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讀毛年譜（229）】1941年，毛澤東48歲。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

【讀毛年譜（229）】1941年，毛澤東48歲。

---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改造全黨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的任務，批判了理論和實際脫離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報告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

但在這一結合方面，還存在著很大的缺點，即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

一種是主觀主義的態度。

我們黨內許多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了理論和實際統一這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報告提出三點建議：

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二、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三、對于在職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

這個報告對黨的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和路線學習起了推動作用，給全黨的整風學習提出了明確的方向，是整風學習必讀文件之一。

這個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

---

這個報告，究竟是在什么場合做的呢？據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干部學習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頁 )。他為什么要做這個報告？

遵義會議留下的”尾巴“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后，黨的路線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的清理。而王明來到延安之后，繼續拿他的一些錯誤思想路線干擾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前往機場迎接。毛澤東作了一個即興演講，題目是《飲水思源》，他把王明一行比作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帶來克敵制勝的法寶。毛澤東在演講期間，曾三次將自己的帽子拋向天空。

但在幾天后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抗戰勝利呢? 》的報告，否定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思想和游擊戰的思想，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而他的主張，居然得到眾多干部的支持。 如彭德懷后來反思：“當時，我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 ”

此時再次使得毛澤東孤立起來。他后來回顧道：十二月會議就是欺負老實人的會議，十二月會議后“鬼都不上門”。還說：“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但就在3月，王明未經中央同意出版了他在1931 年發表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宣傳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與毛澤東的正確思想相對抗，在黨內引起了空前的思想混亂。

毛澤東對主觀主義作風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課題。 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首先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因此，毛澤東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普遍深入地研究馬列主義。隨即黨中央在 1939 年設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制定《延安在職干部教育暫行計劃》等條例，開展大規模的干部教育活動。

主觀主義造成慘痛損失

真正讓毛澤東下決心“發一河大水”的是皖南事變的爆發。 皖南事變對新四軍造成的損失是毛澤東所不曾 料想的。 這使毛澤東不僅思考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錯誤，而且對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有了深刻認識。

早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蘇維埃后期的“左”傾錯誤時，就批評了抗戰初期的右的錯誤。 他說：“在武漢失守前，國民黨軍隊潰退，我們在日軍進攻時和靠近日軍的地區可以大發展，因此對蔣的辦法應該是先斬后奏，斬而不奏。這個觀點現在只有項英處沒有了解，因此軍隊少。”

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總結了新四軍失敗的教訓：項英過去沒有反摩擦斗爭的思想準備，不執行獨立自主政策，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 過去認為這是個別錯誤，但現在錯誤的東西擴大 起來，便成了路線錯誤。 抗戰以來一部分領導同志只知片面的聯合而不要斗爭，是機會主義。 有些同志沒有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聯系起來，項英同志便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踐。“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在蘇維埃運動后期和抗戰初期的錯誤路線的內容很不相同，但是這兩個時期的錯誤項英都有份。‘左’和右 看似兩個極端，但像項英同志這樣由‘左’轉到右，則說明 了‘兩極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于一個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

黨內主觀主義所造成的慘重損失使毛澤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過去中宣部只想用一兩桶水是無法徹底改變的”，“必須造成一個風氣，要造成一河大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水，實行思想革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徹底改革各部門的工作”。

《改造我們的學習》后，延安整風“三管齊下”，初步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