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鳳凰網財經《財知道》欄目“我夢見我們試驗田里的超級稻，長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掃把那么長，顆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助手在一起，坐在稻穗下乘涼。”人....

文｜鳳凰網財經《財知道》欄目

“我夢見我們試驗田里的超級稻，長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掃把那么長，顆粒有花生米那么大，我就跟我的助手在一起，坐在稻穗下乘涼。”

人的一生要做很多夢，而袁隆平只做了兩個。一個是“禾下乘涼夢”，另一個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夢境逐漸照進現實，歲月卻不等人，這位描繪夢境的老人走到了休息的站點。

從吃不飽到有余糧的路上，遍布著袁隆平的腳印，從青年走到耄耋，從土地里來，到土地里去。

1

在北京協和醫院的歷史檔案被重新發現之前，幼時的兵荒馬亂與顛沛流離或許導致了記憶的偏差，袁隆平自己都不太清楚他的確鑿生日，一直習慣了將1930年9月7日看作誕生之日。

直到那份檔案的出現，重現了一對袁姓夫婦喜得貴子的歷史瞬間。當時二人還未想好這個孩子的名字，就暫且在材料上登記為“袁小孩”。檔案顯示，這個嬰兒出生于1929年8月13日，上面留下了“袁小孩”出生時的腳印，還有負責接生的婦產科大夫的英文簽名“Qiaozhi Lin”。

這個簽名的主人便是中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被尊稱為“萬嬰之母”的偉大女性林巧稚，她極大降低了中國母嬰死亡率，親手接生了5萬多嬰兒。

當時，袁小孩還不知道自己會成長為袁隆平，林巧稚也沒有被后人尊稱為“萬嬰之母”。人生的因緣際會，使拯救無數母嬰與讓無數人遠離饑餓的兩位大師，產生了精神意義上的傳承。

袁隆平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據他本人敘述：“我們幾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照輩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兩歲，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贛，給他取名字的時候，我們家已經離開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從我們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遷徙的歷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戰時期舉家顛沛流離的歷史寫照。”

流離輾轉的路上，疾病、疼痛、饑餓與死亡，成為了這個家庭乃至整個時代的傷痕。

雖然逃難貫穿了袁隆平的整個童年，但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始終沒有中斷幾個孩子的學業，十分重視孩子教育。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袁隆平，親見不堪重負的父親，在戰爭的陰霾中掙來吃的喝的，別有一番韌勁。而袁隆平的母親“知書達理、賢惠慈愛”，盡管身陷囹圄，也溫柔樂觀，給孩子講故事、讀尼采、啟蒙英語，其中，炎帝神農氏的故事給袁隆平埋下了一份憧憬，開始向往“田園之美、農藝之樂”。

父母給予的力量熨燙了戰爭帶來的傷痛，培養出的袁隆平堅韌中也不忘樂觀幽默。對于高中畢業后學農，除了從小看見的餓殍遍野、母親的傳說故事、參觀過的園藝場影響，袁隆平自嘲還有個好處，就是“數學少，只要搞方差分析，說是統計方面的一點數學，其他沒有。”

從年輕到年長，袁隆平的幽默不減反增。距離他上大學的60年后，時光倏忽四輪已過，在人民政協成立六十周年文藝晚會上，袁隆平被請上舞臺，主持人問：“袁老今年高壽？”他答道：“39.5公歲。”一片笑聲中，他又念起雷潔瓊先生的打油詩：“百歲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來兮，七十小弟弟。嘿嘿，我才七十九，還是小弟弟。”

2

1949年8月，袁隆平告別父母，趕往重慶相輝學院，即現在的西南大學，主修遺傳育種學。

西南大學校史館中，曾面向公眾展示了袁隆平大一下學期期末考試的各科成績，分別為國文64分、植物學65分、普通化學60分、農場實習67分、地質學88分、農業概論88分、氣象學84分、英文93分。

可見，大學時的袁隆平成績并不拔尖。學習以外，他喜愛游泳和音樂，還差點成為國家游泳隊的專業運動員。1952年，在西南地區舉辦的第一屆人民體育運動大會的200米自由泳決賽中，袁隆平因賽前吃壞了肚子發揮失常，最后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績，當時的前三名都進了國家隊。多年后，袁隆平回憶起此事，也會長嘆一聲。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假使袁隆平成為游泳專業運動員，世界便少了一個“雜交水稻之父”。

大學畢業后，袁隆平被分配到偏遠又窮苦的安江農校，開啟了時長18個春秋的教學生涯。在此之前，袁隆平經歷過一次土改，這對袁隆平踏上研究水稻之路起到了重要影響。在四川大足縣與農民同吃同住的日子，袁隆平才真正體會到農村的貧苦，他不再僅僅是愛好廣泛的大學青年，而是向深沉憂思的形象轉變，思考如何用學過的知識去發展農業。

在安江農校，袁隆平住在青磚青瓦、蘇式風格的青年教工宿舍。夏天里，山間的林木樹枝將綠意盎然送到他的窗前。教書的日子，也像夏天一樣生機勃勃，教初級俄語的袁隆平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發卷舌音，教他們唱俄語歌曲《喀秋莎》、《紅莓花兒開》，還編了相聲段子用俄語表演。

中蘇關系緊張后，袁隆平就不再繼續教導俄語，而是學以致用，去教植物學、作物栽培和遺傳育種等農業基礎課及專業課。

最開始研究時，袁隆平遵循米丘林“獲得性遺傳”的理論，把月光花嫁接在紅薯上，試圖用月光花光合作用強、制造淀粉多的優勢提高紅薯的的光合作用，提高紅薯產量。然而，這種無性雜交的方式，并不能通過種子遺傳，如此，便無法適用于水稻、小麥等大規模種植的農作物上。此后，袁隆平便拋棄了米丘林之流的學說，而是轉投孟德爾、摩爾根的基因遺傳學。

等到了三年大饑荒時期，學校停課，將試驗田分給每位老師。袁隆平也在饑餓中拷問自己，“種田的人吃不飽，像我們這種學農出身的人能說沒有責任嗎？”

3

后來，袁隆平便將思考增產的目光轉向水稻。

轉機出現在1961年夏天，袁隆平發現一株穗大粒多的水稻，一數之后發現竟有二百三十多粒稻粒，如果水稻都如這般，原先畝產五百斤的水稻很容易便能畝產千斤。他為這樣的發現感到驚喜，并對這株水稻命名為“鶴立雞群”。

他將“鶴立雞群”的種子播種在試驗田，歷經期待后，并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沒有一株稻穗鶴立雞群。

雖然深感失望，但袁隆平沒有放棄研究的步伐。誠如其學生所言，“袁老師絕不是第一個見到異型稻株的人，卻是第一個找到其本質規律的人。”

冷靜下來后，袁隆平又回憶起孟德爾的遺傳學，按照經典遺傳學對有性繁殖的遺傳過程中的“分離定律”，純種水稻品種的第二代不會分離，雜種第二代才會分離。經過反復統計計算，“鶴立雞群”后代正是出現了分離現象，因此“鶴立雞群”是一株天然雜交稻。

自此，袁隆平堅定水稻不僅有雜種優勢，并且可以利用其優勢。那么問題只剩一個，如何找到雄性不孕株。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雄蕊和雌蕊在同一朵花里但分開，要想改變水稻自花授粉的天性，通過異花授粉進行雜交，就要找到雄性不育且雌性仍可授粉的單一功能水稻。

然而，多年來，這種水稻均尋覓無果。

直到1964年7月5日，午后2時25分，袁隆平的妻子鄧則在筆記本上記錄了那苦苦追尋的雄性不孕株發現時間，地點在安江水稻試驗田，品種為洞庭早秈，這一發現也被公認為是袁隆平“中國首創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開端。

隨后，他將此發現寫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發表在1966年的《科學通報》第四期。這篇發表于55年前的3000字的論文，當時引起了國家科委的注意，也成為新中國研究雜交水稻的開端。

在政府的指示下，1967年，由袁隆平、尹華奇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正式成立，全力尋找不育系。

雄性不育性的發現是雜交水稻研制成功的第一步，水稻雜交想成功，就要先育出只有“單一性功能”的水稻。

袁隆平用他的野生不育材料培育出的C系統，找了好幾年卻始終找不到“丈夫”保持系。此時，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華國鋒指示，“將研究交給群眾去搞。”于是，1970年，湖南省迅速開展了一個由專業人員和農民相結合尋找不育系的運動。不久，這場群眾運動席卷全國，許多農業科研機構、農場、良種場、公社、生產隊、大專院校都參與其中，各省成立了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形成了一個全國范圍的大協作網。

1970年10月，李必湖與三亞南紅農場的技術員馮克珊在當地的一個水溝旁發現了一株野生的花粉敗育不育株。當時正在北京查閱資料的袁隆平為了這一株水稻連夜趕回三亞，并將其命名為“野敗”。李必湖發現的這株“野敗”，是如今絕大部分“三系法”雜交稻不育系的始祖。

后來，江西省農科院院長顏龍安、廣西農學院教師張先程又先后培育出強的保持系、恢復系。

千禧年后，袁隆平又屢屢帶領團隊開展超級雜交稻攻關，分別于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實現了大面積示范每公頃10.5噸、12噸、13.5噸、15噸的目標。

最新育成的第三代雜交稻叁優一號，2020年作雙季晚稻種植平均畝產達911.7公斤，加上第二代雜交早稻畝產619.06公斤，全年畝產達1530.76公斤，實現了周年畝產稻谷3000斤的攻關目標。

“我畢生的追求就是讓所有人遠離饑餓。”一生都致力于這個追求的袁隆平，直至纏綿病榻之時，仍然記掛著試驗田里的水稻。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面朝黃土背朝天，俯下身子當牛馬。

只要春風吹過的地方，到處都是稻穗的金黃。

國士無雙，一路好走。

參考資料：

《袁隆平的世界》，陳啟文

《袁隆平的幽默》，宋桂奇

《有的人》，臧克家

《稻田里的守望者，一路走好》，人民資訊

《緬懷巨星！再憶袁隆平：“我有兩個夢想……”》，e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