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恪”字究竟怎么讀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協助下正在著書(攝于一九五七年)沒有博士頭銜的陳寅恪，卻被稱為清華園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

“恪”字究竟怎么讀

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協助下正在著書(攝于一九五七年)

沒有博士頭銜的陳寅恪，卻被稱為清華園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教授

晚年的陳寅恪雙目失明，但他永遠睜大著眼睛，目光如炬。

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屋前的小路即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陳寅恪與家人1951年在廣州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關于陳寅恪的傳奇故事，就一直在清華園里流傳著。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們一再討論——當年，清華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沒有“恪（què）”這樣的讀音，有人請教他：“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他似乎更希望人們了解他的學問及其價值，他的整個生命是和學術連在一起的。他在國難、家恨和個人的坎坷中，為學問付出了一生。

——編者

中國網

王繼如，男，蘇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出生于1943年，廣東揭陽人。1966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學院（今改師大）；后師從訓詁學大家徐復先生和文獻學大家張舜徽先生，獲文學碩士和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文獻語言的研究工作。曾任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訓詁問學叢稿》、《敦煌問學叢稿》等。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名諱中的“恪”字究竟應該讀什么音，是kè還是què，已經在報刊上和網絡上討論了好幾年了。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著名學者周汝昌和吳小如先生也都參加了。我以為吳、周兩先生的論證有些可以討論，我也通過這個問題引起了理論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以為這個討論是很有意思的。它關系到：一、一些有異讀的音，應該如何規范；二、語音的演變，應該如何研究；三、語音演變中的特例，應該如何對待；四、從這些問題中，來看語音研究中的根本理論問題。

陳先生的名諱“寅恪”何所取義？“寅”是其生年，陳先生生于1890年，時為光緒十六年庚寅；“恪”是其輩分，他在義寧陳氏中是“恪”字輩。據說，陳先生的祖父陳寶箴的同科舉人陳文鳳制定了譜派——“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鳳飛占遠耀，振采復西江”，陳先生的父親是“三”字輩，名“三立”，陳先生的孩子都是女性，名字中就不用譜派，其侄子陳封可等，是“封”字輩。“三恪封虞后”是有出典的，史書上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就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陳。用這三封，來表示恭敬。“恪”就是恭敬義。據此說來，陳氏的遠祖，就是虞舜了。“恪”字本來寫作“愙”，宋代的文字學家徐鉉說“恪”是其俗體字。“恪”讀什么音好？京津地區，大都讀què。著名的音韻學家王力先生也是跟著念què的。吳小如先生的文章說：京津一帶，《愙齋集古錄》便讀作“què齋”，所以“恪”讀què是有根據的。陳先生本人又是如何讀的呢？他自己1940年親筆書寫的致牛津大學的英文信，落款是“TschenYinkoh”（《陳寅恪集·書信集》223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顯然，這是據“恪”為苦各切的音拼寫的（“恪”只有這一個反切，在歷史上它不是多音字），所以還保存了入聲尾h。據此是難以斷定陳先生是如何將此字折合成國語的（國語中沒有入聲，也沒有ko這個音節）。陳先生對這個字的國語讀法，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讀kè，據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另一個版本是讀què，據說，陳先生本人就說過此字讀què（傳說而已，羌無實證），所以他的夫人、女兒、助手、學生都如是讀。這些都是口耳相傳的說法，叫人莫衷一是了。

“恪”究竟應該讀什么音。這關系到g/k/h受后面的高元音的影響而讀成j/q/x的問題，也就是顎化問題。這個顎化，明朝時已經顯示出來了。迄今為止，其基本規律已經非常明白了，就是：四等（除蟹攝合口外，如“桂”字）必顎化；三等開口必顎化（如“九”字），合口則存在兩種狀況（如“去”顎化，“鬼”不顎化）；二等開口大都（不是全部）顎化，而方言中卻常常不顎化，兩種狀況的存在相當普遍，二等合口不顎化；一等則不顎化。

“恪”是一等字，不顎化，據其反切折合成今天的音是kè，而北京話在“恪守”這個詞里也都讀kè。漢字讀音的規范，是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同時也考慮到反切折合成今音的規律。兩者如果不一致，自然以北京音為準，這自然限于北京話中常見的字。按照這個辦法，將“恪”的讀音規范為kè是恰當的。

認為應該讀què的大都據二等字來證明，這樣的論據是不能證明其論點的。很多人都喜歡用“確”字來證明“恪”可以讀què，這是有問題的。“確”字是胡覺切，二等字，常組成“磽確”一詞表示土地多石而貧瘠，現在用作“確”的簡體字，而“確”本身是苦覺切，同樣是二等字。所以“確”在方言中會讀為“ko”或“ka”(均為入聲)，而普通話中讀為“què”，這是二等開口字的顎化，不可以用來證明一等字必然顎化。周汝昌先生文章中所舉的例子中，“客”、“嵌”都是二等開口字，按語音演變規律，多數是顎化的，但是也不是全部都顎化。如“客”字，周先生文中說其家中的保姆讀qiè，我所知道的，還有山東德州、內蒙古的呼和浩特、烏蘭察布市都念qiè，這不能說違背規律。但北京話仍念kè，所以規范的讀音是kè。“嵌”雖然也有不少方言讀kàn，但也只能根據北京音讀qiàn。周先生的文章較別人不同的是還舉了三四等的字，這就更不能說明問題了。如“去”是三等合口，北京話中是顎化了的。清代八旗人念作kè，今延安人也如此念，京劇《法門寺》的道白也如此念，這樣的讀法還有很多地方，如南京、江淮等地。這只能說明該地保留一種老的讀音。而京劇本來就要求分尖團，用這樣的讀音是正常不過的了。但這些都不能改變qù為標準音的讀法。“契丹”之“契”，是四等字。俄語中“契丹”對音為kitai并用來稱中國，只能說明當時俄國人聽到的這個字的音是未曾顎化的，其聲母是k,不見得當時它也可以以q為聲母。它后來顎化了才讀為qì的。不同地域、不同時代，同一個字有不同的讀音，這些不同是源于同一反切的分化呢，還是本來就有不同的反切？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寶貴的語言材料。但是，不宜作為同一個平面來看待。

同一個字，同樣的反切，在今天的不同方言區會有不同的讀音。這種狀況，音韻學上一般是不叫做“一音之轉”的。我們說的一音之轉，指的是兩個不同的字，它們之間聲韻有轉變的關系，而意義上也有相近相通之處。周先生文章中所說的“可正是”如果確實可以將“可”讀為“恰”的話，那就是一音之轉。而且，“可”是一等字，這樣說來一等字也就可以顎化了。

可惜的是，周文所舉的這個例子，是成問題的。“可，猶恰也。”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一已經說過。所舉最早的例子有李白的《古風》“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西廂記》“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是其第三例。周文所說實承張相。不過，張相可要審慎得多了，他只是說“可”可以訓為“恰”，并沒有說“可”可以讀成“恰”。想想吧，在唐代，“恰”有收音“p”，是咸攝二等字，“可”是個開音節，是果攝一等字。你要說“可”能讀成“恰”，要花多少力氣拐彎抹角去尋路徑呀！用這個無法得到實證的例子，怎么能證明一等字也可以顎化呢？說一音之轉，那必須有相當多的證據。不可不謹慎。

據上說述，“恪”在京津地區，既讀kè，又讀què，實在是一種特例。為什么可以讀què呢？我根據吳先生文章提供的線索，做了點猜想。吳先生說“愙”字京津讀為què。此字同樣是苦各切，本來也是一等字；但字從“客”得聲，而“客”是個二等字，京津地區也許就依此作為二等字來讀吧？而“恪”既是其俗體字，自然也就可以讀作què了。《集韻》中從“愙”字孳乳出一個“愘”字，有丘駕切的音，也是個二等字。據丘駕切折合成今天的讀音，就是qià了。吳先生說聽講吳語的人將“恪”讀成qia，其原因可能就在此。

至此，我認為，“恪”在現在這個歷史階段，規范的讀音應該仍為kè，讀què則是其變音，不可以為典要。但是，如果顎化還在繼續進行，繼續擴大，也不排斥將來某一天，會將què作為其規范音。

只有一個反切的“恪”字，在京津一帶卻歧為兩讀，實在是非常有意思的語言事實。這個事實，對原來的從西方引進的新語法學派的音韻理論提出了挑戰。這種理論認為，語音規律是無例外的，符合音變條件的詞，會同時發生同一變化，出現“聚族而居”的狀態。鑒于這種理論和語言實際的齟齬，旅美華人學者王士元先生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詞匯擴散理論”來糾正它的缺陷。“詞匯擴散理論”認為：讀音的變化，并不是所有符合音變條件的字同時發生同一變化，而是在時間推移中逐個變化的。只要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就可以觀察到不規整的現象，即所有應該變化的字中，有已變的，有未變的。而率先變化的，是那些使用頻率較低的字，其原因是它的音韻位置沒有使用頻率高的字來得明確。

用這個理論來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就會看得更加清楚些。漢語的顎化過程，也許迄今并未完成，其跡象如：上面所說的二等開口顎化的不規整狀態，其典型的如”客”在有些地方讀qiè；二等合口本不顎化，而河南靈寶虢鎮將“虢”念作jué,顎化了（友人馬漢鵬說，他曾在該地工作多年）；三等合口變化的不規整狀況，吳語中也如是，“龜”、“鬼”、“跪”、“柜”、“貴”顎化了，而“歸”、“軌”、“虧”等不顎化。四等蟹攝合口是不顎化的，如“桂”字，但在溫州話中卻顎化了，念jù（溫州大學馬貝加教授說）。

這個顎化過程，迄今基本上沒有涉及一等字。一等字有顎化的又音的，今天我所知只有“恪（愙）”字，其所以顎化，究其原因，就是在口語中使用頻率不高，其音韻位置又不太明確，雖然反切音是一等，而“愙”的從“客”得聲，“客”卻是二等，而從“愙”字孳乳出來的“愘”又是二等，清代惠棟的《春秋左傳補注》卷四就說“三恪”在魏封孔羨碑又作“愘”，有這兩個原因，就讓它率先產生顎化的又讀què了。“恪”的正讀和又讀在京津地區同時并存，很是有趣。

回頭再看陳先生對他的名字中的“恪”的讀音處理，以為正讀是kè，而又不去糾正què音，這正顯示了智者的眼光呀。（王繼如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