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增強人民政協界別的代表性，加強委員隊伍建設”，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的高度，對深入推進界別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增強人民政協界別的代表性，加強委員隊伍建設”，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的高度，對深入推進界別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是關于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重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進一步完善界別工作機制，提升界別工作水平，不僅是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發展人民政協事業的現實需要，更是新時代新使命新要求賦予我們的重大課題。

一、著力把握好人民政協工作的“三大基礎”之間的有機聯系，為健全完善界別工作機制提供理論支撐

完善界別工作機制，首先要在理論上弄清楚、搞明白。我們知道，政協委員的群眾基礎、界別的組織基礎、專委會的工作基礎，構成了政協工作的“三大基礎”，背后的“根”就是委員因其代表性而具有的“群眾基礎”。良好群眾基礎是踐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保障，這也正是強調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一基本定性的真正含義所在。把握好這一點，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的認識到界別工作“為了什么”“為了誰”的問題，從而為我們提供完善界別工作機制、推進界別協商、增強界別代表性的理論依據。

（一）界別是人民政協堅實的組織基礎。由界別組成是人民政協組織的顯著特色，界別是政協組織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依據，政協界別構成了政協工作的堅實的組織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們黨從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高度進行的政治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為各界別表達民情民意、有序政治參與和開展民主監督提供了舞臺。要通過政協界別發揮界別協商的獨特作用，來展現界別委員的集體“合唱”，來宣示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是用來做擺設的”。

（二）界別委員是具有本界別良好群眾基礎的代表。政協委員是政協工作的主體，他的身份首先是“界別委員”，不僅僅是委員“本人”，是具有良好群眾基礎的“代表”。增強人民政協界別的代表性，在界別內部則表現為要增強委員在本界別中的“代表性”。而委員的“代表性”，更多地表現為“責任性”，委員履行政協三項職能不是“個體行為”，一言一行代表著委員所在界別的心聲，決定著政協整體履職能力和履職水平，這是委員是否能發揮界別作用的根本內因。

（三）專委會與界別在政協工作上各有側重，互為支撐。專委會是人民政協的工作基礎，在人民政協履職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一方面通過界別的工作，“界別的聲音”具有的界別代表性，可以有效彌補專委會工作的“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專委會作為政協組織“專門工作機構”，有一整套嚴密的工作程序，可以發揮工作統籌組織的優勢，可以彌補界別組織化不足。專委會在政協工作中的“基礎性”，決定了它在政協界別活動中的“工作主導”地位。針對界別組織“松散性”特點，可以通過政協專委會給界別活動沾上“粘合劑”，提升界別工作組織力。

二、當前在完善界別工作機制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界別設置不科學，界別結構不合理。不能體現界別橫向獨立性、縱向代表性、內部專業性的特點。一是界別代表性不強。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新社會階層覆蓋面不夠，不能囊括大多數代表人物。如有的縣區政協少數民族界別委員連少數民族語言都不會，不具備本界別的代表性。二是界別獨立性不強。除民主黨派界別外，界別組織化程度不高，結構松散，不能獨立開展界別活動，這種現象，在特邀界尤為突出。三是界別專業性不強。部分界別的委員分布于不同單位和行業，缺乏專業性，在開展界別履職活動時，不能形成較為專業的建設性成果。

（二）委員界別意識不強。一是委員缺乏界別意識和使命擔當，履職動力不足。如在參加協商發言時代表個人或者本單位發言的多，反應本界別群眾的整體愿望和訴求較少，除民主黨派界別外，大多數政協委員參加政協活動時多是以委員個人名義參加，委員在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時往往都是“個人看法”， 體現界別特色不突出。二是依托界別開展的協商活動較少，即使參加了活動大多也只是“重在參與”，不能結合協商議題內容與本界別工作很好融合。三是界別活動流于形式，許多活動停留在一般性考察聯誼，界別協商、調研的深度不夠、研討的氛圍不濃，缺乏“共鳴”缺少“呼應”，導致政協界別 “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缺失，沒有完全呈現出界別的“集體智慧”。

（三）對界別工作的組織領導不夠有力。在工作實踐中，主席會議雖然能發揮統籌領導作用，但因界別工作太瑣碎太具體而“管不了”，秘書長會議因雜事多、不專業“不愿管”，專委會認為界別工作不是專委會的職能“不好管”，界別組長由于缺乏經驗或因界別委員太分散不好組織而“管不好”。專委會、辦公室、委員聯絡機構等相關單位與界別組的各自職責不夠明確。界別開展活動遇到困難不知找誰解決，工作存在隨意性。許多組長反映，由于要承擔參會、調研、組織、協調甚至撰寫報告總結計劃等，疲于應付，界別工作成了組長“一個人的事”。

（四）缺乏界別長效管理和工作運行機制。缺乏完善的統籌協調、考核評價、激勵約束和后勤保障等長效管理和工作運行機制，沒有很好解決界別活動誰來組織、活動如何開展、工作如何保障、活動成果如何轉化、活動效果如何評估等等問題。界別活動組織困難，活動無章可循，界別工作開展與否、開展好壞一個樣。

（五）界別協商“聲音不響亮”。在政協開展的協商活動中，大多由政協領導以講話形式領銜“主演”“獨角戲”，或者政協委員以個人身份進行大會發言等相對單調的“獨唱”，除了黨派界別外，以界別的名義“組團參演”“合唱團”的情況較少，導致政協的聲音沒有氣勢和力量。界別工作沒有真正“動起來、活起來、火起來”。

三、健全完善界別工作機制的對策及建議

政協界別作用的發揮，與新時代新任務和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切實加強界別工作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化建設。

（一）建立委員教育培訓機制，強化委員界別意識。

把提升委員界別意識放在重要位置，采取重點培訓和全面培訓等方式，有計劃、分界別、分專題開展培訓，教育引導委員深刻理解界別工作的重大意義，提升委員界別意識，增強履職能力，自覺將自己融入本界別整體工作中。同時要強化對專委會主任、界別組長培訓和政協委員輪訓工作，增強委員特別是界別組長的界別意識。定期召開政協界別工作會議，采取以會代訓形式，集中探討界別工作經驗，研究界別工作方法，探尋界別工作規律，討論界別相關制度，就如何推進界別工作統一思想，提升委員履職能力和水平。

（二）建立完善界別工作的“三級統籌”機制。一是建立黨組會議、主席會議統籌機制，強化黨對政協界別工作的領導。發揮好政協黨組及機關黨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重要作用，把界別工作制度建設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工作規劃，強化頂層設計。發揮好主席會議成員在組織領導所聯系界別工作中的作用，真正體現堅持和運用好協商民主這一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形成上下貫通的組織體系和工作機制。二是建立秘書長會議統籌機制。秘書長會議要專題研究界別工作，積極幫助解決界別活動遇到的實際困難，為開展界別學習、協商、調研、視察、聯誼等活動提供優質服務，為界別工作提供行文、車輛、經費等后勤服務保障，同時抓好界別活動的宣傳，努力擴大政協工作影響。三是建立專委會統籌機制。專委會要指導界別制定工作計劃、組織界別開展調研、撰寫界別提案、大會發言、專題座談發言等，幫助界別對材料進行“把關”，同時組織界別開展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對口協商，組織本專委會和界別政治理論學習和業務研討，加強界別委員之間的交流。同時要做好界別工作的聯絡協調等服務工作。

（三）建立完善界別協商機制。在工作方向上，要注重發揮界別的組織優勢，把散落于社會各界的意見、訴求乃至智慧、見解匯集起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在協商議題選擇上，發揮界別的人才優勢，抓住黨委政府重視、社會關注、委員關心“三個要素”，對涉及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問題開展界別協商，推動黨為政府科學決策。在協商形式上，要進一步暢通協商渠道，發揮不同界別之間的互補優勢，可以采取“專委會 界別 對口協商單位”的模式，開展協商式調研、監督性視察、探討式座談、了解式走訪，還可以利用微信群、QQ群等社交工具，與政府部門開展網絡互動協商，達到知情明政的效果，使政協委員在協商議政時能夠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據。

（四）建立界別工作成果評估和激勵機制。充分運用界別協商成果，引導界別發聲出力。探索建立政協常委會議界別發言和界別述職制度，各專委會組織界別委員，圍繞重點課題，形成界別調研報告和大會發言材料，常委分別代表有關界別圍繞常委會議議題在常委會上發言，在常委會小組討論時代表界別發言。強化界別工作成果評估，定期收集界別工作進展，解決界別工作沒有“干事檔案”問題。通過留下“界別活動”的“歷史印跡”，作為界別工作成效評估、表彰獎懲、學習借鑒、工作研究的依據，達到史料保存的目的。

（五）建立良性工作運行機制。加強界別工作制度建設，用制度固化界別工作的職責、方式和程序，形成操作性強、可以復制和借鑒的具體工作模板。著力“繪制”一套界別工作完整而清晰的“工作流程圖”，明確各工作環節，使各部門“按圖施工”，依照政協章程辦事，推動形成“常委會聽取界別述職，主席會議研究界別工作，專委會負責聯絡協調，界別負責活動議題設計和成果質量總結評估，秘書長會議提供后勤保障，政協研究室負責理論研究和活動宣傳，委員聯絡機構負責工作績效考核”的良性工作運行機制。

文/市政協研究室副主任 敖其友

總值班：劉云冰

責任編輯：孟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