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92年7月11日，一條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的訃....

1992年7月11日，一條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的訃告震驚了全國。

在那一天，黨和國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全國人民失去了一位鞠躬盡瘁的老大姐。

與周總理風雨同舟51載的鄧穎超，于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病逝，享年88歲。

作為一名偉大的革命先驅和馬克思主義者，她既是站在斗爭前沿的女戰士，也是站在周總理背后的賢內助。

這對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一路從風雨中走來，又攜手看過西花廳的海棠花海。

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只有鄧穎超一個人獨賞這片花海。

而離去那日，她穿上了曾給周總理送行時穿的舊衣服、用上了周總理曾用過的骨灰盒……

鄧穎超的晚年生活，生命不息奮斗不止

如果要用兩個詞語來形容鄧穎超的話，那一定是積極和忠誠。對人生抱有積極態度，對革命事業抱有忠誠信念。

從1919年投身“五四運動”以來，直到1988年卸任全國政協主席一職。在將近70年的奮斗生涯中，鄧穎超始終用實際行動詮釋著“積極”和“忠誠”。

但自從步入老年以后，她的身體狀況就日漸衰弱。尤其是周總理病逝后，她在精神方面更是受到了重大打擊。

而此時的鄧穎超，不僅要繼續自己的工作，還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業。

1979年，她出任了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次年元旦，她就《告臺灣同胞書》發表講話。

未能親眼見證臺灣回歸，是周總理一生的遺憾。而這個遺憾，變成了鄧穎超繼續攻堅克難的動力。

1982年，蔣經國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雖名為悼念其父，但實則是思念家鄉故土。

在看到這篇文章的第一時間，鄧穎超立刻組織了對臺小組會議。她建議副組長廖承志以私人身份給蔣經國寫一封信，因為廖、蔣二人曾是關系很好的同窗。

可惜迫于當時形式，這封誠意滿滿的信件未能得到蔣經國的回應，反倒是收到了一封宋美齡的回信。

當鄧穎超拆開信件后，入目所及便是委婉而又堅定地拒絕之詞。眾人對此大失所望，而鄧穎超只是笑笑沒有說話。

如果這條統一之路這么好走，那早就變成康莊大道了。

“我對自己沒有任何消極情緒，我認為大家也應該這樣，活到老就要革命到老。”

憑著這種積極的心態，鄧穎超在對臺一事上越挫越勇。

但凡臺灣同胞代表團來訪，她都不顧孱弱的身體盡量抽出時間接見，并與大家進行多方面的交流和探討。

因為，臺灣問題是所有中華兒女心心念念之所在。

正如鄧穎超自己所說的：“今雖卸卻政務繁苛，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國家統一一端耳。”

但在國家大事上嘔心瀝血的她，卻對自己的私事和身體都不甚在意。

自從周總理故去，鄧穎超再也沒有提起過自己的生日。每年的2月4日，她都好像混不知覺一般忙忙碌碌地度過。

或許在她看來，缺少摯愛陪伴的生日并沒有什么提及的必要。因為，不會再有那么一個人通過書信給她祝福了。

而每當海棠花開的時候，那道爽朗的笑聲也不會再在西花廳中響起了。

不過1984年的2月4日，秘書趙煒和其他工作人員還是悄悄為她準備了一個慶祝會。

因為那一天，是鄧穎超80歲大壽的日子。看著許久不見的老戰友，她的臉上終于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而彼時的她早已疾病纏身，大大小小的病有17種，也接受過好幾次大手術。

身邊人都勸她適當歇一歇，但她卻說不敢歇、不能歇。心臟病、肺結核、膽結石等等疾病，都讓她回憶起了以往殘酷的戰爭和艱苦的環境。

1986年，鄧穎超的臉部和頭部骨骼突發疼痛，連喝水進食都受到了很大影響。

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她往往要花上一個半小時才能吃完一頓飯。要是哪天運氣不好又犯了食道痙攣，那至少要花上三個小時。

這種情況嚴重阻礙了鄧穎超的日常工作，也讓她頭一回生出了力不從心的感覺。

在其位而不能謀其政，這是對黨和國家、乃至是人民的重大失職。

為了繼續發揮余熱，她開始頻繁出入醫院，希望依靠藥物治療再結合頑強的意志共同戰勝病魔。

“從四肢到五官，北京醫院的各個科室我都去過，已經算是老熟人了。”

而早已病痛纏身的鄧穎超，早在周總理在世時就考慮到了身后事。

由于身體原因，導致他們并沒有親生的兒女。在住進西花廳后，也只有周家的幾個侄子侄女陪伴在二老身邊。

所以出于對身邊人的考慮以及樹立節儉作風的必要性，周總理和鄧穎超也在擬定遺囑一事上達成了共識。

幾次三番交代遺囑，惟愿身后一切從簡

他們夫婦倆都是典型的生前鞠躬盡瘁、身后簡樸至極，因此二人的遺囑內容相差不大。

1956年，中央倡議各位領導同志在去世后選擇火葬。

這是思想觀念領域的一次重大革命，也使火葬在后來成為了一種主流殯葬儀式。

周總理是第一個簽字支持的人，而鄧穎超也緊隨其后。

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一是為國家節約人力物力、二是倡導環保理念。

1976年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遵照其生前遺囑實行了火化。

1月15日在追悼大會結束之后，鄧穎超親手將骨灰盒中的骨灰分成了四份。

后來這四份骨灰，一份撒于北京城上空、一份撒在密云水庫、一份撒進黃河入海口、一份撒入天津海河。

逝去的周總理，仍以這種方式守護著祖國的大好河山。

在追悼會過去三天后，鄧穎超開始認真考慮起自己的后事安排。無兒無女的她，所能記掛的除了丈夫就只有國家。

她不希望因為她的后事而讓政府相關部門大費周章，因此早早地向身邊的人囑咐道。

于是，周秉德在接到伯母的電話后立刻趕到了西花廳。她是周總理弟弟家的女兒，從小就在西花廳長大，與伯父伯母的關系最為親密。

當著周秉德的面，鄧穎超鄭重說道：“我走了以后骨灰也沒什么用了，到時候就像你伯伯那樣處理。”

在1978年的建黨節那天，她執筆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遺囑。這份遺囑內容和周總理的極其相似，也算是他們夫妻間的一種約定。

第一點就是曾囑咐過周秉德的，遺體先交由醫務部門進行解剖，火化之后撒入天津海河；

第二點是不搞遺體告別；第三點是不開追悼會。

等她離世后將這份遺囑公布于世，也就代替所謂的訃告了。

但當看到這份遺囑時，秘書趙煒心中卻有說不出的辛酸。

她從1965年開始就擔任鄧穎超的生活秘書一職，兩個人可以說是形影不離。

周總理在離世前，還再三囑托她照顧好鄧穎超。而在這么多年的相處中，她也早就將鄧穎超當成了母親般對待。

如今看到這份遺囑，再想到自己以后還要親手操辦這場后事，趙煒就不禁悲從中來。

于是她一邊牢記遺囑上的內容，一邊勸慰道：“大姐，別想這么多，您還遠遠沒到那個時候。”

但話是這么說，可鄧穎超卻不得不提前安排好一切。1982年的6月17日，她又在第一份遺囑的基礎上添加了一些內容。

除去之前所強調的三點，新添的第四點是反對搞紀念故居。等她去世后，曾與周總理同住的房舍要歸還公家安置。

第五點則是嚴格遵循組織紀律和組織原則，不要對夫妻二人的親屬有任何特殊照顧。

其實除了周總理的一些侄兒侄女外，鄧穎超本人只有一個遠房侄子。

他的名字叫鄧光弼，在退休前只是吉林省人民銀行的一個普通科長。

而幾十年以來，從來沒有外人知道他們一家和鄧穎超的關系。

同年11月，鄧穎超又以文字形式交代了一些私人事項。

她委托楊德中、趙煒、李琦、張佐良、高振普和周秉德六人來執行，其中楊德中負責全權主持、趙煒負責協助。

在這些私人事項中，包括了如何處理個人文件、照片、圖書和衣物等，還特別交代了將剩余工資清點完畢后用于交納黨費。

其中還有一點，是鄧穎超認為最重要但也是最難辦的。她屢次提及，但趙煒總是面露難色。

于是在周秉德和弟弟前往西花廳探望她時，鄧穎超特別交代道，

“這一點趙煒不敢做，我就交給你。我要是得了重病或是臨死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

“一定記住，因為那時搶救沒有多大意義了，還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和大家的負擔。”

1988年8月19日，當著趙煒、高振普和周秉德的面，鄧穎超又強調了一遍遺囑內容，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她的想法。

所以1991年的那次“胃漏”手術，其實是違背了鄧穎超一直以來的心愿。

她也曾躺在病床上請求醫生：“不要再搶救了。”

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應承這個請求，哪怕周秉德也是有心無力。

醫生對于患者，斷然沒有見死不救的道理。而當他們面對像鄧穎超這樣的革命先輩時，心中的敬重和愛戴也決不允許他們放棄搶救。

不過等到了1992年的7月11日，所有醫生都回天乏力了。任憑他們如何搶救，也沒能救回大家所敬愛的鄧大姐。

縫縫補補的黑色西裝，16年前的次品骨灰盒

時任北京醫院副院長的韓宗琦曾清楚的記得，在1976年，當他準備為周總理換上壽衣時，卻發現警衛員送來的是一套綴滿補丁的衣裳。

他一開始大為不解，甚至有些生氣。總理都已經走了，身后事應當體面一點，怎么能穿這樣的舊衣服呢？

然而警衛員卻囁嚅著回答：“這是鄧大姐的意思，總理生前也不愿鋪張。”

韓宗琦長嘆一口氣，含淚為周總理換上了這套衣裳。但他沒想到16年后，他又再度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鄧穎超的壽衣，也是一套縫縫補補的西裝。布料為黑色華達呢，是在60年代的時候定制的。

粗略一算，已經是將近30年前的舊衣裳了。很多地方都磨損嚴重，破洞補丁比比皆是。

雖然鄧穎超生前很喜歡這套西裝，但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們都無法接受鄧大姐穿著這套衣裳離去。

所以當趙煒將它從袋子里取出來時，周圍響起了一片反對聲：“這套怎么可以呢？再重新選一套吧！”

但趙煒也是無可奈何，如果讓她來選，她也是絕對不會選中這套的。可是，這是鄧穎超自己選好的呀！

她不止一次對著趙煒說道：“我走時就穿這套，你幫我換上。”

這套黑色西裝，于鄧穎超而言有著不一樣的意義。

首先她和周總理一樣，都堅決反對鋪張浪費。而且火化之后，誰還能看得出來衣服是新是舊呢？

其次這套衣服真的很合身，也陪伴她出席了許多重要場合。

最后也是最有意義的一點，當初周總理走時，她就是穿著這一套西裝為他送的行。

穿上同樣的衣服、走過同樣的路、抵達同樣的歸宿，這或許是鄧穎超所認為的極致的浪漫。

而與此同時，鄧穎超所選中的骨灰盒也是周總理曾用過的老物件。

16年前，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周總理挑選骨灰盒。

去之前，大家都在認真探討著該選一個什么材質、什么規格的。最起碼，得稍微高檔一點吧。

但鄧穎超的一席話又使他們打消了這個念頭：“骨灰盒只是一個形式，買一個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此，最后進入備選范圍的只有兩個骨灰盒，而且都屬于次品。

其中一個盒蓋、盒身沒有問題，就是表面掉了一塊漆；而另一個漆皮完好無損，可惜盒蓋比較難打開。

綜合考慮了一番，工作人員還是決定選第二個。因為骨灰盒不用經常開啟，這點瑕疵倒是可以忽略不計。

1976年1月16日，當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后，鄧穎超又帶著它回到了西花廳。

此時她將這個骨灰盒交由趙煒細心保管，并再三交代：“這個骨灰盒很好，不用再買新的了。將來我死了就用它，以后你們誰有需要再繼續用。”

此言一出將趙煒嚇了一跳，她其實早就想到了，鄧穎超絕不會再去重新買一個骨灰盒。

可是他們夫妻倆用過的骨灰盒，沒誰有資格再接著用。

對此鄧穎超卻不以為意，她和周總理都認為：不管是什么東西，都應該發揮它最大的用處，也就是所謂的物盡其用。

1992年6月，躺在病床上的鄧穎超又向趙煒詢問了一遍：“我的事你替我報告了沒有？”（指臨死時不必實施搶救一事）

“等我死了，你一定要替我穿上那套黑色西裝，然后用恩來之前用過的骨灰盒。”

聞言，趙煒緊緊握著她的手鄭重答應到。

7月9日中午，這是鄧穎超最后一次從昏迷中清醒。她已經感覺到自己大限將至了，因此與趙煒說了最后一句話，

“趙煒，我同你見最后一面。”

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鄧穎超在睡夢中停止了呼吸。

守在病榻前的趙煒，于她的額上輕輕印下一吻，隨后兩行熱淚無言滑落。

遵照鄧穎超的遺囑，趙煒為她換上了那套黑色華達呢西裝，并捧出16年前的舊骨灰盒仔細擦拭著。

前有十里長街送總理，后有群眾自發送大姐

但關于遺囑中的其他幾項，中央領導在開會商議后予以了否定。

例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等，這肯定是不行的。

經過商議，鄧穎超的遺體告別會和追悼會定于7月17日舉行。

此外在7月18日還有一個小型吊唁活動，參與者主要是中央領導和他們夫妻二人的親朋好友。

7月17日一大早，北京醫院、長安街和八寶山聚滿了為鄧穎超送行的民眾。

16年前，他們在這里送別了敬愛的周總理，16年后，他們又要再次送別敬愛的鄧大姐。

而也是直到此時，鄧光弼與鄧穎超之間的親屬關系才為人所知。鄧家小輩想去北京為姑奶守靈，卻因錯過時間而沒有買到機票。

為了送長輩最后一程，鄧家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違反了規定，他們向省委辦公廳說明情況并尋求了幫助。

而除去他們這些親屬，還有很多群眾從天南海北自發趕來。

時任政協副主席的馬文瑞早在7點鐘就趕到了八寶山，足足等了兩個小時才看到靈車。

老人家當時都已經80歲高齡了，但他堅決不肯回家休息，蒼老的身軀站在路邊一動不動。

而鄧穎超去世的噩耗也傳到了臺灣，張一真（張治中長子）聽說后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來送別他的“鄧媽媽”。

還有來自廣州、湖北、湖南和河南等各個省份的群眾，看著緩緩駛來的靈車痛哭流涕。

當八名解放軍戰士抬著靈柩走下靈車時，現場民眾哭得不能自已，人群中一直傳出“鄧大姐”、“鄧媽媽”、“鄧奶奶”等叫喊聲。

當遺體被放置在鮮花簇擁的靈堂內時，無數民眾哭倒在鄧穎超靈前。上至八十多歲的老夫婦、下至十幾歲的小孩子，每個人都在痛心哀悼這位革命先輩的離去。

僅一個上午的時間，靈堂簽到簿上的名字就多達上萬個，而且還有絡繹不絕的哀悼群眾正在趕來的路上。

當時的情況大大超乎了所有人的預料，如果讓每位群眾都進來悼念一下的話，那恐怕還要再花上好幾天的時間。

一邊是群眾情感、一邊是遺體火化，為了保證后續事宜能夠順利進行，相關部門只能忍痛勸說讓大家早點返程。

7月17日下午4時30分，鄧穎超的遺體被送至殯儀館火化。而趙煒則捧著周總理用過的那個骨灰盒，站在一旁靜靜等待。

這個晚上，注定是一個不眠的夜晚。整個西花廳靜悄悄一片，所有工作人員都在為鄧大姐守靈。

7月18日，當中央領導和親朋好友都一一跟鄧穎超告別后，趙煒和高振普帶著骨灰盒立刻奔赴天津海河。

由于鄧穎超生前曾留言不動用飛機、不驚擾天津人民和領導，所以趙煒等人選擇了乘坐輪船的方式。

但其實天津人民早就等候在路邊了，而海面上的其他輪船也紛紛鳴笛以示哀念。

中午12時15分，鄧穎超的骨灰伴著花瓣隨風飄入海中。

16年前，她以這種方式送別了自己的丈夫，16年后，她以同樣的方式在海河與他重逢。

一次闊別16年的會面，一場攜手51年的金婚，一段伉儷情深、永不褪色的紅色愛情。

西花廳的海棠依舊，而周總理和鄧大姐也將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后記

1919年，南開大學舉辦了一場演講會。一位名叫鄧文淑的15歲小姑娘，率先登臺進行了振奮人心的演講。

而在她沒有注意到的角落里，有一名21歲的男青年正用遒勁有力的筆觸，一筆一劃地記下了她的名字。

后來鄧文淑改名為鄧穎超，而那位男青年的名字叫周恩來。

1923年，鄧穎超收到了一封來自法國的明信片。

上面寫著周恩來的告白宣言，不是“我愛你”，而是“希望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一起上斷頭臺”。

在戰火紛飛的舊中國，這是兩名革命青年為愛、為祖國、為人民而許下的諾言。

1925年，他們在廣州的一家西餐館舉辦了一場簡簡單單的婚宴。此后夫妻同心，一起攜手走過了51年的風風雨雨。

如今，又是一年海棠花開時。只是時光匆匆，原來故人早已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