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世紀后半期，隨著時尚雜志、電視、電影等視覺傳媒的蓬勃發展，在以往的政治領袖、達官貴族形象之外，文化工業又催生出一代又一代數量驚人的歌星、影星、文化明星等....

20世紀后半期，隨著時尚雜志、電視、電影等視覺傳媒的蓬勃發展，在以往的政治領袖、達官貴族形象之外，文化工業又催生出一代又一代數量驚人的歌星、影星、文化明星等等不一而足的“大眾偶像”，以往貴族化、精英化、階層化的現代主義文化概念，也被以安迪·沃霍爾為代表的“波普”通俗文化所消弭和取代（波普一詞即是英文“pop”的音譯，意為流行的、通俗的），安迪沃霍爾的一句名言就是：“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在15分鐘內成名。” 對照今天無數個人微博微信的一照走紅或者選秀節目的一聲唱響，可見安迪沃霍爾此言不虛。

在以圖像和影像為主的大眾傳媒時代，個人的形象變得空前重要，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只要在媒體前出現，從衣著服飾到語言腔調都要經過精心設計，而著名美國歌星邁克爾杰克遜為了經營自己的天王形象，一生更是經歷了十幾次整形美容手術。偶像的身體力行加之傳媒廣告的宣傳效應，自然也帶動了大眾對于整形美容的熱捧。上世紀80年代后，整形美容機構、整形美容廣告、整形美容從業人員和服務項目雨后春筍般冒現神州大地，市場的龐大需求和醫學生物科技的發展，使得今日整形美容外科的學科理念、介入手段和社會文化效應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然而絕大多數的求美者乃至整形美容行業的從業人員，對整形美容的認識依然局限在延緩衰老改善容貌修殘補缺增強兩性吸引力的粗淺層面，缺乏人文與社會的深度思考，本文擬從整形美容與權力機制、整形美容與快感發明、整形美容與人的自我逾越三個方面，探討對整形美容外科的創新性文化認識。

整形美容與權力機制

談到整形美容，我們習慣于把明星偶像與求美女性與之緊緊相連，基本上不會考慮到整形美容與政治權力有何相關，然而最近外媒報道現年61歲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執政黨年會時看起來精神飽滿、容光煥發，英國著名整容醫師布蘭特·坦那推斷普京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年輕，很有可能是做過“果酸換膚”的整容手術，其實不僅普京，意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智利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等男性政治領袖都被指做過整容，那么政治領袖尤其是男性政治領袖熱衷于做整形美容，顯然與普通意義上談的增強兩性外觀吸引力的需要關系不大。政治人物的整形美容往往出于權力競爭的需要。在上世紀50年代電視機尚未普及之前，美國總統競選只能通過廣播電臺和報報刊雜志進行辯論造勢，即便如此，報刊雜志上一張完美的形象照片就可以起到巨大的宣傳效應，亞伯拉罕·林肯就曾說：“布雷迪的照片與庫伯學院演說使我當上了美國總統。”而電視機發明之后，政治人物的個人形象、語調姿態與競選演說時的施政綱領、雄辯口才變得同樣重要，1960年美國第一次采用電視直播總統競選辯論，年輕精干的肯尼迪便一舉擊敗了略顯衰老的尼克松。

如今，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高度發達的電子網絡傳媒時代，一方面我們享受著信息獲取和人際溝通的高效便捷，另一方面卻無暇甚至無能篩選判斷最有效的信息。法國思想家社會學家居伊德波在其名作《景觀社會》中曾斷言：“在現代生產無所不在的社會當中，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巨大堆積，所有的直接存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意思是說：在當今這個生產和傳媒高度發達的社會里，我們不是通過活生生的真實體驗和直接接觸去認識和把握這個世界的，而是通過像電視節目、商品廣告這樣的表象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按道理講，人的存在與萬事萬物的存在本來是截然不同的，人向死而生沒有任何先天的規定，人生包含著無盡的豐富性、可能性和復雜性，但在現代社會，人總是像物一樣被把握和判斷。我們通過一個人的衣著服飾、通過一個人的學歷出身、通過一個人干巴巴的簡歷去迅速審度他，接受他或者否定他，這實際上是對人赤裸裸的物化和標簽化，然而這種認識人、判斷人的方法和程序卻遍布在現代社會制度和體制之中的方方面面。

在居伊·德波之后，法國后現代理論家讓·鮑德里亞則更為激進地宣稱“我們目前處于一個新的擬像時代，計算機、信息處理、媒體、自動控制系統……擬像時代則是一個由模型、符碼和控制論所支配的信息與符號時代。” 鮑德里亞的擬像和居伊·德波的表象不同，表象需要一個模仿和復制的真實對象，而擬像則完全可以是無中生有虛擬出來的東西，比如當代社會流行的網絡游戲場景、美國的迪士尼樂園，純粹是計算機程序生成和人為地建構出來的。但是這些虛擬建構無中生有的東西，卻成為了比真實還要重要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嚴重影響了人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比如很多人以為歷史古裝劇就是真實的歷史，很多人會誤以為銀幕上的形象就是演員本身在現實中自我。而政治人物和影星名人顯然深諳此道，他們完全不用擔心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歌聲演技究竟如何，他們只需要利用整形美容，在大眾傳媒和公共場合的鎂光燈下塑造出一個華麗奪目的偶像符號，選民和粉絲一定會發揮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把英明神武魅力無窮的盛譽加諸到他們身上。

因此，從居伊·德波、鮑德里亞的角度來講，整形美容是一個制造虛假表象甚至是創造完美擬像的服務體系。話雖極端，但整形美容在幫助消費者塑造個人形象的同時，也的確有意無意地建構了關于整形美容的范式和標準，這些范式和標準看似像麥當勞套餐一樣品種繁多，但它并不是任由消費者選擇的。消費者在描述自己整容目標時，整形美容醫師的指導意見往往會成為極為重要的參考。同時，任何形式的媒體，如果想要做一個關于整形美容的專題或者報道，大都會請整形美容行業的權威專家進行專業的講解或意見咨詢，專家的話語和講解將以“科學知識、整容真理”的身份被大眾毫不懷疑地接受。就這樣，消費者關于美的認知、關于美追求、關于美的欲望，無不受到整形美容業和大眾傳媒的引導操控，這種復雜的引導和操控即是一種微妙的權力機制，正是這種權力機制，隱匿地支撐著當今的商業廣告、明星模特、政治領袖、文化名人在公共舞臺上炫目的表演，進而成為一種難以察覺的文化意識形態籠罩著整個后現代世界。

整形美容與快感發明

俗話說，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當代整形美容外科的飛速發展，不僅可以起到錦上添花的輔助性美容作用，一個經驗豐富技藝精湛的整形美容醫師甚至可以妙手回春使丑小鴨變白天鵝，修復先天的生理缺陷或后天的容貌毀傷。對于那些深為體貌瑕疵陰云籠罩的個體來說，任何細微的容貌改善都會帶來巨大的心理安慰和幸福快感。

整形美容雖然善于成人之美長于修殘補缺，但在很多人眼里，整形美容似乎又是精兵重器，不到萬不得已不應輕易嘗試。而且常識也會告訴我們，整形美容不僅要冒一定的手術風險，整形美容過程中也要遭受程度不一的肉體痛苦。于是我們看到，很多面容體貌本就姣好出眾的人，如果再去整形美容就會被家人不解、諸人詬病。但我們往往忽視了一點，每個人理解幸福和享受快感的方式是非常迥異的，對于一些生物學性別與心理性別發生倒錯的人來說，他們寧肯忍受變性手術的痛苦和終身服藥的不便，也要取得生理和心理性別的一致，肉體的痛苦換來的是他心靈上的安寧和幸福。

在這一點上，米歇爾?福柯也許可以提供給我們更具啟發性的思考，米歇爾?福柯是法國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的思想體系史教授，他聰明絕頂創造力驚人，集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理論家諸多頭銜于一身，但他卻與我們印象中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學科式教授不同，一輩子放浪形骸我行我素：不僅支持學生運動與警察發生沖突，而且勇于突破種種社會文化禁忌，嘗試吸毒同時熱衷到美國講學以便能夠參加各種同性戀俱樂部和SM游戲。這些在我們常人看來非常危險和不可理解的極限體驗，福柯卻甘之如飴樂此不疲，他認為一切規則和禁忌，一切真理和界限，都是歷史性人為設置和文化建構的，人生存于世本就沒有什么先天的設定，人為什么這樣說話、為什么這樣思考、為什么鼓勵這個而禁忌那個，理由向來都是充分但不必然的。于是人生最大的意義就在于，超越這些以“科學和真理”的名義加之于我們自身的限制，而超越的手段就是不斷地逾越這些禁忌、挑戰這些邊界、嘗試犯忌的快感。

日常生活柴米油鹽，上班下班兩點一線，絕大多數現代人的生活內容和經歷體驗都是十分安全，但又是極度重復和無聊。整形美容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歷體驗，和跳傘、蹦極、過山車一樣，有助于忙碌不堪但精神空虛的當代人，適度逃離資本主義現代社會對人性的深度異化和逼促。整形美容是如此地真實，它向我們告誡：在當代社會無需忌諱談肉體，不要回避談快感，在一個世界的神秘和諸神的權威均被現代性祛魅的時代里，肉體和快感同樣是我們最本真的存在。

整形美容與自我逾越

長久以來，人們對于藝術理解，局限在建筑、繪畫、雕塑、音樂、詩歌、舞蹈等有限的幾個領域之內，而整形美容外科除了讓人聯想到一群不茍言笑的白大褂醫生外似乎很難跟藝術沾邊。實際上藝術這一詞匯，在希臘語里為“techne”，拉丁語里為“ars”，本就包含著強烈的技能和技巧的意思，在中世紀以前，藝術并沒有單純地跟“美”聯系在一起，畫畫的人和釘馬掌的鐵匠沒有任何區別，而美學從哲學中分離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也要晚近到18世紀中葉鮑姆加登《美學》一書的出版。整形美容外科，作為一門整形外科醫學與美學相結合的交叉學科，無論是從技能技藝的角度考察，還是從審美創造的視角檢視，其實都非常符合古典藝術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藝術的形態和理念也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經古典藝術、現代藝術兩個歷史階段，今天的我們已經身處當代藝術席卷全球的大潮之中，以往關于藝術的定義，美學的思辨早已被活力四射自由多元的當代藝術實踐所顛覆和解構。當代藝術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藝術形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媒介材料，更不局限于特定的風格和題材。一切材料和形式，一切方法和手段，只要致力于人的自由本質的確證，只要致力于人類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況的改善，只要致力于創新觀念的巧妙表達，都可稱之為藝術。在將整形美容提升為藝術表達手段和媒介這一點上，法國先鋒女性藝術家奧蘭則為我們作出了探索性的表率。

奧蘭1947年出生于法國盧瓦爾省的圣艾蒂昂市，在上世紀90年代，她比照文藝復興時期繪畫大師的肖像名作，比如達芬奇《蒙娜麗莎》的額頭、波提且利的《維納斯的誕生》的下巴等，雇傭整形醫師為她做了數次整形手術，來展示她的“肉體藝術”，不過與常規的整形美容追求者不同，奧蘭接受整形不是為了迎合大眾和媒體認可的美，而是一種激進的女權主義的自我選擇和表達，她認為現代醫學科技既然給人類提供了改變肉體的可能，那就可以借助整形外科自由地改造自我，探索個人外貌、身份、自我的無盡可能。奧蘭曾聲明: “我的工作就是跟所謂的先驗做斗爭，跟無法改變做斗爭，跟千篇一律做斗爭，跟自然、DNA和上帝作斗爭！”

奧蘭的表白是非常引人深思的，我們常言藝術貴在創新，但我們同時又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為什么藝術可以是不斷創新的，而人的自我、人的個性、人的身份和人的生活方式不可以像藝術品那樣創新呢？我們為什么要忠于前天的我然后又重復昨天的我呢？生存美學的倡導者福柯曾感嘆：“我們和我們自己的關系，不是同一的關系，而是必須分化的、創造的、創新的關系，保持相同真是沉悶啊！”

也許，當一個人決定要整形美容的時候，他已經不同于那個猶豫要不要整形美容的他了，也許接受過整形美容手術的自我的確也不同于手術前的那個自我了。聯系本文第一小節分析的整形美容與權力機制，我們不難發現：整形美容原來如此復雜和奇妙，既可以誘你走向歧途，又可以助你超越自我。幻象抑或藝術，一切取決于你對整形美容透徹辯證的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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