職工作。安吉拉讓我填了一張表，主管大衛在表上簽了字，由安吉拉拿著表帶我去辦手續。我們沿著市場街向西走，穿過三十七街來到一座較大的建筑物，在二樓的人事處辦公室，我又填了兩三張表，算是正式入職了。

人事處所在的較大建筑物是“費城大學城科學中心”（Philadelphia University City Science Center）的總部。這家“大學城科學中心”是全美最早（1963年成立）也是最大的城市科技園。所謂“科學中心”（或“科技園”）的名稱有點唬人，其實它本身并不直接從事科學或技術工作，而是一個服務平臺，提供開展科研和相關工作的基本設施和服務，諸如實驗室用房和辦公用房，行政管理的各項服務，包括人事管理、財務管理、行政事務、后勤供應、安保服務等等。手中有科研項目的科學家或工程師帶著經費和團隊入駐，通過租用園區的設施和服務，便可立馬開展研究工作，省去了在大學或其他科研機構中多層級管理的繁文縟節，簡便、高效。也有些小公司入駐科技園，只要交租金和管理費就行，省事。

我們實驗室的項目是布朗博士領銜申請的，當初申請的時候布朗博士還在賓大當教授，后來他從賓大退休就帶著項目和團隊到科學中心來安營扎寨。這是NASA主持的第一座國際微重力實驗室（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crogravity Laboratory）的項目之一，項目的前期在地面實驗室進行，完成前期實驗以后再到航天飛機上進行微重力實驗，將地面和太空的數據綜合起來完成項目的最終研究報告。從最初NASA發布建立國際微重力實驗室的總方案，征集研究項目，研究者提出項目構想，形成研究方案，論證，修訂，申報，評審，篩選，再論證，復核，批準，發放經費，地面實驗，太空實驗，分析數據，撰寫報告，提交研究成果，直到最終結項，整個周期恐怕要近十年時間。我參加實驗室工作時，項目的地面實驗已經進入最后一年。

我們實驗室研究的是微重力條件下的植物生理（plant physiology），具體來說，是以小麥做實驗，讓小麥在無光或微光條件下生長，然后在微重力條件下給予定向的光刺激，研究植物的向光性（phototropism）使植株（麥苗）向光源發生傾斜的規律及其生理機制。實驗用的小麥種在黑色的鋁合金盒子里，盒子六厘米見方，約兩厘米高，盒蓋上有六個小孔。種麥子的過程很簡單，在盒子里填上營養土，蓋上蓋子，在六個小孔里各種上一粒麥子，按規定的量注入蒸餾水，然后把種好麥子的金屬盒放在保溫箱里，等待發芽。大多數時候，每次種八盒或十盒。

記得在鄉下插隊時學過一句農諺，“豆三麥六，菜籽一宿”，就是說，在溫度和水分條件適宜的情況下，種下的豆子（諸如蠶豆或黃豆）三天出芽，麥子六天出芽，青菜籽一夜過去就可能出芽了。不過，在NASA的實驗室里，人為的“自然”條件太好，麥子種下后四至五天就出芽了。等麥芽長成近兩厘米高的麥苗，就放置到特制的設備里移到離心機上做實驗。在離心機旋轉過程中，離心力和重力互相作用，在實驗設備中形成一個模擬微重力環境，麥苗就在這樣的條件下接受光刺激并繼續生長，同時有錄像機定時拍攝麥苗生長過程。錄像資料放到電腦上，用一套專門編寫的程序進行處理，先將影像上不同時段的麥苗一株一株地測量高度和傾斜度，記錄下來，然后將這些原始數據做初步的統計處理，算出均值、中值、方差等，最后把數據匯總交給項目助理，這就算完成了一輪工作。在此過程中，麥苗長到三厘米左右一輪實驗就結束了，容不得幼苗繼續生長直至抽穗結實。我曾開玩笑說，我是一個只顧耕耘不問收獲的種麥人。

三

實驗室的大門是雙扇，方便較大器物的進出，門外是走廊，通向電梯。關上大門，實驗室就成為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這座樓里有數十個實驗室，因為都是“租客”，各自為政，處于“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這與在高校實驗樓里不同實驗室的教師和學生互動頻繁的情況大不一樣?！翱茖W中心”有時也組織一些跨實驗室的學術活動或社交聯誼活動，但并不能改變“不相往來”的基本格局。

我們的實驗室就是一個六人小社會，上了班就在這幾個人的世界里互動，除了維護離心機的技術員偶爾來一下，很少有訪客。多數時間，實驗室的工作并不緊張，大家各居其位，各司其職，有時彼此串個門，端著咖啡杯閑聊一會兒，也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不到一個月，我這個“新人”與各位“老人”漸漸熟悉了。

主管大衛早先學習生物專業，參加過一些科研，后來讀了一個MBA學位，轉向科研管理，在這個項目中他與布朗教授合作組建了團隊。與大衛同一個辦公室的秘書安吉拉，就是大衛的太太。夫妻倆，一個做主管，一個做秘書，當然大有方便之處。但這樣是否有違相關規定呢？難道沒有避諱嗎？（美國有些機構原則上不允許夫妻在同一單位工作，更不要說夫妻搭檔。我曾執教的一所文理學院早先就有此類規定，但因學校地處偏遠小鎮，配偶就業不易，于是出現個別“例外”，例外多了規定就不攻自破。）按美國人做事的方法，當事人一般會正視并設法處理這類問題。如果制度上沒有對此設限的明文規定，當事人無需顧忌。如果確有明文規定，當事人則會設法在工作合同上附一個“但書”，通過限定性條款把違規的事情“合法化”。不過，對于大衛夫妻搭檔的事我從來沒有問過，只是猜想，詳情不得而知。實驗室整個團隊一共六個人（其中兩人是半職），還要設一個行政秘書（盡管是半職），當然是閑差。我進進出出都要從主管辦公室門口經過，常見安吉拉閑著，有時坐在辦公桌前，對著小鏡子修眉毛、畫眼睛。

項目助理克麗絲與我有工作往來。我做出的數據交給她做進一步處理，通過比較以往實驗的數據，做出初步分析，上報給布朗先生，再由布朗先生組織大家討論，提出下一步實驗的參數調整，諸如麥苗生長的時間，光刺激的強度等等?？他惤z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工作上一絲不茍，但平日看上去臉上總掛著一點焦慮，可能是生活中遇上了不順心的事。后來，在我們實驗項目正式結束以前她就請辭了，要去南方一個城市工作。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在這個實驗室的工作是一個“項目崗位”，項目結束崗位就結束，她就要失業了?？他惤z離開的那天中午，主管大衛邀請大家去飯店為她餞行。西餐，照例是各人點各人的份，我要了一份魚。飯后回到實驗室，大衛告訴我，我的那份餐十五美元，讓我交錢。在一個六人實驗室，為一位相處數年的同事餞行，這樣性質的事情，主管竟然邀請大家去吃AA制的午餐？我有點意外，但也不便發問，只是如數把錢交了，既是餐費也是學費。身處異國他鄉，為社會文化知識付學費是常有的事。當然，克麗絲吃的那份午餐以及大家共享的小吃和那瓶葡萄酒是由大衛從行政管理經費中的專項經費中支出的。（必須說明，在美國關于“付費”的情況五花八門，切不可一概而論。）

按入職時的合同，我的頂頭上司是邁克博士，我向他匯報工作。然而，我那份工作太簡單了，按基本要求操作，沒什么需要匯報的，直到克麗絲離開后我才與他有了直接的工作往來。不過，所有人當中，我與邁克交往最多。他的辦公室在我隔壁，我有時會到他那兒串門，他有時會到我這邊聊天。邁克是“英倫三島”上的威爾士人，他從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威爾士人就是威爾士人，這一點跟蘇格蘭人相似。盡管已在美國生活多年，邁克還是一口威爾士英語，口音非常重，初聽有點像北方人聽福建話或廣東話，不過接觸多了也就漸漸適應了，但聽他說話時還是不能走神。邁克是一個機敏而大大咧咧的人，喜歡說笑話，有時也以自己為玩笑對象，解嘲。他有一個不到十歲的女兒，長得真好，人見人愛的那種。邁克辦公桌上的相框里放著女兒的照片，他有時會深情地看著女兒照片，露出充滿愛意的微笑。

邁克有一項業余愛好，木雕。他家地下室設了一個木工車間（可以說是藝術工作室），有包括木工車床在內的各種工具和材料。有一次，科技園組織全園工作人員的藝術展，鼓勵各實驗室人員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奉獻出來參展。邁克從家里帶來一件木雕作品，一只雄性野鴨，大小與野鴨的實物相當，每一片羽毛都雕得精細入微，頭部處理得非常完美，眼睛傳神，色彩上得也很用心，像是上乘工筆畫中的水禽，整件作品栩栩如生，令人驚艷。在我看來，專業藝術家的作品也就這個水準了。

藝術展布置在園區總部辦公樓的一樓大廳里，開幕那天我們都去了，作品五花八門，攝影、油畫、素描、陶藝、布藝、雕塑、拼圖……但在所有展品中，邁克的野鴨木雕無疑最為突出，那張展臺前圍觀的人最多，人們贊不絕口。邁克十分高興，享受著他應得的贊譽。一連兩天，邁克沉浸在喜氣洋溢之中，下班前還要到展廳去轉一圈，看一眼自己那件“鴨立雞群”的作品。第三天午后，我一進實驗室，安吉拉就招呼住我，輕聲告訴我，邁克的展品鴨子不見了，園區剛剛又來電話確認木雕失竊。

我來到邁克的辦公室，邁克坐在椅子上，手臂交叉置于胸前，兩眼半瞇著，滿臉失落。

“你知道了？”邁克問道，眼也不抬。

“是的，我剛聽說，鴨子飛了?！蔽沂掷斫膺~克的心情，那件木雕是他半年多業余時間的心血之作，本來說好展覽結束原物奉還，如今一去不復返了。我想不出什么寬慰的話，只是以我倆平時聊天的口吻，半開玩笑地說：“或許，你的鴨子遇到它的真愛了?！?/p>

“嗯，——但愿如此?！边~克應著我的調侃，苦笑一下，臉上的失落一絲沒有減少。

四

在實驗室所有人當中，我與布朗先生接觸最少，因為我不是每天都去實驗室，而他一個星期也只去一兩次。不過，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留下了一些難以忘懷的記憶。

當時，我住在賓大教授李克家，地處P街和三十七街街角，步行到實驗室只要七八分鐘。如果我上午去實驗室經常會第一個到，正常上班時間是九點，我八點半之前就會到，進入實驗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咖啡煮上。這天早上，我照例提前來到實驗室，一開大門發現廳里的燈亮著，咖啡香氣撲面而來。進去一看，原來布朗先生已經到了。我上前自我介紹，他微笑著跟我握手，說是聽說我來工作了，表示歡迎。后來熟悉了，我有時會去他辦公室聊天。像許多在費城工作的人一樣，布朗先生家住新澤西，與費城隔著一條大河——特拉華河。他如果上午來實驗室，早上七點左右就會從家里驅車出發，八點以前到達實驗室，為的是避開上班高峰的車流。特拉華河上的惠特曼大橋設有收費站，每逢早高峰必堵，過橋的人在車流里堵上二十分鐘甚至半個小時是常事。

布朗先生辦公室里有兩個大書架，放滿了他退休時從賓大搬過來的圖書資料，他的書架對我開放，只要看完放回來就行。有一次聊天，布朗先生跟我說起他年輕時參加過的一個研究項目，我覺得非常有意思，他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給我，正是那個項目的研究報告。

二戰期間，布朗先生正在讀研究生。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國全面投入二戰，多數適齡男青年都應征入伍了，開赴歐亞戰場。布朗先生沒有上前線，而是被軍方研究機構征調參加科研。他參加過的科研項目之一，是研究軍隊在干旱沙漠地區行動時生存所需的最低人均飲水量，這需要通過理論和實驗兩方面來論證。軍方從監獄里招募了一批囚犯“志愿者”參加測試，實驗在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沙漠里進行。“志愿者”每人每天領取理論上的最低飲水量，負重在沙漠的烈日下行軍，想方設法節省每一滴水，以維持生命。行軍休息時，有些人被允許在坦克/車輛的陰影或其他人造陰影下休息，有些人只能在烈日下休息，進行比較。有人因為缺水而虛脫或休克，醫務人員就進行搶救，救活了繼續試驗。所有的數據都記錄在案：天氣情況（溫度、濕度、風向、風速等），自然環境，人為環境，最低飲水量，節水方法，水的添加物（電解質之類），水與食物的關系，“志愿者”的裝備情況和生理情況，缺水狀態下的生命體征，脫水者的生命體征，人員搶救的用水情況，搶救的用藥情況，身體恢復情況，等等。這樣日復一日的實驗在夏日炎炎的沙漠中持續進行了兩三個月，收集了大量一手數據，最終形成的研究報告為軍方進行沙漠行動提供了關于飲水需求的依據，也為相關的醫學救護和治療提供了參考。

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其實，水與糧草一樣重要，有時甚至更為重要。三國時期，蜀魏之爭的關鍵一役馬謖失街亭，主要敗于“脫水”。解放戰爭，蔣介石的愛將張靈甫的部隊兵敗孟良崮，“脫水”也是關鍵因素之一?？姑涝纳细蕩X戰役，缺水導致大量志愿軍戰士傷亡，而最終取得勝利的英雄們既要與強敵抗爭也要與干渴抗爭。“飲水與軍事”無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不過，了解到布朗先生參與的這項研究，以如此系統而細致的實證途徑，把沙漠生存的飲水問題研究得如此透徹（精確到毫升），并以此作為沙漠軍事行動的決策參考，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所以深受觸動，是因為當時中國的情況與此反差太大，以“可能加大概”為決策依據的情況，或者“拍腦袋做決策”的現象，比比皆是。

另一件事涉及日本汽車。布朗先生的書架上有一批六十年代的美國雜志，有些雜志的封底登著日本汽車廣告。有一天我跟布朗先生提起這些日本汽車廣告，他一聽就笑了，說道：“日本汽車？——那就是個笑料?！保↗apanese car？—— Its a joke.）他接著向我做了解釋，日本的汽車質量原本很差，二戰以后（尤其朝鮮戰爭后）美國向日本輸出汽車制造技術，日本逐步提高汽車質量并開始向美國出口。但直到六十年代，日本出口到美國的汽車質量仍然很糟，所以會流行“日本汽車是個笑料”的說法。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機使得汽油價格成倍增長，大大促進了日本車的銷量，因為日本車普遍比較小，車身輕，省油。銷量增加使得日本汽車公司有更多的錢投入研發。到了八十年代，美國市場上日本車的質量已經名列前茅了。布朗先生的話為我理解“日本質量”提供了一個歷史維度，同時也給我增添了對中國產品質量提升的信心和期待。

五

不到兩年的實驗室工作，雖說并非全職，還是為我提供了一些機會了解并體驗美國的機構管理。印象最深的是，涉及工作的基本情況都放在明處，統統形諸文字。在我簽署的正式工作合同上，所有職責、工作關系（向誰匯報）、待遇、福利等都寫得清清楚楚。我在人事處辦入職手續時就發給一本厚厚的科技園區工作人員手冊，園區的組織架構，各職能部門的地址和電話，各種規定和要求，相關的責任和權利等都在上面。新來的人遇到與工作相關的問題，翻一翻手冊或打一個電話，多半就能解決。日常事務和園區運作都按明文規定的條條框框進行，有條不紊。不過，這種所謂科層化管理制度有時因為規定太細，限定太死，會導致體系運轉不靈，給工作帶來不便。

我負責處理的原始數據是通過測量麥苗錄像獲取的，所用的索尼磁帶攝像機還是八十年代初的型號，又大又重。當時（1991年）小卡帶的索尼攝像機已經上市，小巧輕便。于是我跟主管大衛建議：“把那臺老舊的大攝像機換成小的，操作起來更方便，還為航天飛機減少一點載荷。”

“不行！”大衛一聽就給否了，“我們換不起。”

“為什么換不起？有那么貴嗎？”

“不是攝像機價錢貴?！贝笮l解釋道，“是我們負擔不起論證所需的人力、所需的時間，還有大量的文案工作（paperwork）?！?/p>

原來，帶到航天飛機上去的每一件東西，哪怕是一張紙、一支筆，都要進行全面論證和測試，反復查驗，確保安全。老舊型號的攝像機是通過論證的，可以上航天飛機。如果要換一種型號的攝像機，那么，論證和測試過程必須從頭開始，每一個零部件都不能放過，而且，如果攝像機換了，相關配套設施也要重新設計，重新論證，工作量大得驚人，包括海量的文案工作。這一切有序而繁瑣的運作過程和相關的制度化規定都屬于所謂“bureaucracy”。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社會的bureaucracy現象進行了深入研究，對其潛在的負面后果表示擔憂。然而，bureaucracy這個概念譯成漢語為“官僚主義”“官僚體系”“官僚機構”等，強調了作為“官僚”的人，而淡化了像“鐵籠”一樣的制度，這是值得玩味的。

在實驗室工作期間，有不少場合會說及bureaucracy，印象尤其深的是NASA派人來做審計的那一次。那天上午，兩位審計師（都是中年男子）來到實驗室，先在廳里喝著咖啡跟大伙聊了一會兒，然后進到大衛的辦公室進行審計。在廳里聊天時說到“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空難，1986年1月28日上午，“挑戰者號”起飛后第七十三秒在眾目睽睽之下當空爆炸，機上七名宇航員全部罹難，震驚世界，為此美國所有航天飛機停飛三年。事故原因，據那兩位見多識廣的審計師說，一方面是當時NASA的新任局長好大喜功，對下面工作人員施壓太大，一方面是管理制度過于繁瑣，層層設控，機制僵化，發現問題也未能及時糾正，結果讓“挑戰者號”帶著一點小毛病起飛，釀成大禍。事情過去好幾年了，圈子里的人有時還會議論這件事。

“Its all bureaucracy！”聊到最后，一位審計師不無感嘆地說，像是做總結。

這些審計人員受NASA的委派，定期到各個項目或機構進行審計，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我出于好奇，到大衛辦公室看了一眼。只見桌上放著兩冊賬本，還有幾扎已經入賬的發票。那兩位審計師，一位在翻賬本查看賬目，另一位在給每一張發票蓋上審計章。那位蓋章的先生一邊與大衛閑聊一邊干活，左手翻發票，右手蓋章，看都不看手下一眼，十分熟練，大概每天都干同樣的事。其實，我們實驗室項目經費的大頭是由園區財務部門代管的，大衛手頭那點辦公費實在少得可憐，沒什么可審的。

兩位審計師離開后，大衛對我使了個眼色，瞇瞇一笑，說：“Its all bureaucracy!”

順便說一說我的工作待遇。因為我的工作非全職，按小時算工資，記得最初小時工資是四美元多一點。三個月后，我給邁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說：我想善意地提醒您，按照《工作人員手冊》第幾條第幾款，員工入職三個月可以根據工作表現進行一次工資調整。下面打了一個問號和一個感嘆號 “？！”。邁克一見就樂了，也給我回了一個問號和感嘆號“？！”。 第二天，邁克和大衛分別告訴我，他們研究過了，我的小時工資漲到五美元多，具體數字記不清了。

然而，記得清楚的是我工作待遇中的福利部分。雖說僅為半職，我的工作福利包括一份全額醫保（保費完全由項目出），保額還相當高。不過，我那兩年身體好，從未用醫?？催^病，但還是相當高興，因為這份福利帶來的安全感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未曾料及的是我的福利還包括一份全額牙醫保險，保額也相當高。那年我正好有一枚智齒發炎，就用保險把那個智齒處理了。感謝NASA！在美國，看牙醫十分昂貴。

此外，我的崗位還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福利——在職學習。員工每年有一筆在職學習的經費（約一千美元），可以用于修課。不過，動用這筆經費有附加條件：修課必須在業余時間；選修課程必須有利于提高本人崗位工作能力；修課成績必須在“C”以上。具體操作由員工申請，部門負責人批準，員工自己繳費修課，憑“C”以上的成績單報銷學費。實驗室一街之隔就是賓大校園，要修課非常方便，但賓大是一所私立常春藤大學，學費很貴，一千美元不夠一門課的學費。于是我到公立的天普大學（開車約需半小時）選修了一門微積分課程，理由是我的工作需要用統計，學習微積分有利于提升統計水平（一個振振有詞的借口而已）。學期結束，我把學費發票和“A”成績單交給主管大衛報銷，他十分滿意，說道：“好啊，得‘A’的學生，回頭給我講講微積分，我以前也學過，現在全忘了。”

我當時對大衛報以一笑，以為他僅是出于友善的調侃，后來發現他說的是大實話。每年學習微積分并考試合格的人成千上萬，但五年或十年以后還能記得那些公式或仍會解題的人寥寥無幾。微積分課程的主要價值在于幫助人們建立起某些概念，尤其是關于極限的基本概念，進而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統計學課程的價值與此類似，幫助人們理解事件發生的概率以及統計數據的分布形態和相關知識，從而影響人們看問題的視角和認識能力，至于那些統計公式（尤其是基本公式的推導）和具體算法，早晚要還給你的老師或書本。

六

大約在中秋以后，說不清從哪一天開始，實驗室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就連平日愛說愛笑的邁克這會兒也大為收斂，整天忙著翻資料、看電腦。布朗先生到實驗室來得更頻繁了，經常連續幾天都能見到他。引起這一切悄然變化的原因是“大限將至” ——我們的實驗要上航天飛機了！那緊張忙碌的狀態與行將高考的學生沒有兩樣，大家把幾年積累起來的資料翻出來反復查看，把修改過n次的方案再次復核、微調。在這樣緊張的氣氛下，我們又做了兩輪實驗，為的是確保萬無一失。

航天飛機升空的日子定于1992年1月下旬。1991年圣誕節前，項目助理克麗絲把實驗所需的材料和設備打包，運往佛羅里達的NASA實驗室。元旦以后，我們實驗團隊人員先后飛赴佛羅里達，要在那里進行最后一次地面實驗，然后將實驗移上航天飛機。我接受了一項光榮的任務，留守后方，在費城的實驗室值班，策應前方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

那些天，整個實驗室就我一人上班，空空蕩蕩，看書喝咖啡，偶爾接一個電話，每天八小時，還有比這更輕松的工作嗎？

1月中旬一天下午，我已經準備下班，克麗絲從佛羅里達打來電話，口氣很急，說是在NASA實驗室種的一批小麥，四天了，沒有一粒看出要發芽的跡象，找不出任何原因。她問我，麥種是否有問題？營養土是否有問題？

我告訴她，不應該有問題，麥種和營養土都是從費城實驗室運過去的，是她親自打的包，還是再觀察一下，沒準再有一天就發芽了。我又問了她一些相關問題，諸如“水”的情況、“溫度”的情況，其實都是多余的，我那點“招數”，當初還不都是她教我的嗎？

第二天一早，我剛進實驗室，主管大衛來電話，憂心忡忡，說麥種還是沒發芽，大家都急壞了，焦躁不安！只有幾天時間了，航天飛機將如期升空，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我倆在電話里討論了一番，費城實驗室的最后兩輪實驗都很成功，實驗用的材料應該沒有問題。我問他，要不我把手頭的麥種挑選一批給他快遞過去，再種一茬試試。

他同意了，并讓我同時準備一些營養土，快遞公司（UPS）由他聯系，兩小時后有人到實驗室登門取貨。對于這個已經耗費多年心血的項目來說，在此關鍵時刻節外生枝真是“性命攸關”的事！雖然做出再種一茬的安排，但誰心中都沒底，只是抱著希望再試一下，死馬當著活馬醫。

幾天以后，佛羅里達NASA實驗室來電話——發芽了！

謝天謝地！后來聽說，克麗絲見到麥種終于發芽，當場哭了。

1992年1月22日上午9點52分33秒，佛羅里達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伴隨著巨大的轟鳴聲，“發現號”航天飛機騰空而起，刺破藍天，飛向太空。

當天，我在電視新聞上看了“發現號”升空的場景，與此前看過的許多次航天飛機升空一樣——煙霧、火焰、轟鳴、起飛、歡呼。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在這次的航天飛機上，有我們團隊的項目，有我親手揀選的麥種和親手過篩的營養土?！鞍l現號”這次飛行的任務代號為“STS-42”（STS-42 Mission），機艙內的主要載荷就是“國際微重力實驗室一號”（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crogravity Laboratory，即“IML-1”），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IML-1”實驗室承擔的實驗項目之一就是我們的！

七

經過八天的時間，在繞地球飛行近一百三十周以后，“發現號”于1月30日清晨順利降落在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在太空期間，微重力實驗室“USML-1”的運作非常成功，我們的實驗依照預設方案圓滿完成。

回到費城實驗室，布朗先生和整個團隊歡聚一堂，慶祝太空實驗的成功。在那兩年我參加過的集體活動中，這是我們實驗室舉辦過的唯一一次正式的party，大衛開了一紅一白兩瓶葡萄酒，桌上放著小吃和其他飲料。凱旋的隊伍仍然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情緒高漲，你一言我一語，回憶著過去一個月的經歷。出乎意料的是，交談最集中的主題不是我們團隊有驚無險的“麥芽事件”，也不是（相對）近距離觀看航天飛機升空的壯觀和震撼，而是關于一個兄弟團隊的“IML-1”實驗項目遭遇的不測。

這個團隊來自美國西部一所大學，他們實驗項目的主角是小白鼠。經過幾年的實驗，一代又一代的小白鼠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生殖繁衍，并參與實驗，為項目積累了大量長期數據。這些精心養育的小白鼠，每一只都承載著獨特的實驗信息，如今來到佛羅里達的NASA實驗室，將要登上“發現號”航天飛機，在太空的微重力環境下進行最后的實驗，然后帶著寶貴的數據回到地面，為人類的科學事業做貢獻。然而，就在這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時刻，意外發生了。在搬運小白鼠上航天飛機的過程中，有位團隊成員不小心觸碰了鼠籠的開關，籠門敞開，關在里面的小白鼠一下竄了出來，四方逃散，轉眼無影無蹤。領銜的科學家和團隊成員急瘋了，但毫無辦法！慘淡經營多少年的項目，百萬美元的經費，大量時間、精力、情感的投入，就因為那一個細小的失誤而付之東流，無法補救！失望、沮喪、悔恨吞沒了整個團隊，沒等“發現號”升空，他們就匆匆收拾行裝打道回府了。

對于那個團隊（尤其是那位領銜科學家）來說，導致功虧一簣的“小白鼠事件”將是其終身之痛。上航天飛機的實驗項目絕非輕易可得，競爭非常激烈。而且，那么大量、長期的投入，未得最終成果，又該怎么交代呢？！世間的事從來就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在他們跟我分享小白鼠的故事時，大衛、邁克和克麗絲滿是成功者的好心情，爭先恐后地講述、插話、補充，唯恐說得還不周全，話語之間洋溢著莫名的興奮，而那興奮背后顯然夾著幾分源于他者不幸的樂趣。那時刻，關于我們自己曾因“麥芽事件”引發的恐慌，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記得當時布朗先生持著酒杯站在一邊，不露聲色地聽著，一言不發，他的沉靜與團隊另幾位成員的說笑形成極大反差。后來，我與布朗先生在一次聊天中談到“小白鼠事件”的后續可能性，他淡淡地說了一句：“人，永遠沒有第二次機會?！?/p>

大約兩個星期后，實驗室收到NASA寄來的一個大紙箱，里面有我們項目用于太空實驗的返還材料，還有發給參與“IML-1”項目人員的紀念品，其中有我一份：一張集體照，是“發現號”航天飛機執行“STS-42”任務的七位機組人員的合影，背景是正在升空的航天飛機，照片上有他們各自的簽名；一件體恤衫，上面印著“國際微重力實驗室一號（IML-1）”的英文字樣；一份紀念證書，印著我的姓名，感謝我為“IML-1”項目成功飛行所做出的貢獻，是由項目管理團隊簽發的，右下方是NASA和其他各國參與這次國際項目的機構的標識。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證書上貼著一枚布片（算是一面小小的標識旗），上面印著“IML-1”項目的徽章，“發現號”航天飛機和飛行任務標號，布片下面有一行小字：這枚“IML-1”旗幟于1992年1月22-30日（作為載荷）隨“STS-42”任務飛行。也就是說，它曾搭乘“發現號”航天飛機完成了五百萬公里的太空飛行，是歷史的見證物。感謝設計者的良苦用心，給我留下這樣一件普通而不凡的紀念品。

此后一年時間里，我主要處理從航天飛機上得到的實驗數據，偶爾做一點小樣本的補充實驗，進行比較和驗證。布朗先生和邁克格外忙碌，他們負責分析數據，并撰寫實驗的階段報告以及整個項目的最終結項報告。

1992年秋，我開始在天普大學讀社會學研究生，NASA實驗室助理的工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兼職，每周工作量也大為減少。

1993年年初，我向邁克遞交了最后一份實驗數據報告，與團隊的各位成員一一告別，為我與NASA實驗室這份因緣畫上了句號。后來聽說，當年晚些時候，布朗先生領銜的實驗項目正式通過結項驗收，實驗團隊散伙，NASA宣布項目成功結束。

八

離開實驗室以后，我全力投入學業，先后完成社會學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并開始在天普大學和德萊賽爾大學講授社會學課程。

2001年，我回國到上海參與創辦一所學校。創業，千頭萬緒，許多事要從頭學起，從頭做起。因為擔任行政職務，我身不由己地卷入無休止的會議、活動、事務，同時還教一門分量不輕的課。忙碌，讓你感到充實，讓你感到時間飛逝。忙碌，讓你埋頭現實，讓你忘卻過去。說來有點奇怪，在上海生活剛兩三個月，我就感覺似乎已經回國很久。不經意間，留美學習和生活的經歷似乎已經成為十分遙遠的過去，而NASA實驗室的往事則已化為一片若隱若現的虛無。

2003年2月1日，一條NASA的新聞震驚世界：美國“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在完成第二十八次太空飛行重返大氣層過程中爆炸解體，機上七名航天員全數罹難。

噩耗攪動了沉寂的記憶，十年前的海外往事，早已封存，早已淡忘，此刻又一一重現在眼前：當年的實驗室，當年的團隊，共同的事業和追求，共同的關注和期待，朝夕相處的音容笑貌，風格各異的交流、互動，難以忘懷的奇聞、逸事……

歲月流逝，永不返復。歲月，終將帶走一切記憶。然而，無論記憶流向何方，這一切將永駐于我的生命軌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