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古往今來，每個民族在接觸外來文明的時候，都有一種特別矛盾的心理羈絆：一方面大家都很愿意接受比自己先進的文明的熏陶，另一方面又特別擔心自己民族特色會因此丟失。....

古往今來，每個民族在接觸外來文明的時候，都有一種特別矛盾的心理羈絆：一方面大家都很愿意接受比自己先進的文明的熏陶，另一方面又特別擔心自己民族特色會因此丟失。在這種反復糾結過程中，優秀的民族總會最終呈現出一種包容的狀態來替代這種糾結。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和我們北宋王朝對立多年的契丹族政權，看看他們民族在漢化與不漢化矛盾中做的選擇，不說多大的方面，只來關注一下他們頭上的帽子，也許可以發現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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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漢族一樣，契丹人帽子也分三六九等

看過黃日華版《天龍八部》的同學，或許會記得蕭峰頭上那頂皮草帽，不過這絕不是歷史的真相，TVB劇中所有北方民族基本上都帶這種東北“劉老根”風格的皮帽……契丹族的帽子實際上豐富多彩得多。

（一）貴族，當然要穿金帶銀

·君臣共戴：高體金冠

遼建立政權后，也效仿漢王朝以服飾區分社會等級。貴族階層壟斷貴金屬，打造出了金冠這種屬于契丹社會最高規格的禮冠，而使用它的階層當然只能為貴族，包括帝王、高級官員等。

不過，天天頭上頂著二斤黃金也很累，他們一般是在一些重大場合才佩戴，比如參加國家重大祭祀典禮、喜慶儀式，再比如，作為使者出使自己的“兄弟國”宋朝等等。《遼史·禮志》就記載：“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賀生皇子儀：……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

契丹男性貴族的“金冠”有好幾種形制，但主要都以戴“高體金冠”為主，通過其形制、材質、飾件的不同，來區分身份等級差異。如帝王就戴金制冠，公主的駙馬等就戴鎏金銀制冠，等級稍低的貴族則戴鎏金銅制冠。

看起來很復雜？其實如果穿越了，你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別。組成這種金冠的金屬片的多少，象征著服用者身份和等級的高低，如戴16片金屬冠的人，肯定比戴8片金屬冠的人地位高。

遼 陳國公主墓出土的16片鎏金銀冠

我們當然不是空口亂說，考古學家可以作證：位于內蒙通遼的契丹陳國公主墓，就出土了駙馬蕭紹矩所戴的16片鎏金銀制冠。仔細看，這些金片的造型主要是云朵，后面的上片也有蓮瓣形的。這和北宋孟元老所撰《東京夢華錄》中提到的：“正旦大朝會……諸國使入，大遼大使頂金冠。后檐尖長如大蓮葉”正相吻合，這就是高體金冠的“最強者”。

·臣僚朝冠：金花氈冠或紗冠

這兩種冠帽主要是作為契丹臣僚的朝冠來服用。其中的金花紗冠，頗具漢族和契丹融合的特征。

據《遼史·儀衛志》所載，契丹臣僚的朝冠主要是金花氈冠，即在氈冠上飾以金花，再加一些珠玉、翠毛等作為飾件。其中氈皮，就是典型的老契丹人帽子常用的基本原材料。

這些臣子還會佩戴紗冠，其“制如烏紗帽，無檐，不掩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直接承襲了唐朝風格，但金花飾片上又選擇了契丹偏愛的圖案。這就有意思了，朝臣不僅戴漢唐紗冠，也戴自己民族的氈皮金花冠。

金飾件

（二）一般百姓，從髡發到幅巾

而遍及國家一般百姓的幅巾，則和中原漢族王朝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幅巾是典型的中原頭巾，最早在商代時已經出現，最初只是平民戴戴，到東漢末年，達官貴者厭棄冠冕公服，以幅巾為雅，紛紛戴起，如李賀《詠懷》詩：“頭上無幅巾，苦糵已染衣。”戴幅巾剎時成為全社會的共同風尚，延續到明。

契丹與宋朝有著各種接觸，隨著“打谷草”被擄來的，主動投奔來的漢民越來越多，幅巾自然也在北境之國流行起來。看眾多的遼墓壁畫，裹巾的侍者很多。主要可分為這三種式樣：頭頂交角、腦后系縛的“四帶巾”；頭頂束裹起各種造型的宋制“渾裹”；還有一種頭頂裹成半圓，后垂兩腳的“垂角巾”。

從左往右依次為：“四帶巾”、“渾裹”、“垂角巾”

但是有學者結合當時歷史背景和服飾特點分析，這些戴幅巾者皆為漢人侍從，契丹侍從早期基本都是髡發或戴一種無檐圓頂黑帽。說明在流傳初期，契丹人心中的“夷夏之防”還是很重的。

遼墓壁畫中的“髡發”契丹人和“戴巾子”的漢人侍者

值得一提的是，遼興宗時，契丹貴族階層也開始廣戴頭巾，尤其是“垂角巾”，后來甚至直接被宋人視為契丹人帽子的標志。《遼史》中就多次記載貴族以幅巾作為公服和田獵的頭衣；五代及北宋時期的畫中也多有類似“垂角巾”出現。

二、在漢化和民族化之間搖擺不定的契丹

剛才提到了契丹各個階層的帽子，他們的由來、形制，其實都體現著漢族文化的影響，和對本民族文化的堅持。在這種是“南風壓倒北風”，還是“北方壓倒南風”的關頭，契丹統治者其實也是很搖擺不定的。

關于這種搖擺，我們繼續舉上面介紹的頭巾為例。幅巾在契丹的盛行就一波三折。遼代契丹平民與漢族平民，對頭上巾幘的使用可以說大相徑庭。

漢族人對頭巾特別重視，將它視為華夏禮儀最重要的一部分。商周開始，男子一到20歲，就要行加冠禮，禮畢后根據各人身份選擇首服：士以上可以戴冠，一般的平民百姓可以裹頭巾，同樣士兵也要先裹頭巾，再戴頭盔。如果你將一個漢人男子的頭巾摘了，那是一種極大的侮辱，遇到暴脾氣，可能會引發流血事件的。

漢人幅巾

再看契丹的遼，契丹人最初并不戴頭巾，我們仔細看了早期遼墓壁畫里的契丹侍從，他們大多是髡發露頂的，只有極少數的侍從在備飲烹飪的時候會戴一種很像瓜皮帽的無檐圓頂小黑帽，可能是怕在烹飪過程中有頭發掉進食物中？

沈從文先生解釋了這種現象：

“耶律氏在東北建立遼政權后，……契丹人和其他從屬部落的人民，除了有一定官職身份可戴巾子，此外即身為富豪也只能髡發露頂，不許隨便使用巾子”。

后來，隨著兩族人民的交融，契丹社會一度非常風靡戴幅巾，甚至傳入了宮廷。但是到遼道宗時，他突然下令禁止平民再戴這種漢族玩意：“非勛戚之后及夷離堇副史并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百姓乃至富豪若想使用幅巾，必須繳納政府規定的牲畜，為了戴頂頭巾，交出去真金白銀，怕是愿意的人也不多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個禁令又很奇怪，他不禁止達官貴人戴，老百姓交了錢也可以戴。這種禁令真的在阻止漢化么？我看未必。

遼墓壁畫中的幅巾

不過從這種對帽子的逆潮流的“反動”，我們還是能看出遼王朝對自己民族化消失的恐懼，當然也能看出在他們身體里流淌著的驕傲的血液。

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去想，這種搖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三、選擇困難癥背后的原因

（一）契丹漢人同為大遼子民

民族的融合應該是這種糾結的首要原因。遼代建立后，逐步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但是整個社會人口結構不可能一刀切，于是實行了并行的二元制。

地域北面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南面則是漢人、渤海人，遼成為了一個真正的多民族國家。為了適應國家內部客觀存在的多民族現象，遼的最高層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來適應：反復更改國號；實行“一國兩制”——“漢制待漢人，國制治契丹”；漢字契丹字并用等等，當然還包括了我們說到的一國兩族服。這種雙軌制，有效地化解了民族融合中的問題，但也讓后人產生了一種舉棋不定的感覺。

（二）被迫面對的天下大勢

向先進文明學習的天下大勢所趨是另一個原因。雖然遼廷已經很客觀地面對國家內多民族現象，但是這種努力實際上是主動中又透露著被迫。漢族文明的昌盛強大遠超彼時宋國的軍事力量，這種軟力量讓人更加無法抗拒。

契丹建立政權后發現漢人的封建社會架構比起自己的堪稱完美，于是全方位開始“抄作業”：君權天賦？好！抄了！三省六部制？好！抄了！漢族的服飾等級制？好！抄了！等等，全抄了豈不是被漢人徹底同化了？那就改改，漢人不是看見龍是君主的祥瑞么?契丹人就來一個阿保機射黑龍。三省六部，嗯，只在南面推行，北面官制還是契丹體系吧。服飾更好辦，比如帽子，形制、飾片保留契丹偏好，下等階層么，干脆保留草原習俗，別戴帽子了。

庫倫遼墓壁畫中的男主人和隨從們，其中一名隨從雙手恭敬地捧著男主人的裘皮“風帽”

（三）階級，財富，決定了思維

遼朝內部的階級差別，也是這種舉棋不定背后的重要原因。遼代建立后，迅速朝封建化過渡，但是草原習俗中的蓄奴制思想卻沒有被根除，只是換了個名字而已。即使遼人大力推崇佛教和儒家治理國家，但這種植根于社會深層的奴隸制階級差異思想，卻不是那么容易祛除的。

遼統治者們視宮中侍從和百姓為下等階層，“不是奴隸，就是奴隸”。因此制定了嚴格的服章等級制度來區分人們高低尊卑——“下等人沒資格和貴族穿戴一樣，甚至連基本的幅巾，他們都不配戴”。你看，這不就是典型的奴隸主思維？這種思維讓契丹在漢化過程中，變得“精分”，貴族可以漢化，百姓不行，商人富了？那也漢化吧……沒有了嚴格的標準，選擇困難癥自然就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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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碧云日暮無書寄，寥落煙中一雁寒。草原上燕云男兒，最終也有停下馬蹄的時候。和歷代游牧民族一樣，當飛騎征伐不再是男兒們的主旋律時，對漢民族文化的渴望就油然而生。這種渴望是對制度的學習，是對文化的借鑒，更為直觀的是對服飾的沿襲。然而，不同民族的融合總是充滿了艱辛和搖擺，契丹人在漢化過程中的矛盾心理，本質上是一種人之常情。“民族的是最好的”這種觀念，其實早就埋在每個民族人們的心里了，只是面對似乎更精彩的東西，有那么點搖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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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包銘新：《中國北方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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