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是出自《孫子兵法》中的一句話，意思是只要讓百姓和帝王保持同樣的意志，這樣大家便能同生共死，而不懼怕危險。此言也是突出了展開教育的必要性，對君王和百姓來說都非常重要。當然這句話放到現代同樣適用，而且在我們日常交際中也是可以用到的，如果擴散一下思維的話，《孫子兵法》中的這個理念或許能幫你提升人緣，那究竟要如何做呢?

一視同仁的重要性

《孫子兵法》是一本純正兵書，揭示了軍事管理方方面面的思想，其對軍事文化道德教育的揭示對現代管理者如何做好自己，管理好企業和團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這就是孫子所說的“道”，可以理解為管理者人格魅力的塑造，但這是用國外管理學說來解釋的，對于“道”的理解，應該是因而而異，對于不同文化和團體也都是不同的。一個“道”字，蘊含著太多理念和方法，正是孫子軍事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生命體，是立道、立德、立天、立地、立軍、立國的思想的本質。需要細細的參悟，學者追本溯源，在中華文明追尋“道”的本源。

隋朝末年，李淵在太原起兵，短短十余天就招募了一萬多名將士。這些將士大多是民間百姓，但李淵從來不分貴賤，把這些將士一律稱為義士。這使得起義軍全體上下團結一致，打了許多勝仗。

但當時參軍的大多是窮苦農民，他們沖鋒陷陣、舍生忘死，如果不在評功時一視同仁，勢必會對軍心造成重大的打擊。

于是，李淵說：“兩軍交戰的時候，刀槍弓矢沒有貧富貴賤之分，在論功行賞的時候，也應該一視同仁。”這句話，贏得了眾多將士的擁護。

李淵此舉，大大激發了軍隊的積極性，他們在交戰時不顧個人安危，為李淵開創唐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孫子兵法》中的智慧

《孫子兵法》第一篇的第一部分，就概括“道、天、地、將、法”的整體關系，把“道”列為決定和判斷勝敗的五大因素之首：“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得，四日將，五日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這是講的上下同心同德之道，最為根本的核心思想，這是現在所有管理者希望做到而做不到，也是管理學最難解決的命題。而對管理者則提出“智、信、仁、勇、嚴也”，這是講的選才用人之道，也是管理者自我修習的主要方面。在《孫子兵法》看來：有道才會有將、有德才會有仁、有仁才會有義。“道”在軍事上起著核心引領作用。

《尚書堯典》中出現了中國最早記錄“俊德”思想的厚德理論：“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大意是：查考往事，帝堯名叫放勛，他治理天下政務勤勞開明，謀慮明達，誠信恭謹職守，推賢尚善，他的光輝普照四方，明于天地。他善于弘揚社會美德，使自己的氏族親善;當自己的氏族親善以后，又辨明部落聯盟百官的優劣;百官的優劣辨明了，部落聯盟的全體成員才能變得和睦相處。也就是說，在最早的中華文明，就強調領導人的內在“道”。

在《孫子兵法》中，孫子把伊尹和姜太公視為商周時期的道德楷模。《用間篇》》中說：“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解釋為：夏末商初的伊尹五次投奔夏桀，卻沒有得到賞識，最終與商湯結合。呂尚三次投奔殷紂王，卻沒有得到賞識，最后與文王結合。姜尚三次輔殷，又三次輔周。姜太公在興周、滅商的社會大變革中，從歸周、輔周、興周、建齊的人生實踐中，確定了姜太公道德思想的社會基礎。《六韜文韜》姜尚最早就提出了“德之所在，天下歸之”的道德思想。最早建立了軍事道德思想體系。姜太公說：有恩德的國家，天下人才會歸附。

《管子論政》說：齊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大意是：一是對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國家大權;二是對于見到賢能而不讓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對于掌握刑罰而躲避親貴的人，不可以讓他統帥軍隊;四是對于那種不重視農業，不注重地利，而輕易課取賦稅的人，不可以讓他做都邑的官。正式有管仲的見識和管理，齊國所建立的齊國道德軍事體制，才使齊國在春秋時期成成為“春秋五霸”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