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謝溫欣張寶寶/整理2021年11月6-8日，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辦、廣東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國航海博物館合辦的“海洋與物質文化交流：以東亞海域世界....

謝溫欣 張寶寶/整理

2021年11月6-8日，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辦、廣東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國航海博物館合辦的“海洋與物質文化交流：以東亞海域世界為中心”學術工作坊在上海順利召開。本次工作坊旨在借助全球史和物質文化史的視野與方法，打破傳統史學的“中心-邊緣”界線，將東亞海域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溝通、互動的通道和舞臺，重新審視作為一個整體的東亞海域史。

與會學者合影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章清教授、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李慶新研究員、中國航海博物館副館長王煜研究館員先后在開幕式上致歡迎辭。來自復旦大學、廣東社科院、中國航海博物館、中央美術學院、中山大學、廣州美術學院、廈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福建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故宮博物院、紅河學院、國家文物局、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等單位的四十余位學者參與了此次工作坊。在為期三天的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們就東亞海域史的方法論、8-20世紀的東亞海域史、東亞海域舞臺中的人與物、東亞海域的內部交流、西方勢力到來后東亞海域的變化及東西方的互動等議題，開展了十場討論。

章清、李慶新、王煜分別致辭

第一場

第一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員主持。廣東社科院歷史所所長、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研究員作了題為《從考古發現看8-10世紀南海交流》的報告。他介紹了近些年收集到的與南海交通和貿易相關的考古材料，尤其展示了一批水下考古，包括暹羅灣沉船、勿里洞沉船、巴地沉船等五艘這一時期的沉船。根據沉船考古及相關考古發現，可以對唐代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同貿易相關的領域做出新的研究。李慶新研究員指出這一時期生產領域中的專業化、外向型、新方式等特點，改變了傳統手工業生產結構和產業布局，改寫了傳統中國經濟史。在交通運輸上，呈現出國內交通與海外交通相銜接，水運陸運與遠洋海運相銜接的局面。考察市場網絡，可以發現商品結構發生了變化，瓷器成為大宗出口產品。他強調了廣州在東西方交流中的重要性，指出八至十世紀開啟了一個以東方為重心的全新的海洋貿易時代，海洋及其“無形之手”成為引發唐宋社會經濟深刻變遷的重要因素。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技術總監孫鍵研究館員作了題為《綏中沉船與14世紀環渤海貿易》的報告。孫鍵研究館員介紹，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發現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1992-1998年間，“綏中水下考古隊”先后對沉船遺址進行了6次正式的調查、勘探和發掘。從綏中三道崗沉船出水的遺物器型、釉色及裝飾特征來看，應是磁州窯的彭城窯產品。除瓷器外，沉船中還有鐵犁等金屬制品。由于發掘過程中未見船體，推測沉船為內河、近海兼用的河海兩用船。孫先生深入分析了綏中沉船各類遺存，結合文獻和文物資料，指出環渤海灣古代海洋文化體系源遠流長，自史前迄今航海活動延續不斷，在中國航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綏中海域就是環渤海古代航線的重要一環。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李軍教授作了題為《關于圖像在地理大發現中所起作用的思考——以<弗拉·毛羅地圖>和<托斯卡內里地圖>為例》的報告。《弗拉·毛羅地圖》是由弗拉·毛羅于1459年為葡萄牙國王阿爾方索五世所作，該地圖以其蘊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獨特的視覺表達，極有可能為促成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做出過隱秘的貢獻。李軍教授對地圖的整體構圖、細節描繪做了詳細的解讀和細致的分析，例如圖中不同樣式的船只和城市地理位置具有內在聯系。地圖上葡萄牙正好位于地圖的中線上、歐洲面向非洲的前沿。李軍教授指出，《弗拉·毛羅地圖》用圖像語言向葡萄牙人傳遞了某種信息，即在葡萄牙大航海事業中，似乎存在一條密徑，可以南下越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融入中國人的世界。關于《托斯卡內里地圖》，李軍教授認為，這張地圖極有可能是哥倫布曾獲取到的重要的海圖，它在指引哥倫布到達美洲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第二場

會議第二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朱莉麗副研究員主持。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康昊老師作了題為《元文宗圖帖睦爾與日本：后醍醐天皇“易服色”背后》的報告。后醍醐天皇曾在入元留學僧的鼓動下，試圖將日本僧侶的服色改為黃色。康昊認為，這一“易服色”事件，實際上與元文宗圖帖睦爾賜笑隱大?及其弟子穿黃衣有密切聯系。元文宗在謫居建康潛邸期間曾與多名日本入元僧存在交集，即位后賜日本僧月林道皎等師號。元文宗建立大龍翔集慶寺、“改黃衣”及敕令編修《敕修百丈清規》等象征江南禪宗地位提升、“崇教抑禪”削弱的事件，在歸國入元僧對日本統治者的大肆宣揚后，成了日本十四世紀宗教體制變革的重要助推劑。元文宗的政策的影響跨越國境，具有突出的東亞史意義。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員作了題為《箕子墓與朝鮮王朝的箕子文化建構》的報告。箕子一般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他是殷末“三仁”之一，商紂王的叔父，商亡后不臣于周，走之朝鮮，之后回來朝見武王，與之論治國之道，述《洪范》九篇。關于箕子“走之朝鮮”的問題，學界存在較大爭議。然而，在朝鮮半島歷史上，箕子朝鮮的概念很早就開始出現，并長期存在于半島民眾的認知中。高麗時代發掘并修建箕子墓以及建立了箕子祠，朝鮮王朝時代在平壤地區展開了箕子墓、箕子祠等一系列箕子相關歷史文化遺跡的修建工程。王老師的報告主要圍繞箕子墓的細節問題，從墓圖、墓碑、修葺、盜掘、封陵五個角度展開。縱觀朝鮮王朝五百年的歷史，總體來說箕子還是被作為朝鮮半島歷史的一個內部要素來認知，但是這一狀況在近代以來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最終箕子被整體從朝鮮半島歷史中排斥出來。

第三場

第三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研究員主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顧衛民教授作了題為《葡萄牙曼努埃爾建筑》的報告。葡萄牙曼努埃爾建筑風格時間大致在1490至1550年代，包括60座左右的典型建筑物，主要集中在葡萄牙本國和北非。顧教授以圖片的形式，展示了七座代表性的葡萄牙曼努埃爾建筑，即塞圖巴爾耶穌修道院、熱羅尼莫斯修道院、貝倫塔、上帝之母修道院、里斯本仁慈堂教堂和托馬爾基督修道院等六座位于葡萄牙本國的建筑物，以及位于印度果阿的圣方濟各修道院曼努埃爾式的大門。顧教授指出，曼努埃爾風格的建筑具有極強的宗教性，建筑物上的纜繩、渾天儀等形象展現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同時融合了花卉等大量的自然元素。顧教授總結道，葡萄牙曼努埃爾式建筑體現了葡萄牙的朝圣精神，充分反映了海洋的因素。他非常贊同歷史學家博克塞的看法：葡萄牙海洋帝國的國家特征，是一個澆筑在宗教模型中的一個航海的貿易和軍事的結合體。

廣州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的李璠老師作了題為《青花葡萄牙盾形紋章執壺裝飾及造型問題研究》的報告。現藏于維多利亞及阿爾伯特博物館的青花葡萄牙盾形紋章執壺，近年來頗受紋章瓷、外銷青花瓷、中葡貿易等多個研究領域學者的青睞。該青花執壺體量較大，胎體厚重，座底上雙線圈內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識。通過與同時代的定制瓷器的對比，和對該青花執壺高度還原的紋章細節的研究，李璠認為該青花執壺是一件精工之作，同時也指出執壺上是一個“偽”紋章圖案。由此李璠提出訂制人的身份問題，她認為不能確定是哪一個特定家族的訂件，青花執壺在視覺形式上的清晰準確與身份信息上的模糊不詳同時達到了極致。她認為“偽紋章”的出現，有部分源自景德鎮青花工藝、葡萄牙紋章管理制度的客觀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來自訂制人主觀默許的可能性。對于造型與裝飾問題，她認為該青花執壺更接近于一種蒜頭瓶與執壺的結合體，并展示了該青花執壺更多的裝飾細節。她總結道，正如喬治·庫布勒所描述的那樣，每一件重要的藝術品都可以被視作一個歷史事件，也可以被視為一個來之不易的問題解決方案，正是葡萄牙人來華貿易或定制，我們才看到在青花瓷上景德鎮工匠做出的藝術上的回應。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劉爽老師作了題為《“七丘之城”：從里斯本、果阿到澳門——跨文化視野下15-18世紀羅馬“圣城”景觀在歐亞大陸的復制與改寫》的報告。劉爽首先討論了七丘之城羅馬“圣城”景觀的形成。將臺伯河東岸、以卡比托利歐為“中央高地”的七座山丘視作代表整座羅馬城市的象征性景觀。從羅馬城的“七丘”到帝國境內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逐步成為羅馬城市的一大共性。文藝復興時期，羅馬的這一特殊形象不僅再次得到強化，更在海權時代擴展到大西洋海岸的葡萄牙。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通過系列“重建羅馬”的計劃來向圣城靠攏，同時將帶有羅馬城般的高地景觀置于臨水地帶，展現出一個“水上的羅馬”形象。在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葡萄牙將“水上的羅馬”的理念帶到其東方的殖民地果阿，使得羅馬人的圣城理想從地中海、大西洋轉移到印度洋。這種城市形象進一步抵達遠東，進入其暫居地澳門。劉爽認為，從羅馬、里斯本、果阿到澳門，圣城景觀的轉移過程亦是山城理念“從復制到改寫”的過程。在“七丘之城”借助各方力量不斷轉移的過程中，羅馬再次獲得了一個“世界的形象”，以至于在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中，曾位于其遙想當中的東方，亦深刻地體現出一種古典山城的力量。

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黃忠杰教授作了題為《歷史的畫卷、畫卷的歷史：荷蘭國立博物館藏<福州城圖>年代考識》的報告。《福州城圖》是西方研究近代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貿易交流史一個非常重要的圖像資料，于1988年進入荷蘭國立博物館中國部，但是一直沒有得到系統的研究。黃教授重點考證《福州城圖》的成圖時間。通過對圖上的荷蘭文題名、荷蘭船只與福州港、河口萬壽橋、阿育王塔、耿王府等地景的細致考察等，推斷此畫的繪制時間應在1685年9月至1687年5月之間。黃教授指出，《福州城圖》描繪了清代第一個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稅的常關——“閩海關—中洲汛”，以更加客觀、真實和清晰的圖像延伸了人們對于康熙開海之后帝國港口盛景的認識，該圖填補了中荷朝貢史與貿易史上圖像資料的不足，同時也是研究中荷政治與外交關系史的一幅珍貴圖像與歷史見證。

第四場

第四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員主持。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作了題為《十八世紀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貿易與長崎社會——新見抄本<瓊浦閑談>研究》的報告。1604年至1867年，江戶幕府在長崎任命唐通事。唐通事在中日貿易與文化交流中充當著重要的角色，故而一向備受學界關注，相關研究十分豐富。日本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收藏的《瓊浦閑談》，是一冊迄今尚未受到學界關注的珍稀抄本。王教授首先厘清了《瓊浦閑談》的成書由來，這部書由一個叫宗阿的唐通事所寫，作于1768年，現存的本子是1776年所抄錄的。王教授將《瓊浦閑談》與另一唐話課本《瓊浦佳話》進行比較，得出《瓊浦閑談》最有價值的是對長崎風俗、文化的記錄，特別是福州的九使信仰與瓊浦的諏訪神社的關系。江戶時代在長崎的不同人群的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國人對日本神明的借用，又有中國各類信仰崇拜移植到日本，如孔圣廟、土地祠、五圣堂、九使宮和天妃宮等。王教授認為，相對而言，九使信仰與瓊浦的諏訪神事的淵源流變相對隱晦。而正是《瓊浦閑談》一書比較詳細的記載，讓我們得以清晰地看到跨文化民俗信仰傳播中的一些蛛絲馬跡。

中山大學歷史系周湘副教授作了題為《他國之犬與本土語境的變遷：近代早期英國人國民性（Englishness）的他者觀照》的報告。周湘主要探討18世紀英國人的國民性如何通過其他國家的狗，來實現所謂“他者”的觀照這一問題。英國人對狗的熱愛這一性格塑造有很長的歷史，其國民性的建構在18世紀已經定型。通過對相關繪畫的分析，可以看出18世紀的狗在英國國民性建構中的重要性。周湘談到對國民性“Englishness”表述的選擇，認為Englishness一詞大概可視為“新瓶裝舊酒”，其國民身份認同的內核在19世紀之前就已經出現。關于國民特性的研究大概有兩個路徑，一是霍布斯鮑姆如何看待大眾參與的問題，二是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所強調的共時性，二者在言及國民身份認同時，均強調其過程是動態的，這意味著關照對象很可能是年代錯置的。周湘副教授進而提出為什么選擇狗作為象征物這一問題。狗作為寵物是英國貴族社會的傳統，亦是對底層象征體系的改造，因為在英國下層社會中狗是邪惡的象征。國民性建構的他者觀照，本質上是對自我的重新界定。而這種自我界定，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的，下層的“他者”則被忽略了，過往的史事也可能被遺漏。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朱莉麗副研究員作了題為《15-17世紀東部歐亞交聘、貿易和戰爭中的日本刀》的報告。她首先指出，通過日本史料可以還原出《明實錄》等明朝史料中所記載的“日本貢刀劍”的“刀劍”包括“太刀、薙刀、槍”等種類，且在明日交聘中產生了“龍太刀”這一迎合中國皇帝身份的特殊產物。當時通過朝貢貿易進入明朝的日本刀就其性質而言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國王進獻物”的名義進獻給中國皇帝的貢物，其價值置換是通過明朝的回賜物實現。另一類是以“國王附搭物”的名義帶到中國進行交易的商品，由禮部核定給價進行官買。兩類日本刀的數量與質量均有所不同。朱老師認為，經由明日間刀劍貿易投射出了明日間復雜的關系、日朝關系的互動以及日本國內的權力構造。她提到，盡管還原通過朝貢貿易進入明朝的日本刀的去向存在困難，不過可以確定由朝貢途徑進入明朝的日本刀與后來戚繼光在抗倭戰爭中獲得的日本刀有所不同。戚繼光借鑒日本刀的習練方法及使用方法，對日本刀進行仿制并用其來武裝明朝的軍隊與倭寇作戰。之后隨著明朝戰事的推移，日本刀又從對抗“南倭”的戰場轉移到對抗“北虜”的戰場。經過改進的日本長刀在對抗“北虜”的戰爭中作為斬馬刀，成為了對付蒙古騎兵的有利武器，這是日本刀的使用方法在明朝的本土化的表現。之后隨著朝鮮引進戚繼光《紀效新書》進行練兵的活動，在中國已經本土化了的日本刀知識向朝鮮實現了再傳播。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劉紫依同學作了題為《“倭風”與“本朝”——明代人對折扇的認知及其變化》的報告。折扇創制于日本，宋元以來經由日本、高麗等國輸入，直至明代趨于普及。劉紫依考訂明代折扇輸入與制造的相關史實，由明人如何看待折扇與異域、本土之關聯切入，考察折扇被納入明代本土知識體系的過程，同時梳理明人對折扇的認知變化與折扇的本土普及、明代社會風氣的轉移、明朝對外關系的變動等的關聯。劉紫依認為，明初折扇的折疊形制本身仍為異域表征，明人對日本折扇的反響不一但對其的仿制已經開始，日本進貢折扇，而中國宮廷賞賜折扇，尤其推動了本土精英對折扇的接受。明中期時，“折扇”與“倭扇”概念日益分離，日本扇仍受歡迎但本土折扇業大為發展，折扇起源的模糊化引起探究與重新解釋，且此時異域扇式的流行被與世風日下相聯系。晚明時折扇越發成為本朝認同的一部分，外國折扇仍勾起外國想象但非折扇的主流，其異域起源不再是批評重點甚至受到質疑。劉紫依認為，折扇在明代的流行以及被納入本土知識體系的過程中，異域性并沒有對折扇的流行與普及構成威脅，折扇更加深入地滲入到了明代的社會生活中。

第五場

第五場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研究員主持。紅河學院越南研究中心葉少飛教授作了題為《沉香傳說：占婆天依阿那仙女形象在越南的演變》的報告。越南芽莊占婆供奉占人的浦那格女神，流傳至今的祭歌吟唱女神創造了稻米和沉香。北方的大越-安南國南進，逐步奪取占婆王國的區域，最終政權級別的占婆國滅亡。浦那格女神逐漸進入到大越-安南國的神靈體系中，成為天依阿那女神，并進入越南道教名著《會真編》中，稱“玉仙仙主”，是一位很純粹的道教神祇。阮朝禮部尚書潘清簡有整齊百神之責，撰寫了《天依仙女傳記》，使得天依仙女的故事內容更加豐富。占婆人的天依阿那女神先后進入越南道教和阮朝國家祀典之中，最終以“天依阿那演妃主玉”的神號實現了占、越融合。葉少飛認為，天依阿那女神作為占婆人的主要神明，被納入阮朝國家祀典，展現了越人對占人的懷柔，以及越南的儒教和道教改造占婆人信仰的過程，這既是國家政治的呈現，也是阮朝官員大臣的主動覺悟。在越人的有意融合和尊崇之下，天依阿那女神由單一的占婆神靈又增加了道教玉仙仙主和儒教國家祀典天依阿那演妃主玉兩個形象，以更加多元多面的形態呈現于世間。

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作了題為《由<中國根書簡>論中醫西傳的路徑方法與視野》的報告。高教授的報告圍繞《中國根書簡》這本書展開，認為到目前為止關于中國根的研究著述頗豐，但針對《中國根書簡》本身的細致研究還很少。《中國根書簡》于1546年在巴塞爾出版，其作者維薩里是一位比利時人，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同時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宮廷醫生。高教授介紹了《中國根書簡》的主要內容，并由《中國根書簡》談及維薩里的思想。她指出維薩里在書中傳遞了如何對待新與舊的問題，中國根是一個新東西，應該用科學的態度去對待。關于中國根是否是治療梅毒的良藥的問題，高老師指出，對當時的查理五世來說，中國根不是用來治療梅毒，而是用來治痛風、結石以及凈化血液。高晞教授提到，中國醫學對西方知識界的影響，是目前西方學界關注的問題。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下，西方學者重新審視“中國醫學”這一概念及其知識體系，試圖了解是怎樣的環境與條件使得“中國醫學”在世界各地傳播，并想回答在中國之外構成的是一種怎樣的“中國醫學”。研究者們將視角投向中醫進入西方世界的最初階段，追根溯源，觀察發生在跨文化傳播中形成的新的知識體系。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嚴旎萍作了題為《名與物：新世界紅色染料“Cochineal”在中國的生命歷程（18-20世紀）》的報告。在西班牙人壟斷的新世界商品當中，從墨西哥仙人掌上寄生的Cochineal小蟲子提取出的紅色染料是僅次于白銀的最賺錢的商品，隨著全球貿易網絡進入到世界各地。嚴旎萍從Cochineal進入中國的名稱出發，討論從十八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洋紅”、“各作泥臘”、“呀蘭”、“呀蘭米蟲”、“胭脂蟲”等名稱背后的知識史。各名稱之間并沒有線性發展關系，他們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知識人群對于同一物品不同程度的認知。在這些名稱的發展歷程當中，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人傅蘭雅（John Frayer）的翻譯活動是尤為關鍵的一環。他將西方有關Cochineal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了中文讀者，在Cochineal的名稱加上了“蟲”這個生物屬性關鍵字，導向了20世紀Cochineal的中文名，胭脂蟲。嚴旎萍總結道，物名和其知識背后的歷史是互動的，物品術語的轉變反映著中國有關Cochineal的知識不斷擴展，物品的名稱更迭與該名稱附著之物的生命周期共同發生。

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李干作了題為《定價之爭：18世紀中英檀香木貿易初探——以EIC檔案為中心》的報告。18世紀，檀香木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散商的船只運來大量的檀香木，推動了廣州檀香木貿易的繁榮。李干首先梳理了檀香木貿易概況與價格波動的關系。關于檀香木的定價，英國東印度公司、行商和清朝官府從各自利益出發，試圖掌握對檀香木的定價權。李干指出，行商兩次聯合，但都歸于失敗；官府動用權力定價，同樣未能成功。相反，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方面加強對檀香木的品質管理，并通過推動等級劃分鞏固印度檀香木的優勢地位，打壓葡荷的競爭勢力；另一方面，通過在印度和東南亞的軍事行動的勝利，排擠了競爭對手，實力大為增強。最終，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廣州市場上的勝利，打破官府和行商的壟斷，主導了檀香木的定價權。

第六場

第六場由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主持。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研究館員作了題為《長崎貿易中的清宮刻書——以<船載書目>為中心》的報告。章宏偉研究館員認為有關中日間的書籍交流早前已有學者進行過研究，但對其中的清宮刻書少有關注。他對《船載書目》記載的清宮刻書進行分類，考察了日本幕府對清宮刻書的興趣及特殊需求，同時探討了清廷對書籍的管理政策、清宮刻書的流播以及它們的出版與銷售渠道等。

中山大學歷史系江瀅河教授作了題為《18世紀荷蘭羅也訂制外銷畫初探》的報告。荷蘭國家文化博物館收藏了18世紀70年代初荷蘭海牙律師羅也（Jean Theodore Royer）專門從廣州訂制和購買的手工制品，其中包括2000多幅繪畫作品，這批私人訂制種類繁多，不僅是當年日益繁榮的廣州貿易的副產品，也是多重歷史的產物。江瀅河教授詳細分析了羅也畫冊的繪畫內容，認為它們是18世紀西方世界罕見的關于遙遠中國的知識研究型收集，反映了17、18世紀荷蘭的科學發展和文化追求。另外，它們作為18世紀中葉之后日益成熟的廣州外銷畫作品，凸顯出了日益明顯的外銷特點，是近代早期中西美術交流史中的重要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

第七場

第七場由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郭亮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劉朝暉教授作了題為《試論明代龍泉窯“顧氏”款瓷器及相關問題》的報告。目前陶瓷學界對15世紀龍泉窯業的大作坊主顧仕成及其 “顧氏”款瓷器早有關注，但是卻一直缺乏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劉朝暉教授對國內外遺址、沉船出土、海內外收藏的“顧氏”款龍泉窯瓷器進行收集整理，分析其產品面貌和特征，探究顧氏作坊的生產情況，討論其在海外市場特別是在日本茶道中的使用。另外，他從海外出土的“顧氏”款等龍泉窯瓷器和伴出瓷器的組合比例關系，管窺明初到明中期龍泉青瓷在海外貿易中的變遷。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博士生成高韻做了題為《15-16世紀博多商人的貿易往來與東北亞的陶瓷流通》的報告。她主要關注瓷器貿易和博多商人的關系。因此她通過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查閱朝鮮的官方記載《朝鮮王朝實錄》、 朝鮮使臣赴日的相關記載，并結合日本、 韓國的出土材料，嘗試對貿易瓷在流通過程中出現的變化以及博多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進行探討。成高韻認為從15世紀到16世紀前半葉，博多商人作為流通者，對陶瓷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他們在從琉球向九州地區供應明代陶瓷的過程中，就已開始聯系九州豪族，使其經營的明代民窯陶瓷能夠作為官方交易品運往朝鮮。通過博多商人在貿易瓷器上的作用，明代民窯瓷器經歷了從民間商品到官方交易品的價值轉移過程。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鐘燕銻博士做了《明代中國陶瓷在東亞海域世界的流通與消費》的報告。她通過梳理韓國、日本、琉球、中國東部海域中各類遺址發現的明代中國瓷器，將輸入的這些中國瓷器大致分為明早期及空白期，明中期，明晚及明末期三個階段，對不同階段的瓷器產品特征進行總結，并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對中國瓷器輸入到東亞各國的貿易方式及貿易中心的變化進行了討論，另外也談到了中國瓷業生產與東亞海域陶瓷消費的相互影響。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員做了題為《戰爭、海洋與伊萬里瓷器》的報告。他的研究主要關注兩個方面，第一是將伊萬里瓷器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歷史，以及其風格的變化、技術的革新、原材料的來源、產品的外銷市場等，放在東亞區域史乃至全球史的脈絡中來考察，也就是研究漫長17世紀東亞海域史和全球史上發生的戰爭事件、貿易政策、新的貿易網絡等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伊萬里瓷器的歷史；另外就是通過伊萬里瓷器的歷史來觀察漫長17世紀的東亞海域史，尤其是這一時期的戰爭史、海路貿易史、各國的海洋政策等，也就是說，把伊萬里瓷器作為我們觀察東亞海域史的一個視角。伊萬里瓷器17世紀亞洲貿易體系和東亞海域變遷的物證，是我們研究東亞海域史的史料。董少新研究員按照時間先后，分三個階段講述了伊萬里瓷器的誕生、發展、衰落及其與東亞海域戰爭、貿易、各國海洋政策的關聯。

第八場

第八場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海洋史研究》副主編周鑫主持。廈門大學歷史系陳博翼副教授作了題為《鼻煙壺的形成：嗜好與容器、傳統與心理、身份認同與權力》的報告。他從器物功能及演化、傳統心理和習慣（對新事物的接受和器形影響）、權力與身份及其對器物流行的強化等幾個方面，分析鼻煙跨洋入華及鼻煙壺形成的關鍵因素。鼻煙壺雖是中西交通中的一件普通物品，但它既有器物的基本功能，又有一定的文化延展內涵。從物質文化的角度來看，鼻煙壺的形成反映了宮廷與民間的互動，舶來與傳統的交融，其形成的歷史過程有助于社會情景的觀察、研究路徑的認識和反思。

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館員仇泰格作了《乾隆額頭上的西洋飛龍——清代皇帝大閱胄前梁金剛石螣蛇考》的報告。他參考現存清宮舊藏的各式鐘表并結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認為，這件嵌于乾隆皇帝頭盔前端的有翼飛龍，應該是拆卸自某個制作于歐洲國家的座鐘，且在乾隆皇帝的觀念中，這種長有雙翼的異獸并非是龍，而是滕蛇／飛蛇。而這些拆下來的飛龍，除了裝飾盔胄，也被用來制作首飾，還有的被用于供養神明。乾隆皇帝利用拆卸自鐘表的構件來裝飾自己的盔胄，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18世紀中國工匠的技術限制，以及背后礦物學知識的缺乏。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生謝程程作了題為《伏爾泰<中國孤兒>的服裝設計與18世紀法國劇服改革實踐》的報告。她認為18世紀40、50年代，由于受到同時期英國寫實劇場的影響，以及思想家、劇評家等對于戲劇服飾與繪畫寫實性的質疑，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法國思想家在法蘭西戲劇院（Comédie-Fran?aise）的戲劇演出中有意識地對服裝進行了改造。通過檢視法國現存的18世紀《中國孤兒》服飾畫稿、劇服與伏爾泰的通信，可以還原出《中國孤兒》劇服設計前后的歷史過程。謝程程以伏爾泰《中國孤兒》的服裝設計作為切入點，將之置于當時的思想文化語境與戲劇改革背景之下，結合新的物質材料與法語史料，分析設計劇服過程中土耳其元素所扮演的角色，嘗試重新梳理該劇被搬上歐洲舞臺的藝術呈現史。

第九場

第九場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鐘燕銻博士主持。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研究員作了題為《從禮俗到風尚：東亞海域交流中的帽章扇 》的報告。鄧菲研究員首先對“帽章扇”進行定義，探討名稱的來源，并展現了“帽章扇”的形制特征。在外銷商品中，“帽章扇”并不多見，也就很少被人關注。她希望從這一小小的物件出發來審視東亞海域內東西方商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她探索了“帽章扇”這一形制出現的原因、使用功能上的變化以及在文化內涵上的延伸。除了關注“帽章扇”在東亞內部所引起的互動與交流，鄧菲研究員也談到了它在18、19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使用以及當時的流行風尚。

廣州美術學院美術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曉璐作了題為《連接東西：<謨區查抄本>民族志圖像圖式來源及影響研究》的報告。她主要圍繞《謨區查抄本》（The Boxer Codex）中的男女對偶式圖像展開。她參考母本對各組人物的動態及圖式進行解答，并追溯男女對偶圖像的西方源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這一份繪制于菲律賓馬尼拉的抄本繪畫，如何反過來對十六世紀末歐洲本土民族志圖像的新風格產生影響。她探討這本由華人藝術家繪制的抄本繪畫，如何在受中國繪畫影響的同時，轉而又影響了中國的外銷瓷以及民俗版畫。李曉璐通過圖像本身在東西之間的互動，發現和管窺菲律賓作為貿易中轉站之外的“藝術中轉站”的角色及特點。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博士生戴若偉同學作了題為《置彼異邦：普朗克“陽傘夫人”圖樣研究》的報告。“陽傘夫人”紋飾是荷蘭畫家普朗克（Cornelis Pronk）于1734年為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設計的水彩瓷器圖樣，畫面中心描繪了執陽傘的婦人與水禽相對而立的場景。荷蘭東印度公司將這一瓷器圖樣發往亞洲進行定制生產，希望順應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時尚。戴同學認為“陽傘夫人”瓷器圖樣是歐洲與其他文化相遇的產物。作為一種“撐傘人物”圖像，它體現了歐洲人對于異域格調的想象。在報告中她嘗試回答普朗克“陽傘夫人”圖像的生產邏輯。具體來說，首先探究異域的“撐傘女子”的形象如何成為歐洲人表征異域風情的符號化形象，進而嘗試回答普朗克的“陽傘夫人”圖像及其他類似圖樣，如何在當時語境下應運而生。戴若偉希望借此案例，思考跨文化圖像傳播的一種模式。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生胡涵菡同學作了題為《外銷瓷中西方“洗浴”紋圖式的來源及演變》的報告。女性“洗浴”紋是中國外銷瓷中一種較為獨特的裝飾紋飾，它來源于西方繪畫傳統，幾經輾轉后進入到中國瓷器的裝飾中，反映了中外文化觀念、藝術審美和社會風俗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諸多面向。胡涵菡以幾件洗浴主題的外銷瓷為案例，嘗試分析這種紋飾的圖式來源及其在傳播、復制和挪用過程中所經歷的發展和變化。圖像在輾轉流傳和復制的過程里，經過不同文化背景的工匠之眼和手，其原初的意涵隨之不斷地更改與重構，從而使我們得以在附著于各種不通媒介的圖像中，發現其間存在著不斷流變的相似性。

第十場

第十場由廈門大學歷史系陳博翼副教授主持。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助理研究員劉璐璐作了題為《明代海防兵船上的人員配置與組織用令——以嘉靖萬歷年間閩粵海域為例》的報告。她認為學界從造船史與造船工藝的角度對中國古代船只的類型多有研究，至于明代兵船的樣式，則以福船、廣船最為突出。但是學界鮮有細分兵船的各種型號，也很少討論這些不同樣式的船只在海洋作戰中船上人員的配置與分工組織情況。她通過圖文的方式來探討不同式樣與型號的兵船上軍士們的配置情況，依次厘清單一類型兵船上人員的配置及其分工組織特點，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在實際海洋作戰中不同式樣兵船合成船隊時的組織編制與用令情況。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郭亮教授做了題為《蒞海圖說——清代中外海圖中的國家與交流》的報告。西方與中國的交流在晚明以后漸漸增多，海上航線成為航海發達國家到達亞洲與中國的主要路徑。他認為這種地理意義上的交流，正是源于西方航海科學與海圖測繪系統的不斷完善。明清時期的中國需要不斷面對來自陌生地域、迥異文化的西方各國船隊的到訪。郭教授指出歷史上記載至少在清代中前期，國家對沿海事物的關注程度非常之高，但卻并未構建基于科學發展的沿海防御體系。郭教授利用近代的西繪和中國本土海圖，從新的角度揭示出中西交流背景下，中國和西方對海權的實踐模式及其與國家事務的多重交集。

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研究所王丁教授作了題為《清末中國對世界海軍艦船的知識：日本海軍初期與中國朝野的跟蹤了解》的報告。該報告是王教授“清末中國對西洋海軍艦船的知識”這一主題系列研究的一個部分，以同光年間朝野人士對日本海軍建設的跟蹤觀察記錄為主要史料文獻，在語言層面對它們進行對勘、梳理、釋讀和同定，復原有關技術名詞的所指，并根據語言特征推斷情報來源，進而比對同時代東西方語言文字的有關記載，評估當時中國有關海軍知識的認知程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周鑫研究員做了題為《晚清中外報刊與中國東沙島近代知識的交流建構》的報告。他認為晚清報刊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媒介和知識創造體，其與近代知識建構、觀念塑造、思想傳遞、社會轉型之關系備受關注。但在近代報刊史的研究中，甚少有人關注到中國南海諸島近代知識生成的問題。比如在晚清南海諸島史的研究中，盡管學者們大都已注意到晚清報刊，但主要利用其重建晚清中國政府與日本交涉收回東沙島、維護東沙島與西沙群島主權的歷史與主張，鮮有人透過此時的中外報刊窺測其生產東沙島近代知識的過程、內容和偵測相關知識傳播的途徑、效果。周鑫研究員在報告中嘗試勾勒1907年中外報刊對西澤占島消息的報道與反應，討論中外報刊如何交流建構東沙島近代知識的軌跡與面相，并針對此問題展開進一步探討。

十場研討結束后，與會者舉行了圓桌會議，對整個研討會加以總結。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