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國傳染病的歷史上，有一種病為禍中國上千年。患病早期的典型癥狀就是發熱、腹痛、腹瀉；如果救治不及時進入晚期就會出現出現肝硬化，產生大量腹水以及巨脾而導致患....

在中國傳染病的歷史上，有一種病為禍中國上千年。患病早期的典型癥狀就是發熱、腹痛、腹瀉；如果救治不及時進入晚期就會出現出現肝硬化，產生大量腹水以及巨脾而導致患者肚子變大，但人卻異常消瘦，這也就是俗稱的“大肚子病”。

這種傳染病的專業名稱叫“血吸蟲病”，比起霍亂、鼠疫，血吸蟲病更為常見，在中國上千年的歷史中從未消失過。

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省份和地區都是血吸蟲病肆虐的嚴重受災區，常年患病人口達1000萬人以上，受威脅人口高達1億。

一人得血吸蟲病會導致全家被傳染，隨后導致整個村子被傳染。在50年代的中國農村，至少有31萬人直接因病死亡，有1362個村莊變成“鬼村”。比如江西省豐城縣白富鄉梗頭村，1000戶的村莊感染血吸蟲病后最后僅剩2人。

不過到了70年代，血吸蟲病在全國得到了有效地控制，80年代上海、廣東、福建、廣西等多地宣布成功消滅血吸蟲病。到了今天，盡管全球仍有2.6億人面臨著血吸蟲病的威脅，但血吸蟲病對于我們來說幾乎已經成了一個陌生的詞匯。

而打勝這場公共衛生戰役的主力軍，是一百多萬，放到現在會被稱為“庸醫”的醫生。

血吸蟲病患者

1965年6月26日，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主席匯報工作，在講到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時，錢信忠說：“全國140萬衛生技術人員有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而醫療經費的分布上，農村只占了25%，城市占了75%。”

毛主席聽到這些數據后，直接站起身來，嚴肅地對錢信忠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15%的人做？這15%還主要都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者老爺衛生部，或者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主席生完氣后，又對錢信忠做出指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這句指示，后來被稱為“六二六指示”。

毛主席之所以會因此動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在解放前，農村人幾乎沒辦法看病，小病挺著等它自己好，大病基本就只能聽天由命，有的時候還只能依靠迷信來做法醫病，

一來是農村窮沒錢，二來也是因為醫生太少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城鎮里，所以就算是村里有錢的地主，也要面臨看病難的問題。

早在延安的時候，中央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當時根據地普遍都會宣傳防疫防病的相關政策，但即便如此農村人生病也很少主動去看醫生。

在1949年，全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5歲。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毛主席就要求衛生部必須要重視農村的醫療問題。但醫療建設并非容易，特別是當時新中國的醫療系統基本還處于0基礎的狀態。

當時全國經受過正規科學培訓的醫生是少之又少，就算加上純憑經驗行醫的江湖郎中也少得可憐。

更嚴重的是，有的醫生利用自己掌握稀缺的醫療資源，更是對農民進行刁難和敲詐。而很多農村由于離城鎮太遠，農村生孩子也不愿去正規的醫療機構，反而更依賴產婆。

產婆接生全憑經驗，沒有藥品和衛生保障，順產還好，一旦遇到難產那產婦和嬰兒的生命基本就是聽天由命了。

在50年代的中國，農村新生兒死亡率最高時達到了30%。

毛主席也知道現代醫療資源問題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解決的，只能從當下已有的資源入手，對于中國來說，中醫需要的器械不多，行醫靈活方便，價格上中藥也不貴，農民用得起，是當時最符合國情的能快速提升農村醫療的方法。

1958年毛主席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

然而現代中醫其實也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培養一名合格中醫的難度不亞于西醫，且當時培養成后的中醫因為交通原因大多也都留在了城市，沒有辦法深入農村。

隨后毛主席又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定期由城市醫生組成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年前后還多次出臺政策要求組建醫療隊下鄉。

雖然這個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醫療隊下鄉畢竟還是臨時性的，農民想看病只能等下一次醫療隊來，看病難的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而像是霍亂、天花、鼠疫、血吸蟲病等需要長期整治的疫情、傳染病，也不是一兩次下鄉就能解決的。

并且醫療隊人數有限，1965年上半年全國參與下鄉的醫療隊人數僅2800人；每次下鄉能走的村子不多，能攜帶的器材和藥品有限，遠離城市的偏遠農村更無法覆蓋；而且每次下鄉需抽調人員，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打亂各大醫院的一些安排。

從根本上講，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是一種能長期在農村為農民看病的醫療體系，它需要具備一定的獨立性、自主性、成本低、規模大，且從事人員需要具備很高的奉獻與犧牲的覺悟，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也正是因此如此，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各地農村的視察調研中，每每了解到農村醫療問題都非常不滿意，直到1965年6月26日徹底發出了心中擠壓已舊的怒火。

在做出“六二六”指示后一個月，毛主席再次召見了包括錢信忠在內的多位高級干部，這一次不是來訓話的，而是在經過一個月的思考后，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對徹底解決農村看病難問題的總構想。

毛主席認為當時醫生的培養方式、治療流程和形式完全就是為了城市服務的，根本不適合農村，這才是努力這么多年效果還是不好的原因。農民沒有時間去等國家建設起來后再去解決醫療，而且農村醫療解決不好，國家的建設也會受影響，因此農村的醫療需求是迫切解決的。

所以需要在農村培養不脫離勞動生產的衛生員。

毛主席說：“醫學教育需要改革，不用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這個指示其實和后來經濟改革中“小步快跑”的理念相似，也是先解決一個“有無問題”，有總比沒有好，優先保證最低程度的需求。

在現在看來，很多人都會把這樣培訓出來的醫生稱為“庸醫”，但誰會不會想到，正是這群“庸醫”創造了世界醫療史上的奇跡。

之后各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地根據自身情況開始培養鄉村醫生，最終成了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基礎。

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辦了一個醫學速成班，這個班只學習4個月的醫學基礎理論知識，以及最常見疾病的最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后到公社擔任衛生員。

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被稱為王桂珍的女干部，她發現結業后的學員基本也都待在公社，沒有真正深入到農村中去。

王桂珍是舊社會農民家庭出身，知道農民看病的困難，于是她決定背起藥箱進入農村，到農民的家里甚至是田里為農民看病，農忙時還要親自下田和農民一起勞作。

這種上門服務的工作形式放到現在就是美國的專業醫療保健師，價格可不一般，但是王桂珍幾乎不收取費用。

一開始農民都不太信任王桂珍，特別是知道了她只學了4個月的后更不相信她了，直到有一次一名農民牙疼得實在是受不了，王桂珍用針灸給他止疼后，村里才逐漸開始接受她，隨著被她治好的人越來越多，王桂珍的名氣也越來越大。

王桂珍

王桂珍為了解決缺少藥材的問題，在村子旁邊的土坡上種了草藥，也不斷自己想辦法讓農民看病多方便少花錢。

久而久之，王桂珍被幾個村的村民稱為“赤腳醫生”，她也成為了中國赤腳醫生第一人。“赤腳”不是說她一直光著腳，而是因為當時農民在水田種地都是光著腳的，“赤腳”就等同于“勞動”，“赤腳醫生”的意思就是勞動者的醫生。

隨著王桂珍的名氣越來越大，領導們也注意到了這種行醫方式，特別是王桂珍在沒事時參加了勞動，有事就背著醫療箱上門看病的做法，非常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構想，讓醫療衛生真正走進群眾中。

江蘇醫生黃鈺祥在公社衛生院工作時也對農民看病困難深有體會，在毛主席下達“六二六指示”后，黃鈺祥成了培養農村醫生速成班的老師。

黃鈺祥重點教授簡單易學的知識和技術，并通過自己多年的經驗，把農民的常見病、多發病等作為重點教學科目，這種有針對性地教學使得培訓出來的學員能夠快速形成“戰斗力”。

黃鈺祥本人后來也決定背上藥箱去農村看病，其教學方式和行醫方式得到了領導的認可，也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吻合。

1968年，隨著王桂珍、黃鈺祥等人的事跡和經驗開始在全國宣傳，領導們也重視起來，派出人員進行調查，并總結出了一篇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這也是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赤腳醫生”一詞。

這篇報告發出后就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視，這一次毛主席沒有像3年前那樣發怒，而是在文章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從此“赤腳醫生”成了像王桂珍這樣半農半醫人員的特定稱呼，全國各地開始在農村統一設立衛生室，和縣人民醫院、公社衛生院一樣組成農村三級醫療體系，并最終形成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這一體系的醫生或者說衛生員均是由“赤腳醫生”組成，而全國赤腳醫生的人數規模也快速上升，最高時達到了500多萬，其中專業醫生180萬，衛生員350萬，專門的接生員70萬。全國90%農民的醫療工作都是由赤腳醫生來做的。

1970年，為了提高赤腳醫生的專業素質，上海醫學院、浙江中醫院等醫學專家，根據赤腳醫生的實際情況集體編著了《“赤腳醫生”手冊》，內容簡單易懂，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看，一些農民看了這本書甚至都可以自己給自己治一些簡單的病。

赤腳醫生的藥箱里沒有什么靈丹妙藥，只有一些如聽診器這樣的簡單醫療器材，幾根中醫用的銀針，治療一些基礎疾病的藥物。

但就是這樣，農村新生兒死亡率從30%降到了3.7%；而且由于赤腳醫生幾乎是挨家挨戶進行防疫衛生宣傳，開的藥要看到病人咽下去才肯走，使得農村傳染病的感染率大幅下降，到了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人均壽命已經達到了68歲，是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從1949年的35歲，到70年代末的68歲。

赤腳醫生并不是什么醫術高超的名醫，之所以會有如此驚人的成就，除了為農民提供了最基礎的醫療保障外，最重要的是讓農民意識到了公共衛生以及衛生預防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常說的飯前洗手、多喝熱水，其實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也就是這些簡單的舉動，特別是多喝熱水，就大大降低了各種寄生蟲病的感染率，比如說血吸蟲病。

新中國基本消滅為禍千年的血吸蟲病，除了防疫機構對環境進行改善以外，赤腳醫生在農村宣傳衛生預防措施和政策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除了血吸蟲病以外，當時赤腳醫生還戰勝了瘧疾、鼠疫、霍亂等多種傳染病，這也是中國人均壽命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國赤腳醫生的成績過于出色，相關實際很快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重點關注，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中國的經驗對于解決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醫療問題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幾位學者專門跑到中國拍攝了一部關于赤腳醫生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并在全球掀起了“中國赤腳醫生熱”。

1974年，中國赤腳醫生第一人王桂珍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世界衛生會議，赤腳醫生首次登上世界舞臺。

1976年，中國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的代表人物黃鈺祥、覃祥官代表中國參加世衛組織相關會議，覃祥官還在會上作了《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贏得了各國代表的喝彩，世衛組織稱中國赤腳醫生創造了“人間奇跡”。

隨著國家的快速發展，今天雖然已經沒有了“赤腳醫生”，但是赤腳醫生的作用和影響依舊還造福著我們的現代社會，中國現代化的醫療體系、預防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借鑒了“赤腳醫生”的經驗。

當初規模龐大的赤腳醫生隊伍也為中國培養出了很多名醫，比如著名的工程院士、感染病專家李蘭娟女士就是赤腳醫生出身，還有中醫專家王烈泉、喬振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