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新中國成立后，有一天，毛主席與王稼祥、朱仲麗夫婦三人在家里聊天，談及朱仲麗的父親朱劍凡時，毛主席有些傷感，嘆息一聲說：“你父親是個很有骨氣的人，一輩子都光明....

新中國成立后，有一天，毛主席與王稼祥、朱仲麗夫婦三人在家里聊天，談及朱仲麗的父親朱劍凡時，毛主席有些傷感，嘆息一聲說：“你父親是個很有骨氣的人，一輩子都光明正大，就是走得太早了。要不，就能當我們的教育部長了，實在太可惜了。”

朱仲麗聽了，一時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只能連聲謝謝毛主席對父親的褒獎。

那么，朱劍凡老先生何許人也？毛主席會如此認可他的人品呢？乃至于多年以后，依然對他稱贊有加，而對于他的離去惋惜不已呢？

作為我國早期教育家，朱劍凡或許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熟知，但他的學生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中國共產黨唯一女創始人向警予，新中國首任婦聯主席蔡暢，楊開慧、著名女作家丁玲······等等，所謂名師出高徒，可見朱劍凡并不簡單。

朱劍凡原名周家純，據《周氏族譜》記載，先祖是明英宗之子吉王朱見浚，封地在湖南長沙。為明朝末年躲避清兵的“圍剿”，后來在寧鄉隱居，改名換姓周，到朱劍凡這一代，已經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七世孫。辛亥革命后，周氏重修族譜，才全部改回朱姓。

1883年，朱劍凡出生于湖南寧鄉封建官僚家庭，父親周達武是湘軍名將，曾經追隨左宗棠南征北戰，后來受朝廷重用，官至四川提督、甘肅提督等職務。但朱劍凡長大后并未跟隨父輩的從政之路，反而成為了一名舊社會的“叛逆者”。

1902年，朱劍凡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日本弘文學院師范，期間認識了黃興、陳天華等革命人士，并結下了深厚情誼，隨后開始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曾經多次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

回國后，朱劍凡先是在寧鄉速成師范擔任教員，因認為“女子沉淪黑暗，非教育無以拔高明”，下定決心辦女子學校，將自己在長沙的部分私宅無償捐出作為校舍，但為了避免被當時政府查封，只好把女校命名為“周氏家塾”。

創業難，興業更難，為了有更顯著的教學成果，朱劍凡到處請社會名師前來任教，當時長沙比較有名的楊昌濟、徐特立等都曾在他的邀請之下前來擔任教員，這讓周氏家塾的很快就在教育界聲名鵲起。

周南女校舊址

但隨著教學規模的擴大，教學經費開始變得捉襟見肘，雖然朱劍凡盡力節儉，仍常常入不敷出，這讓他有些焦頭爛額，不得不開始到處懇求自己的家人朋友解囊救急。

朱劍凡的母親一生節儉，為了得到她老人家的援助，朱劍凡曾多次下跪陳述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抱負。妻子魏湘若通情達理，為了支持丈夫的事業，不惜變賣自己的陪嫁首飾資助。黃興等一干好友也紛紛捐錢捐物解囊相助，最終才讓女校得以繼續經營。

母親去世后，朱劍凡繼續加大對學校建設力度，可謂是傾盡權利，不惜變賣自家田產，將園林改為校舍，還置辦桌椅、教學儀器等教學硬件設施。隨著影響力逐漸增大，有一些進步教育人士也聞風而來，李士元、張維一等都先后到周南任教，開啟了教育新風氣。

但是，一些頑固的封建劣紳見此，以“男女授受不親”，“混雜非禮”等借口為由進行污蔑攻擊。為了周南女校的生存和發展，朱劍凡不得不開始與他們“斗智斗勇”，機智巧妙采用了慈禧“垂簾聽政”的辦法，上課時，把女學生和男教師用竹簾的方式隔開，只聞人聲不見其人，由于誰都不敢質疑慈禧的做法，這件事最好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女校也避免了許多無謂的麻煩，也可以說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桎梏。

朱劍凡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們的愛國教育，不僅注重傳統意義上的授業解惑，也倡導學生積極行動的實踐，主動配合團結教育界人士，帶領學生與反動軍閥進行面對面斗爭，抵制日貨，要求國民政府實行徹底改革，支持和鼓勵學生參加革命斗爭，以及參加社會活動，廣泛閱讀進步書籍，他是許多女學生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引導人。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

五四運動前后，當時國內社會出現了各種不同思潮，朱劍凡與徐特立、何叔衡等人，堅持自己的想法，認為馬列主義思想才是救國的真理，隨后共同組建了“健學會”。后來，這個組織被毛澤東稱贊為“東方的曙光”。

自此，朱劍凡徹底成了“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堅決表示服從真理，并多次公開發表愛國演講，帶頭剪掉了辮子，砸了家里的神龕，明確反對封建倫理道德，其態度十分堅定，為許多社會進步人士做了最好的表率。

1920年，毛澤東從北京返回湖南后，去朱劍凡家里拜訪，兩人志趣相投，相談甚歡，就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當毛澤東提出想要組建文化書社的事情，朱劍凡極其贊同，主動慷慨表示資助他的革命活動，此后也會大力支持。

毛澤東大為感動，對朱劍凡說：“朱校長真是深明大義，為女性教育事業殫精竭慮，毀家興辦，不惜捐出自家房舍，變賣家產，讓人敬佩，現在又如此資助我們文化書社，潤之感激不已。”

朱劍凡回答說：“楊（昌濟）先生與我是摯友，你不必客氣，他在世時常說你“心無分文，心憂天下”，如今你為國為民呼吁奔走，我當然要助你一臂之力了。”

他不僅解囊相助，隨后毛澤東創建新民學會之初，朱劍凡還鼓勵自己的子女，周南女校的學生以及校友都前去參加，包括向警予、陶毅、勞君展等都是最早的會員，她們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朱劍凡

上世紀20年代，朱劍凡曾三次代表湖南教育局去北京參加全國教育會議，認識了許多國民政府高官，其中范源廉對他幾位賞識，擔任國務總理后，有意讓朱劍凡做教育總長，這個是薪資豐厚的高等職位，卻沒料到被朱劍凡一口回絕，這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這或許也是前文所講，毛澤東稱贊朱劍凡是“很有骨氣的人”的重要原因，可以為興辦女學下跪母親哀求，但“令我不得開心顏”，絕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如此這般的高尚品格，身上具有的浩然正氣，確實值得敬佩！

1923年之后，朱劍凡開始直接投身革命工作，南下廣東追隨孫中山先生，致力于北伐工作，擔任了中央政治訓練班教務主任等職務。朱劍凡于1926年才返回湖南長沙，開始擔任國民政府長沙市黨部常務委員、長沙市長等要職。

但是隨著第二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湖南的形勢也越來越嚴峻，為了聲討蔣介石的罪行，朱劍凡召集批判大會，并親自擔任大會主席，他這一舉動遭到了反動軍閥的報復。

長沙“馬日事變”之后，大批反動軍警開始搜捕周南女校，到處抓捕朱劍凡以及其他革命人士。朱劍凡從此離開湖南，原本想同兒子朱伯深一起參加武昌起義，卻不料乘船鄱陽湖中的時候，突遇大風只能返回，隨后被迫遠走日本。

蕭勁光和朱仲芷

1929年返回上海，與魯迅，宋慶齡關于共同發起成立“自由大同盟”的倡議，并從此留在上海開始地下斗爭，多次掩護黨的地下活動，并把自己的寓所，作為地下黨組織秘密接頭和會談地點。

1931年時，由于顧順章的叛變事件，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毛澤東與夫人楊開慧的三個小孩就讀的大同幼稚園也被迫疏散，當時形勢太混亂，三個小孩不小心與接他們的同志走散了，從此流落上海灘街頭。

朱劍凡聽說消息后，不顧危險四處打探消息，積極幫忙尋找小孩下落，最終才找到早已餓得骨瘦如柴的三個小孩，把他們收留家中撫養兩個月后，考慮到自己寓所因為是黨的接頭地點，隨時會有危險，經過自己慎重考慮，以及與黨組織商議后，把毛澤東的三個小孩送到了“紅色牧師”董健吾家里，這才放下心來。

1932年，朱劍凡由于操勞過度，后身患胃癌，經過治療無效，最終不幸逝世，隨后葬于上海公墓。

值得一天的是，朱劍凡的八個子女中有六個都是共產黨員。其中女兒朱仲芷嫁給了開國大將蕭勁光，也是新中國第一任海軍司令大將。女兒朱仲麗嫁給了王稼祥，曾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以及駐蘇大使等職務。這兩個女婿都是中共中央鼎鼎大名的人物。

朱仲芷生于1904年，從小就勤奮好學，加上天資聰穎，從父親創辦的周南女校畢業后，考入了金陵女子大學，可謂是學霸級別的才女，由于受父親的教育影響，很早就接受了革命進步思想，1927時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家中兄弟姐妹中最早的一個。

蕭勁光與朱仲芷第一次結識是在武漢李富春、蔡暢夫婦的家里，兩人彼此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蕭勁光，深深被朱仲芷文靜的外表和優雅的舉止所吸引，此后，隔三差五就會找借口，以給李富春匯報工作為由，去偷偷瞄上朱仲芷幾眼，這一切都被蔡暢看在眼里。

可惜，當時朱仲芷雖然已經二十三歲了，卻不想太早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想著要干一番大事業，對于蕭勁光的小心思其實還是清楚的，但仍堅持自己的主見，也想先多一些時間了解和認識一下蕭勁光的性格和人品。

最后，還是在蔡暢大姐的撮合下，蕭勁光才鼓起勇氣約朱仲芷出去公園玩，兩個年輕人漫步在林蔭小道上，開始有了第一次的深入交流。

看著內向的蕭勁光一直沉默不語，還是朱仲芷首先打開了話題，有意問道：“革命很辛苦吧？”

“苦啊”蕭勁光回應道，也很實在：“只是苦一時，以后就不會苦了，為自由解放吃苦有價值。”

朱仲芷聽了，不由看了他一眼，說：“那你覺得咱們革命會成功嗎？”

“當然，你看俄國革命不就成功了嗎？咱們也一定會成功！”蕭勁光堅定地回答說。隨后他開始饒有興致跟朱仲芷講述自己在俄國的所見所聞，兩人的心一下子就拉進了很多。

蕭勁光

對于革命的理想和忠誠是那個時代年輕人共同的話題，蕭勁光與朱仲芷越聊越投機，對于雙方都有了進步的認識和了解。幾天后，兩人在蔡暢大姐的見證下，揭開了最后一層窗戶紙，正式確定了戀愛關系。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后，最終這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結為伉儷。

婚后不久，蕭勁光受組織委派又開始到蘇聯學習，朱仲芷也陪同一起前往，在蘇聯期間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小孩，沒想到1930年夫妻兩人奉命回國時，為了不耽誤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兒寄養在保育院后，后來他們想要找回時不幸失蹤了，這件事一直讓蕭勁光夫婦后悔莫及。

在革命歲月里，朱仲芷與蕭勁光相互鼓勵，相親相愛，一共生育了六名子女，除長女失蹤外，其余五個孩子都健康成長，并且很有作為，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朱仲麗與王稼祥認識則是從延安開始的。長征過后，王稼祥的身體就一直不太好，經常需要醫生的照料，恰好朱仲麗是一個剛畢業的醫學生，兩人的相遇也就不可避免了，似乎也是命中注定的一樣。

有一次，大家開完會議后，毛澤東看到朱仲麗，就主動把她介紹給了王稼祥，說：“這是我小老鄉，咱們這里的保健醫生，以后身體哪不舒服，稼祥同志直接找她就可以了。”王稼祥聽了，就爽快的答應了。

朱仲麗性格開朗，比較活潑外向，與王稼祥友善溫和、平易近人的性格挺匹配的，雖然當時王稼祥已經是中央首長級別，朱仲麗只是剛畢業的學生，但兩人相差的歲數并不是很大，不過相差九歲而已，在許多話題上還是很有共同語言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彼此間的距離迅速拉近，他們很快就確立了關系，并于1939年初，朱仲麗與王稼祥在延安舉行了簡樸的婚禮，一起組建了共同的小家庭。

婚后，兩人十分恩愛，朱仲麗知道丈夫曾經戰斗中受過很嚴重的傷，落下過病根，憑著自己醫生的專長，把王稼祥照顧得無微不至，讓原本身體虛弱的王稼祥，看上去比以前健康了很多，毛澤東見他身體越來越好，還對王稼祥打趣說道：“恢復得不錯，看來我的小老鄉把你照顧得挺好，她的功勞不小啊。”

周恩來也一直以為王稼祥的病很難治好，很擔心他，看到王稼祥婚后身體一天天變好，也會經常夸贊朱仲麗，說她醫術高明，他們夫妻是模范夫妻，沒見過他們紅臉吵過架，延安的許多同志都要像他們學習。

朱仲麗和王稼祥

朱仲麗與王稼祥夫婦為了革命工作，一生都沒有生育自己的孩子，當然這其中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這并不為外人所知曉，但夫婦倆感情一直很好，就算沒有孩子，他們夫妻到晚年時也沒有反悔和相互抱怨。

值得一提的是，兩人在延安時期的工作都很忙，整個抗戰期間，朱仲麗作為外科醫生，有時經常要奔赴前線為傷員動手術，還曾經當過國際友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可以說會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74年，王稼祥還是因病不幸去世了，這一度讓朱仲麗悲痛欲絕，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恢復期后，朱仲麗開始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寫作當中，因為有著豐富扎實的知識，坎坷的人生閱歷，六十多歲的朱仲麗以驚人的毅力，先后出版了近十五部長篇小說，并且每部都很暢銷，于1981年加入了中國作協。2014年，朱仲麗無疾而終，享年100歲，驚艷了整整一個世紀。

朱劍凡作為近代女子教育家，女學運動的先驅者，不但讓自己的女兒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讓她們擁有自由獨立的人生，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不僅把原有不平等的性別制度徹底推翻，也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桎梏。

因此，也可以說朱劍凡達到了自己“教育救國”的理想，無愧于中國革命先行者的光榮稱譽，也正確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質和作用，為20世紀初中國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朱劍凡對于封建體制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育觀嗤之以鼻，提倡“男女平權”的理念深入人心，徹底否定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對于女子的束縛，為了紀念這位教育家，1953年時，朱劍凡的墳墓從上海遷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讓后人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