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英媒報道，自2015年以來，冰島開展了一項一周4天工作制的試驗活動試驗時間從2015年到2019年，參與人數達到2500人，參與試驗的人員來自冰島的各行各....

據英媒報道，自2015年以來，冰島開展了一項一周4天工作制的試驗活動試驗時間從2015年到2019年，參與人數達到2500人，參與試驗的人員來自冰島的各行各業近日，研究人員宣布這項實驗大獲成功：在薪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作工時的縮短讓參與者的身體更加健康，工作效率更高，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你認為本周工作中最重要的三件事?跟著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你認為本周工作中最重要的三件事

據英媒報道，自2015年以來，冰島開展了一項一周4天工作制的試驗活動。試驗時間從2015年到2019年，參與人數達到2500人，參與試驗的人員來自冰島的各行各業。近日，研究人員宣布這項實驗大獲成功：在薪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工作工時的縮短讓參與者的身體更加健康，工作效率更高。

爭取工作之外休息的時間和權利，一直都是現代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主題。詹姆斯·蘇茲曼在《工作的意義》的開篇寫道，在古老的狩獵部落時期，每個人用于“工作”的時間每周都不會超過15小時，大量的時間都會被用于休閑。隨著文明的演進，越來越枯燥的工作逐漸與我們的“生活”相分離。這次冰島的嘗試，或許可以成為這一進程中的新篇章。

其他國家可以借鑒“冰島經驗”嗎？“一周4天工作制”可以很快推廣嗎？部分專家指出，冰島的成功嘗試并不一定具有普適性的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代人對“工作忙碌”一事的焦慮可能正在逼近一個峰值。“內卷”“過勞”“996”頻繁地出現在這兩年的媒體話語中，疫情帶來的全球范圍的失業潮更是加劇了這種焦慮和不確定感。也許，冰島的嘗試可以成為一個觀察和思考世界范圍內勞動者境遇的窗口。?

工作時間與勞動者的身心狀態有著怎樣的關系？更短時間的工作制度一定有助于工作嗎？疫情之下，除了制度的完善，改善勞動者的境遇還需要什么？本期讀刊，書評君與大家分享與這些話題有關的觀點。

現代消費文化的陷阱：

當過度工作成為一種常態

在四天工作制的嘗試之前，許多行業通行的“一周工作五天”制度其實也是現代社會的人們不斷爭取的成果。畢竟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和美國許多工廠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規定工作時間能達到每周60小時。CHANGE發表于今年的一篇文章更是顯示，1890年，美國政府估計制造業的工廠員工平均每周工作能達到100小時。

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由羅斯福政府頒布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對五天工作制度的訂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由于在大蕭條期間，減少單個員工的工作時間被理解為可以讓更多的人參與勞動以解決就業問題，縮短勞動時間一時間成為重要的議案。不過，羅斯福并非贊成縮短工時，而是最終以新政的形式提供救濟。體現于該法案中，即是在標準的每周40小時工作時間的基礎上，規定超過這一時間部分的工時工資更高。

人們對休息的渴望并非始終能夠推動工作時間的縮短。1930 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做出過那個著名的預言：隨著生產力的增長，一百年后（即2030年），人們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時。羅德島大學歷史學教授埃里克·盧米斯 (Erik Loomis)在今年向Vox表示，這一工作時間不斷縮短的預期，在羅斯福新政后至少于美國擱置了。盧米斯認為，20世紀40、50年代美國甚至就已經出現呼吁繼續縮短工時的運動，然而70年代，失業率的上升使得人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挽救工作”上，縮短工作時間的熱情被減緩。

紀錄片《美國工廠》（2019）劇照。

同時，《大西洋月刊》今年刊發的一篇專欄文章也從文化的角度指出，西方社會的文化轉向消費文化后，廣告、消費主義敦促人們不斷地利用工資去購物，并借此形成階層上升的幻象。“工作與財富”的目的發生了變化。以往的工作是希望“帶來生活的滿足”，而如今“工作是為了工作，財富是為了更多的財富，工作...變成一種類似于宗教的意義來源”。人們永遠不滿足，陷入一種“過度工作”的狀態，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縮短工時運動的進程。

當下的現實無疑與凱恩斯的預言大不相同。根據蘇茲曼在《工作的意義》中提供的數據，在最近20年里，全球范圍內的過度工作現象依然值得重視，東亞國家的勞動負荷較重，雖然在各類團體的積極倡議和推動下境況有所緩解。在絕大多數時候，嚴格執行一天8小時、工作5天的制度都極為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冰島此次進行的4天工作日的嘗試受到了理所當然的關注。

《工作的意義》，[英]詹姆斯·蘇茲曼著，蔣宗強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3月。

縮短工時的訴求：

工作≠生活的意義？

在CNBC的采訪中，英國智庫Autonomy中研究冰島勞動制度的學者Jack Kellam表示，在人類推動工作時間縮短的進程缺乏推力的狀態下，疫情提供了一個另類的契機，疫情期間人們普遍處于過度勞動狀態下的事實，間接催生了四天工作制度嘗試的落地。正如管理學學者Scott Dust曾說：多虧了技術，“朝九晚五”工作的愿望變得猶如海市蜃樓。疫情期間大面積實行的在線工作往往不但沒有減輕員工的負擔，反而使得員工無法區分工作與休息的界限，而處于全天候待命、隨時工作的超額勞動狀態。《華盛頓郵報》近期的文章也認為，盡管此前已有對于四天工作制的討論，但確實是疫情作為一個強大的外因，才使得四天工作制“成為了可能”。

冰島試驗的結果是令人欣慰的。根據 Autonomy 與冰島可持續民主協會 (Alda) 的研究人員提供的報告，試驗中的員工從每周工作40小時變為每周工作35小時左右，通過優化煩瑣的信息溝通流程、會議制度等提高效率，以保證薪酬不受影響。這使得他們“感到工作壓力明顯減輕，同時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家庭和休閑”。

實際上，類似的嘗試在近些年也已成為眾多國家和公司努力的目標。2019年，微軟日本公司試行了“四天工作制”，而近日，日本已經將“四天工作制”納入到關于經濟政策的討論中。2021年3月，西班牙也開始了全國范圍的“四天工作制”試驗。相關的試驗結果也顯示了此類改革積極的一面，例如新西蘭的 Perpetual Guardian公司對本地每周工作4天試驗進行的研究顯示，工時的減少不僅不會影響員工的生產力水平，而且能讓他們的工作壓力減輕38%-45%，在工作滿意度、團隊合作、公司忠誠度方面也有所提高。同時亦有研究說明，縮短工時的嘗試還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環保效應。美國猶他州為政府雇員進行的一項試驗就顯示，使用壓縮的工作時間表將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便是：節省下來了時間，人們會用來干什么？在Atlantic的文章采訪中， 紐約參與四天工作改革試驗的莫妮克·卡拉巴洛 (Monique Caraballo)表示，在工作時間縮短后，她能夠全身心投入到一家非營利性組織的志愿服務中，并獲得了更多培養愛好的機會，這些能讓她更好地感受“生活的意義”。多倫多大學的社會學家梅麗莎·米爾基告訴CHANGE，人們對家庭生活滿意度最大的影響因素之一是他們的純工作時數，工作時間得到抑制會讓人更好地體驗家庭生活的意義。

值得思考的是，工作里省下的時間，是為了更好地追尋生活的意義，這句話的背后其實正意味著一種當下人們認知中“工作”與“意義”的二元對立。工作不再成為人們自我完善的途徑，人們在勞動中也不再感受到意義，蘇茲曼也在《工作的意義》中將此種勞動者心態的變遷追溯至管理學家泰勒引入獨特的工廠管理制度的時期。在他看來，泰勒對工序的細分和對時間的精確控制使得工作成為一種“最適合創造力有限的人進行的事務”。

蘇曼同樣指出，現代社會的人們看待工作與過去的一個最有趣的差異，正是在于我們勞動之余所從事的“娛樂”“休閑”，可能恰恰是過去人們勞動的內容本身。比如捕魚、縫紉、編織、陶器、繪畫，過去人們視為枯燥、為了謀生的“工作”，如今卻成為人們覺得能獲得深度沉浸感和滿足感的娛樂。工作意味著瑣碎、虛無和純粹的謀生之舉，而娛樂、副業才是意義的來源。近年流行于全球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曾在著作《狗屁工作：一種理論》中指出，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文明面前——“一個由工作建立起來的文明，甚至不是‘生產性工作’，而是將自身作為目的和意義的工作”。他更是辛辣地為工作重新分類，認為教育、醫療、農業和科學研究等是真正有用的工作，而公司律師、公關、高管、健康管理員、學術管理員以及金融服務供應商等高度系統化的工作都被他認為“完全無意義，沒必要，危害性大，就連從業者也不能證明它的存在價值”。

《Bullshit Jobs: A Theory》，作者：David Graeber，版本：Simon Schuster 2018年5月。

根據蓋洛普公司2017年的《全球職場環境調查報告》（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全球155個國家收集的數據顯示，全球只有15% 的員工熱愛自己的工作，并敬業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熱愛卻能敬業地工作，18% 的人完全談不上敬業。與意義分離，這種現代工作面臨的更為深切的麻煩，或許并非被四天工作制解決，而是被其凸顯。在此，《華盛頓郵報》更是指出了一個在“四天工作制”成為熱議話題之后的錯誤邏輯，“當我們不斷宣稱，更短的工作日如何讓我們成為更好更有效率的員工時，我們就是在提出錯誤的論點。”

四天工作制的嘗試是否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享受工作和生活？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是我們對工作的本質有著怎樣的理解。如果“工作”不僅意味著“效率”，那么，我們思考四天工作制的目的就不應該只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是它是否是人的邏輯的體現，是否可以讓我們變成充實的人。

一周工作四天，

會帶來新的不平等嗎？

對四天工作制試驗的質疑聲音還有不少。例如，英國亞當·斯密經濟研究所警告說：“如果強迫人們減少工作時間，最終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減少。”該研究所的馬修·勒什曾表示，如果英國實行四天工作制，英國經濟將對投資者和創業者失去吸引力。他認為，“我們也應該獎勵那些努力工作供養家庭的勞動者，而不是隨意剝奪他們工作的自由”。

反對的聲音中值得重視的是對其普適性的擔憂。VOX的文章認為，像冰島這樣進行大規模的試驗在美國或許困難重重。相比于冰島，美國工會的密度低得多，而這是促成這項制度嘗試真正實行的重要因素。同時，今年春天由Leland 和 Steinman 發起的針對1000名美國工人的調查顯示，雖然僅有4%的人對實行四天半工作制的效果存疑，但是如果仔細地分析贊成者的理由，會發現大家擔憂的其實并非在于這個政策的“實用性”，而是擔心其具體執行過程中無法真正覆蓋到“某些類型的工人”。

全球范圍內越來越擴大的貧富差距使得人們從工作時間的縮短中的獲益并不相同。該調查表示：低薪的零工、輪班工人，這些最需要減少工作負荷的人相反難以從中受益，他們缺少勞動保障，會希望通過不斷提高工時來盡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對于“不成比例的白人、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來說，勞動力市場已經為他們提供了令人羨慕的工作津貼，他們相對來說更容易享受到工作時間縮短后的紅利。“如果一個為期四天的一周越來越受歡迎，那么它就有可能擴大現有的不平等”。

零工經濟（gig economy）勞動者的處境在疫情之中同樣成為人們持續關注的話題。亞馬遜、優步等平臺大量雇傭的零工與平臺之間往往并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他們并不被平臺公司承認為正式員工，勞動權益常常獲得不了保障，在工作時間“自由”的虛幻許諾下，他們實際處于極不穩定的工作狀態里。這一群體的數量正在迅速增長，疫情導致的大規模就業危機也進一步使得更多的勞動者加入平臺零工的行列。

意大利裁定外賣騎手為雇員：

從工作中收獲認同

近年來，國內外出版界也有許多作品關注到這一群體。如英國專欄作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約的人：后工業社會英國低薪職業者的抵抗》（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Wage Britain，中譯本已于2020年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通過實證調研，描繪了快遞揀貨員、電話客服、優步司機等不同職業平臺零工的工作現況。由人類學家瑪麗·L.格雷 (Mary L. Gray) 和計算機科學家西達爾特·蘇里 (Siddharth Suri)寫作的《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則關注到特殊的一類平臺勞動者：幫助算法運行的“幽靈勞工”，指出算法時代平臺勞動者的生存圖景更像是“人類算法”而非“機器取代人”。平臺算法的流暢運行、更新迭代離不開千千萬萬的人類勞動者，而他們卻被算法遮蔽于黑箱之中，成為不可見的工人。

《失去合約的人：后工業社會英國低薪職業者的抵抗》， [英]詹姆斯·布拉德沃斯著，楊璧千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0年8月。

通過法律的完善，給予平臺零工正式勞動地位的認定，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緩解他們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徑，近期也出現了許多有意義的嘗試。2021年2月24日，意大利米蘭檢察院和該國勞動監管部門判定，四家餐飲外賣平臺的騎手是雇員，而不是獨立勞動者。檢察機關要求這四家企業正式雇傭騎手，并因違反勞動安全法規繳納共計7.33億歐元的罰款。而英國最高法院也在2月19日裁定，優步公司必須將其司機視為雇工而非自雇人員，這意味著司機享有最低工資、休息時間、帶薪休假等權益。據報道，這一裁決將使優步司機獲得補償，也將極大影響當地的“零工經濟”。

《衛報》的一篇文章認為，隨著從業人員試圖改善他們的權利處境，包括Uber和Deliveroo在內的零工經濟公司在全球面臨至少40項重大法律挑戰。為Uber司機爭取權益的律師Nigel Mackay表示：“在歐洲，發展的方向似乎確實是為零工經濟中工作的人爭取更多的權利”。《華盛頓郵報》6月24日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針對零工經濟的一場“政治清算”已經到來，這里的“政治清算”指向的便是零工經濟的從業者與雇傭方之間的權利沖突，以及政府部門的介入。對此，一些零工經濟高管爭辯說，如果他們的公司背負著雇傭法的所有成本與限制，那么，零工經濟所具有的靈活性——員工隨時開始或停止工作的自由，將不復存在。相反，他們希望看到法規調整，讓他們在不被視為雇主的情況下提供一些額外的福利。然而，布拉德沃斯等作者也反復強調過，這種“自由”僅僅只是幻象。

《銷聲匿跡：數字化工作的真正未來》，作者: (美) 瑪麗· L.格雷 / (美) 西達爾特·蘇里 ，譯者: 左安浦，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

在全球許多國家，不同程度的“斗爭”也正在進行。在西班牙，勞工部表示將推動制訂規則，迫使平臺公司將零工工人視為有權獲得工資以及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的雇員；在印度，政府也正出臺一項法案，要求公司代表零工工人支付社會保障金，雖然其細節尚未敲定。

在勞動地位的認定之外，零工們的困境也包括前文提及的“意義”的困境。布拉德沃斯接受本刊專訪時就曾表示，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隱患不僅包括帶來大量勞動權益無法獲得保障的勞動者，更重要的是它也加速了工作場域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原子化。在新技術和“自由”話語的加持下，平臺公司可以為零工創造“為自己打工”的假象，盡可能地隔離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交流。在孤獨地勞作中，勞動者無法獲得經濟和情感上的雙重支持，身心面臨異化。格雷和蘇里也在對“幽靈工作”的研究中指出，不被看見的邊緣化身份也威脅著“幽靈勞工”們的職業認同。企業應該重視恢復這些勞動者之間真實的“連接”與“協作”，例如，建立在線幽靈勞工們的“虛擬茶水間”“按需聯合辦公區”——更多能夠便于分散于世界各地的零工們交流的論壇，并創造各種能夠讓他們合力完成任務的機會。

參考鏈接：

http://theconversation.com/the-success-of-icelands-four-day-week-trial-has-been-greatly-overstated-164083

http://www.changerecruitmentgroup.com/knowledge-centre/the-pros-and-cons-of-a-4-day-working-week

http://www.vox.com/22568452/work-workweek-five-day-four-jobs-pandemic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7763180

http://www.bbc.com/news/business-57724779

http://www.cnbc.com/2021/07/12/a-4-day-workweek-is-the-norm-in-iceland-could-the-us-follow-.htm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7/07/4-day-workweek-japan-iceland-wellbeing-productivity/

http://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21/06/kickstarter-four-day-workweek/61926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he-gig-economys-political-reckoning-has-arrived/2021/06/24/bdb83614-d4a0-11eb-b39f-05a2d776b1f4_story.html

撰文 | 劉亞光；吳俊燊

編輯 | 李永博；王青

校對 |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