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最近因為王朔的新書，又總被問到以前的“金王之爭”。找出一篇舊文發了。還有不少人問21號北京簽售分享的事，文末也有說明。今天文章首發于2018年11月《新華每....

最近因為王朔的新書，又總被問到以前的“金王之爭”。找出一篇舊文發了。還有不少人問21號北京簽售分享的事，文末也有說明。

今天文章首發于2018年11月《新華每日電訊》

六神磊磊

一

寫金庸，感到無從下筆。恰好今天看到網上這樣一段話:

“金庸的小說，和真正的大師，如博爾赫斯、布爾加科夫、略薩、馬爾克斯相比，只能說是二三流水準。他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結，緩解了他們強烈的個人欲望與當下的無力感之間的劇烈沖突，在一次次有強烈代入感的頭部按摩之后，讓破裂的人生找到一顆顆可以縫綴的補丁或者幾瓶可以粘貼的膠水，或者片刻虛妄的充實。不過，感謝金庸給我們饑餓時提供的糧食——那些被王朔戲謔地稱為‘饅頭’的東西，感謝他如此有毅力、如此耐心地、一氣呵成地蒸出的十五屜饅頭。謝謝大俠，一路走好！”

類似這樣的話，其實大概率是沒看金庸的人寫的，而且他也未必好好看了自己所說的略薩、布爾加科夫、博爾赫斯、馬爾克斯。

可以想象，在金庸去世后網上鋪天蓋地的懷念聲里，在人人都跟著喊“一個時代結束了”的時候，有一些人感到逆反，并且趁機寫一點話，小小刻薄一下，凸顯自己的不同俗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確實愿意誠懇地探討,我們就必須要正視一個文學現象:

什么叫“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結”？《水滸》就是這樣。

什么叫“強烈的個人欲望與當下的無力感之間的劇烈沖突”？《紅樓夢》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判語，不能成為否定一個作品文學價值的理由。

說金庸蒸了十五屜“饅頭”，這沒錯的。問題是，他蒸第一屜饅頭《書劍恩仇錄》，是在1955年，距離今天已經63年了；他完成最后一屜饅頭《鹿鼎記》，是在1972年，距離今天也已經46年了。也就是說，他的創作已經是大半個世紀前的事情了。

就算這是一些饅頭，那么也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個世紀，而且還在繼續吃下去，罕有別家的饅頭造就過如此盛況。這種事如果發生在餐飲行業，那么各路晚輩美食家不應該恭恭敬敬地膜拜研究嗎?

這不容易啊。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風云激蕩，時局變遷，文藝的沙海中千淘萬漉，人們的口味變化巨大。多少曾經喧囂的聲音都沉寂了，多少曾經璀璨的流星都暗淡了，但金庸席卷華人世界半個世紀了，并且還在繼續下去。面對這樣獨特的文學現象，我們后生是不是應該保持一點謙抑，至少，先看了他的書，再來下結論呢。

二

我以為，一個一流文學家的誕生，不管對于世界上任何民族而言，都是極為不容易的，好比滄海得珠，是值得倒上酒慶賀的幸事。

拿金庸來說，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現？略一分析，我們也許就會感到慶幸。

他出生在中國大陸的浙江海寧，中國之“大”滋養了他。這個“大”包括遼闊的國土、眾多的人民、悠久的歷史、豐厚的文化。倘若他不是生在這樣一個“大”國，他的作品也許不會是后來這樣的格局。同時這個“大”還指大的時代，他在一個風雨飄搖、變化劇烈的大時代出生和成長，滄桑的時代造就文學家滄桑的心靈和筆觸，這都是對他的滋養。

除了“大”，滋養他的還有“洋”。金庸的父親是震旦大學的學生，很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氣象，他家要過圣誕節的，父親給他送的圣誕禮物是狄更斯的作品《圣誕頌歌》。當時有幾個孩子有這樣的禮物呢？我到今天都沒有讀《圣誕頌歌》，我家里有一本，是出版社送的，裝幀精美，說起來慚愧到今天我都沒有讀過。

所以金庸不光是一個完全土產的中國才子，也是一個洋才子，他自小受到了現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他的武俠小說之所以具有強烈的現代性，也和這一點分不開。

后來，他幸運地被《大公報》派在香港，得以把寫作的書桌安放在香港。像他此后開的欄目名“北望神州”一樣，他得以在一個大時代中執筆北望神州，酹酒滔滔，沉吟感慨。在當時華人世界的其它角落，都未必有寫作武俠小說的條件，而香港卻有。得天獨厚的環境，才使他得以靈感奔涌，肆意揮灑和鋪展才華。

他又碰巧當了多年的報人、記者。這份職業讓他了解了更廣闊的社會面，接觸到更多的人群，對人性有更多的洞察。后來他小說中展現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往往都與此有關。他居然還做過電影導演和編劇，把戲劇中的種種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說創作中。

他是一個風云激蕩的大時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意識交融的造物，是各種個人杰出的綜合素質恰好拼湊齊全的造物。之前我說的這些條件，差了哪一個都不行，查良鏞都不會變成后來的金庸。

他的小說里寫過一個叫做黃裳的人，這人是一個圖書管理員，前半生都在埋頭讀書，主要是讀道家典籍，從來沒有察覺過自己的使命。等到書越讀越多，才猛然融會貫通，悟出了許多高深的武功來，發現自己的使命乃是武學，于是提筆著作，寫出了一部《九陰真經》。

金庸其實就很像黃裳，整個前半生都在為命中注定的一個目標而蓄力，自己卻茫然不覺。直至稀里糊涂萬卷書讀罷，猛然發現絕世武功已經上身，這才頓悟了上天的使命。作為報人的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居然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小說家，并且是武俠小說家。從此，“九陰”出世間，江湖風云變。

所以，一個文學家、一個傳奇的誕生，是有多么驚險，多么不容易。我們現在常常探討怎么培養大師，其實大師不是培養出來的，是滋養出來的。我們該做的就是呵護水土，靜靜等待，除此無他。

三

對于金庸作品，確實很容易讀“淺”。

因為它的面目長得太不像經典。當今的經典必須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作出取悅人、引誘人的媚態，但是武俠小說取悅人，甚至步步誘惑人深入。它們擁有大量讀者，而大眾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批評家們有理由這么認為。

在幾十年前，金庸剛剛“登陸”的時候，我們的批評家是緊繃的、緊張的，文學同行們許多是抗拒的、逆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執著于一些條條框框的問題：金庸是“舊文學”還是“新文學”？金庸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腐朽的、麻痹人的？

我的讀者告訴我，當時他們老師曾布置的任務就是要大家寫作文批判金庸。在我的中學，有一位班主任老師查到學生讀金庸武俠，便勒令大家寫檢討，并且要割破手指頭，按血手印。這個事情如果發生在今天，是可以上頭條的。

武俠小說是有俗套的。金庸自己寫文調侃過臺灣武俠作者的俗套，說必定是一個“豐神俊朗”的少年俠士，父母為仇家殺害；必定許許多多女俠都愛上了他，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藥，和一個女俠“鑄成大錯”；這少年俠士一定得到前代異人留贈的武功秘訣，遺書之中一定有“留贈有緣”四字，等等。

話是不錯，但其實他自己也無法完全避免俗套，甚至許多“俗套”還是他首創。比如跳崖總也摔不死，張無忌、段譽就都跳過崖，并且撿到了秘笈。

想要在這種“俗套”中造就經典，鑄成豐碑，相當不容易，很考驗查良鏞。

他的小說最初的主旨，不外是所謂“演任俠好義，總群愛國之旨”。最早的《書劍恩仇錄》，就是一個豐神俊朗、書劍江山的少年俠士，立志驅逐韃虜做好漢。

這部書里能看出來這作者野心極大，書寫的地域十分遼闊，從江南直到回疆，從錢塘潮寫到大漠風沙，人物也是龐雜眾多，連民間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來了。光是紅花會當家一寫便是十四個，也不怕吃力。

然而和后來的作品比，這部書明顯稚嫩，刻畫人物明顯刻板單薄。直到了第三部《射雕英雄傳》，金庸小說境界遂大，感慨始深，黃蓉、郭靖、黃藥師、周伯通等這一批人物壯麗登場，這才有夏濟安的感嘆：真命天子已經出現。

而到1961年，金庸寫出了所謂“射雕三部曲”時，他已經不知不覺間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看一個文學創作者的高度，有時候可以看他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脈。比如只要聽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會說漢語的華人大概多半能順口答出“疑是地上霜”，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脈。又比如今天讀過《紅樓夢》的仍然是少數，但只要說一個女孩像林黛玉，一個男孩子像賈寶玉，國人便會自然明白，不需要任何注釋。

金庸不知不覺做到了這一點。哪怕一個人從來不看他的書和影視劇，也可能用到“華山論劍”“左右互搏”這樣的成語。形容一個女孩子像黃蓉，國人多半會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釋。而假如說一個阿姨像滅絕師太，她哪怕沒看過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這是極大的殊榮，是足可以讓人頂禮的成就。他已經融入了我們民族的基因，和我們的文化血脈一起流淌。

然而金庸在還寫出了另外三部，所謂“三杰作”，就是《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

四

這里說一下《笑傲江湖》。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有一首詩，曾經在國內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可寶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其實這一首詩，真的可以拿來當金庸《笑傲江湖》的主題詩。它的主人公——令狐沖，就恰恰遇到了詩歌里的困惑：“要愛情，還是要自由？”

在書上有這樣一個情節：令狐沖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得成眷屬，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條件很明確:必須加入日月神教。為了愛情，犧牲自由，行不行？令狐沖的最終決定是不行。

因為“圣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話，他說不出口。天天跪拜磕頭違心拍馬，他做不到。他說：“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順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學這些人的樣，豈不是枉自為人？”“甚么‘中興圣教，澤被蒼生’，甚么‘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男子漢大丈夫整日價說這些無恥的言語，當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

令狐沖就是“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典型。

令狐沖曾經有過一個回答不了的問題。那一次，在恒山懸空寺，少林方丈問令狐沖：為什么左冷禪(野心家)恨你？令狐沖說：因為晚輩總是阻撓他的大計。方丈追問：你為什么要阻撓他的大計？

令狐沖當場呆住了，他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左冷禪的“大計”，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劍派，統而御之。這聽上去并沒有什么不對。何況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合并”往往代表著正確的潮流，代表著積極和進步；而“分散”則往往代表著倒退、混亂、破壞和無秩序。那么令狐沖為什么要破壞左冷禪的大計？

寫書到此時，金庸雖然也不過才四十四五歲，年方壯盛，但已然進入了他創作生涯的最后一個階段。《笑傲江湖》已經是他的倒數第二部書，他對武俠主題的探索和開拓已經到了更深遠、微妙的地步。

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義薄云天的郭靖，冷傲偏激的楊過，還是優柔寡斷的張無忌、豪邁過人的喬峰，都有著明確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著充分的理由，他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戰斗。

可等到了令狐沖唱主角時，此公居然糊里糊涂，似乎全然不知自己為什么而戰斗。面對方丈大師的問題，他思索了半天，最后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讓我感覺不好。我就是反感他。

事實上，令狐沖說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書名里，為了“笑傲江湖”。注意，“笑傲”的意思不是制霸，而是瀟灑如意、隨心自在。令狐沖本能厭惡左冷禪，反對他的“大計”，乃是他目睹左冷禪之流的種種手段，已然察覺到了這種“大計”的代價，那就是人人被壓抑和屈從，個性不能舒展，不能“笑傲江湖”。

他曾有言：“我不愿做的事，便是師父、師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誰也無法勉強。”令狐沖所捍衛的，乃是一種更高貴的精神狀態。

至少到了這個時候，用金庸的博士生盧敦基先生的話說，金庸的筆已然“從民族性和階級性中突圍”，直接探求和叩問人性。他抬腳邁過了一道門檻，向著文學更終極的目的挺進。

有一些事，屬于是人類共通的幸事，應該讓我們欣慰歡樂。

比如趕上了和平年代，沒有遭遇戰爭；趕上富足光景，沒有饑餒；比如氣候宜人，春暖花開；比如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比如晴空一鶴排云上……而在這眾多幸事中還有一種，就是和大師同時代。

就說我自己，無緣和屈宋班馬同時代，無緣和陶淵明、李杜同時代，無緣和曹雪芹同時代，我無從知道他們的長相，無法了解關于他們的更多細節，甚至連曹雪芹到底是不是一個傳說中的胖子也不知道。

所以我個人很珍惜這一和金庸同時代的慶幸。這個時代有報紙，有廣播電視，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平，了解他的形象和聲音，甚至是事無巨細地了解他的許多情況，悲愁喜樂，這是值得感慶的事。我很感激。

并且，在他飄然離去的時刻，還要感謝金庸一生足夠精彩、圓滿，感謝他享壽長久，才能讓我們能以一種更平靜、更釋然的心態來面對別離。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