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前言我們總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個人看待歷史就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為什么會這樣呢？歷史難道不是客觀的嗎？只是因為我們經(jīng)常說的“歷史書都....前言

我們總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個人看待歷史就如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為什么會這樣呢？歷史難道不是客觀的嗎？只是因為我們經(jīng)常說的“歷史書都是勝利者譜寫的”嗎？

在開始之前，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為什么學術(shù)界對夏朝存不存在還有那么多的爭議，為什么人們對一些歷史人物如楊廣、魏忠賢，歷史事件如秦始皇修長城、明朝滅亡，都存在各種各樣的觀點？

其實，這種認知上的差異，是由于歷史研究中的史料局限性和方法局限性導致的。

而這種多元化認知是歷史研究的必然和必要的結(jié)果，這也正是歷史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們通過理論角度來解釋為什么歷史都是不確定的，為什么歷史如小姑娘一般任人打扮？

一、歷史研究中的史料局限性

在進行歷史研究中，除了我們明確知道制作者以及它流傳過程的史料（包括文字與器物），其他的史料我們都要判斷史料本身及記載內(nèi)容的真?zhèn)危覀兂３@兩者卻不能做出準確定論，也就是說我們判斷不了它是真實的，也判斷不了它是偽的。

1.對于需要判斷真?zhèn)蔚氖妨希绻溆涊d的內(nèi)容與被認為是真實的傳世史料相符合，那一般有可能就是真的。

但是，坑的是，有些內(nèi)容相近的是被偽造的，我們都知道書畫、墓志、竹簡、地圖都存在造假現(xiàn)象，尤其是書畫。

比如《蒙古山水地圖》(或者《絲路山水地圖其圖面內(nèi)容確實屬于明朝,甚至可以確定為是明朝晚期的，但繪制年代卻是清朝初年, 也有可能是民國時期摹繪的。也就是內(nèi)容真，史料本身假。

《蒙古山水地圖》

當然史料也有可能本身是真的，但內(nèi)容卻出于種種因素，是假的，這都需要研究者對其進行校勘需要大量的同時代史料進行相互論證。

2. 即使史料與傳世的文獻不符合，也不能確認它就是偽作。

因為即使是流傳下來的我們公認的真實史料也只是制作史料的一部分，而且也只是記錄了全部歷史的一個側(cè)面。

加上宋朝以前印刷業(yè)的局限，這種情況就更多了。比如，在春秋戰(zhàn)國長城的研究中，對“楚長城”的存在一直有爭議，在傳世的先秦文獻里，只是記載了楚國有“方城”，但建筑形式并沒有明確記載。

雖然《漢書?地理志》里記載了“楚長城”，但《漢書》的成書年代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相距太大，所以一直不能確定是否可靠。一直到《清華簡》（清華大學2008年收藏的戰(zhàn)國竹簡）的出現(xiàn)，里面提到了“長城”，這是與傳世文獻有差異的地方，但卻是真實的。

二、史料到底能告訴我們什么？

以往，歷史學者認為想要復原“歷史本體”、復原“客觀歷史”，方法就是通過文獻的校勘，得到最為接近歷史文獻原貌的可信文本，然后由此就能得到歷史本體。

然而現(xiàn)在學界的學者已經(jīng)認識到這一方法存在的問題。

因為歷史文獻的形成，也就是用文字將歷史記錄下來，本身就是一個主觀行為，即使書寫者的主觀就是“要客觀”。而對于后來的閱讀者來說，閱讀時，對文字的闡釋也是一個主觀行為，即使閱讀者的主觀就是“要客觀”。

任何文本都是在一定背景下撰寫的，都帶有書寫者的價值觀、目的、用途，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中國不能，其他任何國家也不能。

就如巴特·埃爾曼在《制造耶穌》中說的那樣:

“要使文本有意義，唯一的辦法便是閱讀它，而閱讀的唯一辦法便是用其他的話來詮釋它，而要用其他的話來詮釋的唯一辦法便是要取得其他的詞匯，而你能使用其他詞匯的唯一辦法便是你要擁有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擁有自己生命經(jīng)驗的唯一辦法便是滿足自己的欲望、期待、需要、信仰、觀點、世界觀、意見、喜愛的或不喜愛的事物，以及其他所有使人成為一個人的事物。 因而，閱讀文本，必然會更動文本。”

三、歷史研究復原的“史實”，必然偏離“史實”

不得不承認的是，處理“史料”時，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摻雜研究者的主觀意圖，由此我們對于史料中的主觀成分的剝離也是主觀的，那么復原出的“史實”，也必然會偏離“史實”。

任何“歷史認知”都是主觀的，由此通過人類的主觀認識，使得過往的歷史與未來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

比如辛德勇的《制造漢武帝》一書，解釋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漢武帝形象的塑造及其原因，也就是說以往我們關于漢武帝的“歷史認知”是司馬光塑造的，偏離了歷史事實。

也就是影響了后人近千年的漢武帝也許不是真正的漢武帝，而是這個“歷史認知”里的漢武帝。

當前主流的歷史學家已經(jīng)承認通過文獻考訂是無法復原史實的。而且無法否定的一點就是，如果我們承認無法復原史實，也即我們不了解“史實”的話，那么如何判斷我們對史料進行的梳理和考訂以及進行的大量考古工作使得我們的研究是接近還是遠離了史實?

這似乎是無法進行判斷的。 因此，所有在文獻和考據(jù)方面的努力所能達到的只是讓我們的研究更具有說服力，但“具有說服力”并不等于“史實”，也不代表“更接近“史實”，如果套用法律術(shù)語的話，那么就是：

歷史學能達成的只是“證據(jù)真實”，而不是“事實真實”。

四、既然都不能復原“歷史本體”，那歷史研究就沒有意義了嗎？

當然不是。雖然“歷史”與“歷史認知”是可以區(qū)分開的，但在兩者的形成中，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

如量子物理學對世界“真實性”的認知，曹天元在《上帝擲骰子嗎? ——量子物理學史話》中說:

“討論哪個是‘真實’(即宇宙的客觀樣貌)毫無意義。 我們唯一能說的，是在某種觀察方式確定的前提下，它呈現(xiàn)出什么樣子來”。

“歷史認知”也是如此，討論真實的“歷史本體”毫無意義，它雖然確實客觀存在，但客觀本身決定了，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歷史都是人類意識影響下的歷史。

可以說，由于歷史本身的局限性，歷史學和歷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強求客觀“歷史本體”，而是通過研究受到人類意識影響的歷史，形成歷史認知，并希望由此影響未來的人類歷史的進程。

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孔子也許不是我們現(xiàn)在認知的孔子，漢武帝不是我們現(xiàn)在認知的漢武帝，唐太宗不是我們現(xiàn)在認知的唐太宗，可是回溯歷史，即使不是真實的又怎樣？

千百年來，這些偉大的歷史人物已經(jīng)在人為意識的影響下影響著他們的未來，也將繼續(xù)影響著我們的未來。

總結(jié)

歷史研究在于通過解釋過往而影響未來，是主觀的、是有目的性的、是有感情的、是有人性的， 如果拋棄了這些，那么歷史學研究將沒有絲毫意義。

因此，歷史的解讀必然也必須是多元化的，我們說的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是因為歷史學是存在人性的，而這正是歷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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