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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程大發編輯 | 趙孟，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00后最有出路的工作?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00后最有出路的工作

記者 | 程大發

編輯 | 趙孟

22年前的“千禧之年”，中國正處于互聯網起步與貿易開放的關鍵時刻——寬帶提速降價、國產搜索引擎誕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而許多夫妻也在這一年，迎來了他們的“千禧寶寶”。

00后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優渥的環境中長大，也是互聯網洪流中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2022年，第一批千禧年出生的00后即將大學畢業。根據BOSS直聘研究院發布的《00后群體就業選擇偏好調研報告》，00后的個人定位和職業追求，與上幾代人存在諸多差異。這顯示在勞動力迭代中，出現了更加關注自我成長和生活平衡的求職新趨勢。

但就業環境并不理想。據教育部統計，2022屆高校畢業生預計達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幅均創新高。加之受疫情等因素影響，2022年被稱為“最難就業季”。

當“新新人類”走向“最難就業季”，他們將遭遇什么？

不愿“委屈”的一代

“加不加班？雙不雙休？然后才是薪資待遇如何？”90后HR楊彤在互聯網公司從事招聘工作兩年，今年春季以來密集的面試了一批00后求職者，這是她被問得最多的問題。

“我覺得00后找工作更注重自己能不能過得舒適。”提到對00后求職者的印象，楊彤說。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做過“00后一代認知特點、思維方式”課題研究，該所研究員楊雄在相關調查報告中認為：“00后一代”追求現實快樂與高品質生活，喜歡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注重享受，輕松生活。

界面新聞采訪的多位今年畢業的00后大學生表示，在找工作的過程中，他們并未感受到太大的經濟壓力——無論是家境較好的出國留學生，或是在國內二線城市，甚至小縣城求職的畢業生。

“我們這一代人很多都是獨生子女，一直都是被父母寵過來的。很多甚至爺爺奶奶也沒什么孫子孫女，老人們又領退休工資，也會給零花錢，所以物質上可能不會有很強的緊迫感。”00年出生的楊怡說。

楊怡來自一個體制內家庭，父親是教師，母親是公務員。她的家在江西一個很小的縣級市里，家庭收入算中等水平。去年，學法律的楊怡面臨畢業，需要翻越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兩座大山”。“我爸跟我說，我給你3年時間，如果你公（務員）沒考過，你也可以考研，也可以不去工作，就在家里躺。”楊怡說，這讓她有了3年時間不用考慮賺錢的事。

楊怡身邊的朋友也大都如此，“我們班上大部分人都在考各種各樣的試，大家都不是一畢業就著急去找工作。我們可以再空出兩三年的時間，直到能找到自己最滿意的工作為止，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家里足夠的支持。”

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達457萬。而智聯招聘調研顯示，50.4%的2022屆高校畢業生選擇就業，比去年下降6個百分點。

高雪原是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的講師，也是一位2019級的本科生班主任。她曾收集過班上40多個學生的畢業規劃，大一時，班上選擇考研的學生很少；到今年大三，班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都在計劃考研。

高雪原認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3年來，疫情改變了就業環境，因此“比起掙錢，00后更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而不是著急地進入勞動力市場。”她說。

熱衷考試，拒絕加班

高雪原的課堂氛圍輕松，她在課上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觀點，“活躍的同學會直接說他的觀點；不喜歡表達自己的同學，當我點到的時候他也能說，不管認同不認同，他都能說出自己獨特的理論。” 高雪原認為，在互聯網信息洪流中長大的00后，“無論是從思維的廣度還是從他們對各種選擇的可接受性來說，他們的能量都超乎我們的想象。”

楊雄在《“00后一代”青年價值取向新特征》一文中總結，“00后一代”的思想行為新特征之一是：傳統“權威意識”漸趨淡化；平權意識、規則意識增強。也因此，00后職場人在公眾語境里被描述出來的形象通常是：敢表達、敢質疑、敢拒絕。

楊怡就具有這樣的特質。在工作單位，她年紀最小，領導經常會讓她做一些“秘書工作”，比如作會議紀要。領導語速快，她有時候記不下來，她會直接在開會前對領導說：“你說慢點兒。”

有一次，領導心情不好，語速格外快，她就用她最熟悉的打字工具——手機，開始做會議紀要。領導發現她盯著手機玩，點名批評她，她也毫不示弱：“我就把手機屏幕對著他，我說你仔細看看，我是在做會議紀要。”

但2001年出生的劉伯涵解釋，00后也有很多委曲求全的時候，勇敢需分情況。“比如說實習生，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說，實習生不轉正就是‘爹’，想拒絕就拒絕，實在不開心跑就是了。但如果你想轉正或者學真正的東西，就得收斂一點，尤其是今年，更得唯唯諾諾。”

劉伯涵將于2023年畢業，他高中畢業后到美國波士頓大學繼續求學。今年，他決定回國就業。劉伯涵剛進入快消行業實習時，做過不喜歡的雜事，也加過很多班，但為了“學點真東西”，他都忍下來了。

界面新聞采訪的多位00后求職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熱衷各種考試，手握各種證書、開拓許多副業，但堅決拒絕加班。

00后劉藝的小紅書賬號擁有30多萬粉絲，在運營賬號上她很勤奮，早起、熬夜是家常便飯。從大學開始她就接廣告，收入已經能維持她的生活開支，但是她從今年3月便開始找工作，她覺得靠流量賺錢的工作只能作為副業。她也收到過幾家互聯網公司的工作邀約，但因為“太卷了”而放棄。她不想加班，更希望選擇體制內的工作。

現在體制內的楊怡也的確幾乎不加班。她從不遲到、早退，工作時間也很勤勉，但到點就下班。有一次，她5點半下班后，領導在6點鐘打電話給她，質問她為什么離開，要她回公司開會。她很生氣，“你也沒有提前通知啊，下班時間到了我下班有什么問題？”她沒回單位參加會議。

楊怡并不覺得自己的做法不妥。她有兩個今年剛工作的00后同事，“到點就走，下班后就關機，誰也找不到她們，那是真的牛。”

但在工作前，楊怡的大學生活幾乎都是高三的重復，尤其是大四那年。為了司考，她在家附近租了一個小單間，父親每天給她送飯，她每天關起門來學習10個小時以上，周末也不例外。司考通過后，她又開始考公務員，報了面試培訓班，同樣“連軸轉”了幾個月。

楊雄認為，“00后一代”存在“熱血奮斗”與“躺平佛系”二元并存的行為特征。“熱血奮斗”是為了自我實現、提高生活質量，而“躺平佛系”則是為了追求生活質量。

楊雄總結，00后屬于“獨生子女 全球化 互聯網童年”新一代。他們的視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遠遠超過20世紀50-80年代的人；他們具有較為自我、更關注個人感受等特征；他們在生存—幸福價值、傳統—現代兩個價值追求維度均表現出“雙高”。

“從觀念建構理論來考察，青年一代就是歷史的產物。總體上看，40多年來中國波瀾壯闊的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變革因素已鮮明地嵌入00后一代青年人的性格行為之中。”楊雄寫道。

被撕的offer

受疫情和國際形勢等影響，今年以來，中國就業市場的用人需求下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此前曾向界面新聞介紹，“今年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應該是比歷年更加嚴峻。”

劉伯涵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他從高中就明確自己未來要從與事金融相關的工作。大一時，他參加了幾個大公司的商業項目比賽；大二時疫情開始，他被留在國內上網課，找了幾家大公司實習，其中包括一家快消行業TOP5的公司，于是，他有了更具體的目標，“我就是要進入快消行業。”

劉伯涵今年大三，但他從1月便開始投簡歷，到3月份，他已經得到了一家心儀的快消行業大公司的實習機會，并且“留下轉正的機會很大。”但在他身邊，還有很多朋友沒有在國內找到工作——甚至連實習的機會也沒得到。

他覺得“今年找工作難度特別大”，主要體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offer被撕的情況相當多，尤其是互聯網行業。”劉伯涵說，他身邊有很多人，好不容易挺過了互聯網一輪又一輪的面試，收到了錄用的offer，但是入職前，HR突然告訴他，“不好意思，公司沒有HC（指headcount，指正式員工名額），offer不做數了。”

“投阿里、美團或者字節的都有，offer都被悔過。連實習offer也有被悔的，而且人數還不少，這是今年的一個新現象。”劉伯涵說。

他的另一個觀察是，競爭同一個崗位的人數明顯增多了。去年，他參加歐萊雅化妝品集團公司的面試，根據面試總人數，夏季實習通常是7-8人一組，而秋季招聘則是10人一組。但是今年，夏季實習的面試人數已經漲到了10-12人一組。“因為快消行業的崗位其實是比較固定的，每年招聘人數都不會發生太大變化，我今年面試的時候了解了一下，有很多是被‘優化后’涌過來的互聯網從業者。”劉伯涵說。

互聯網公司HR楊彤從招聘者角度也覺得，今年的面試難度增大了，很多崗位都是“優中選優”。“像一些技術崗，面試過程中就會讓你當場去寫代碼、考核你的能力，面試官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專業、越來越細，如果你技術不夠硬的話，你就會被刷下來。”她說。

今年4月，智聯招聘發布的一份有1.8萬份樣本的大學生就業調查顯示，當前國內疫情反復，經濟發展和就業市場承壓，61%的應屆生認為求職競爭非常激烈，就業是很有壓力的一件事。

智聯招聘執行副總裁李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國企成為今年高校畢業生的首選，調查占比達到了42.5%，選擇做公務員的比例也是翻倍的，這說明在疫情環境下，新生代的求職者更加追求穩定的工作。”

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認為，每代人都會被其時代的重大社會事件所塑造，而青春時期的集體記憶將影響其個體的生命歷程。3年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00后的大學生活，也影響了00后畢業生的就業選擇。

劉伯涵只有頭一個學期享受到了大學生活的自由和豐富。然后，疫情開始，第一年回不來，第二年出不去。后來考慮回國就業，主要因素也是疫情。河北某大學新傳專業的00后研究生劉藝明，則明顯感覺到了同學之間的疏遠，與本科時不同，她與研究生同學只在線上交流，連一次正式地相互介紹都沒有過。臨近畢業，大部分人她都叫不上名字。

楊怡曾經非常向往上海，去年畢業時，一位在上海開公司的親戚現身說法，告訴她自己虧了很多很多錢，“外面太動蕩了，還是留在家里好。”楊怡于是留在家鄉，成了一名縣城公務員。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楊怡、劉藝、張濤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