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老板黃鶴吃喝嫖賭，欠下了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我們沒有辦法，只能拿著錢包抵工資。原價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

浙江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了!老板黃鶴吃喝嫖賭，欠下了3.5個億，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我們沒有辦法，只能拿著錢包抵工資。原價都是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通通二十塊，通通二十塊……

相信各位對江南皮革廠最開始的印象便是始于這段被全國多地賣皮包的地攤商販循環播放的音頻或是后來被制成鬼畜版的神曲《江南皮革廠倒閉了》，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搞笑段子，但其實“藝術”來源于生活，江南皮革廠真實存在，黃鶴也確有其人，正是江南皮革廠前任法定代表人。

而江南皮革廠也真的倒閉了，據報道，8月8日，《溫州晚報》12版刊登的一則署名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稱，面向公司債權人，對其破產財產實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為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的破產財產分配額為人民幣6338292.36元，參與分配均為普通債權，債權總額為234033691.5元。

那么，黃鶴究竟有沒有“吃喝嫖賭、欠下3.5個億、帶著小姨子跑了”?江南皮革廠又是否真的曾制售“原價三百多、兩百多、一百多”的錢包，被員工二十塊賣了抵工資?

“江南皮革廠”只制革，不賣包

所謂“江南皮革廠”其實全稱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2002年在溫州設立，投資方為溫州江南控股集團，董事長黃作興，做閥門起家。

說起黃作興，那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1978年，21歲的黃作興退伍之后分配在一家機械廠工作。心思細膩愛動腦的他看到了我國當時對于閥門研究的空白。從1978——1990的十多年時間里，為了解決新中國的閥門難題，憑著自己的一腔熱血，在沒有任何老師指導和依靠過往參照經驗的情況下，黃作興歷經無數次的失敗，在1990年3月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臺中壓調節型蝶閥。

劃重點!這不僅僅是中國第一臺，這也是世界第一臺中壓調節型蝶閥!

誰能想到，一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退伍兵，竟攻克了困擾國內外閥門專家半個多世紀的難題，并一舉獲得4項國家專利。

因為當過兵，黃作興血管里還流淌著軍人的血，他沒有靠這個去謀私利，直接把技術無償獻給了國家。同時，黃作興拿到了1994年布魯塞爾世界工業發明研究和革新的最高榮譽尤里卡獎，并拿到了世界發明者的最高榮譽“一級騎士勛章”。

隨后3年，黃作興靜下心來繼續研究高壓蝶閥。并在1997年第46屆國際博覽會上，黃作興靠著他的“JHL截止、節流、止回多功能閥門”再次獲得金獎和騎士獎。

這樣的成就是前無古人的，黃作興成了新中國第一個2次獲得世界發明大獎的人。

后來，對中國工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黃作興成立了自己的企業，命名為江南閥門廠(據說是為了感謝當初江南造船廠的幫助)。隨著企業的不斷擴大，現在已經成為了江南控股集團。

雖然成了公司老總，但黃作興一直沒有忘記跟他并肩戰斗過的戰友們。

黃作興一心想解決退伍老兵再就業的問題，但自己的閥門廠的企業技術要求很高，不是什么人上手就能做，而那時的溫州小商品發展成熟、皮革資源也十分充足，于是黃作興準備成立個皮革廠來滿足相當人數的退伍士兵安置。

投產后，江南控股集團占皮革廠50%股份，黃作興將工廠交給其侄黃鶴管理經營。黃鶴擁有工廠10%股份，系法人代表。

媒體報道顯示，投產之初，江南皮革廠一直經營良好，一度成為當地知名皮革企業。2008年還在臺州臨海開了新廠，兩家工廠的產值合計達5億。2010年實現銷售額3.41億元，利潤3425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生意最為紅火的時候，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也從未生產過成品皮包，其主營項目為PU合成革制造，合成革原料銷售。因此，地攤商販們叫賣的“原價三百多、二百多、一百多的錢包”，幾乎不可能直接來自黃鶴的皮革廠。

形成強烈反差的則是黃鶴2011年的意外跑路，以及隨之終結的皮革廠良好的經營狀況。當然，那一年也正是溫州商人資金鏈最為緊張的時刻，在洶涌的倒閉潮中，溫州制造業民營企業內大大小小的老板跑路失蹤乃至于輕生的悲劇不時見諸報端。

據媒體報道，黃作興替侄子黃鶴還掉了部分債務。當時，黃作興一共拿出了近1.3億元，償還了工廠的擔保款和工人工資。

澎湃新聞則從溫州有關部門獲悉，在債務償還期間，當地相關部門主動參與了對接協調，確保員工工資妥善發放。因處置得當，溫州從未出現黃鶴跑路后員工拿產品抵工資的情況。

2012年9月，在黃鶴跑路一年有余之時，黃作興對中新網記者表示，皮革廠已經進入最后的清算階段，不打算繼續經營下去。對于侄子黃鶴，黃作興說，還是下落不明。

那么，黃鶴是為什么跑路的?又是怎么跑路的?

黃鶴涉賭欠下巨債

溫州老板、吃喝嫖賭、帶小姨子跑了……過于直白刺激的廣告詞，令很多人在經過地攤時，往往會駐足看一眼售賣的皮包，再打聽兩句黃鶴的事。但實際上，黃鶴本人的經歷并沒有那么奇幻。

據“浙江在線”當年調查報道：

黃鶴失蹤后，溫州市龍灣區專門組建了處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債務登記和審計。5月底最新上報債務數據：被直接間接牽涉到的銀行10家，債務近1.5億;原材料供應商70多家，涉及金額9000多萬元;有欠條、轉賬收據的私人借款6500萬。

當然，除了資金鏈緊張的原因，黃鶴的破產也確實與“生性好賭”有直接關聯。

2011年6月，浙江省銀監局和溫州銀監分局曾出具一份溫州民企經營狀況調查，其中就有對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描述：

2011年初，由于該公司法人代表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資后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從浙江法院公開網獲得的一份民事判決書顯示，在一起涉及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溫州國信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邵錄絨)和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黃鶴)的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中，一位名叫葉超群的被告，曾在辯述時稱：

黃鶴于2011年初因賭博欠下巨額債務不能歸還，與其妻子邵錄絨合謀通過以國貿公司的名義與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簽訂《綜合授信額度合同》、《貸款合同》等形式騙取銀行貸款，所騙款項全部由黃鶴非法占有，黃鶴在騙取借款后隨即攜巨款與邵錄絨一起于當年4月5日外逃。

由此可見，黃鶴涉賭欠債可以坐實，但帶著小姨子外逃這一點就毫無依據。至于為什么他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下落不明無人追問，2016年錢江晚報曾援引公安部門的說法稱，黃鶴跑路后，叔叔黃作興償還了公司的債務，沒有債務糾紛，也就沒必要追查黃鶴。

真實的溫州皮革

雖然“江南皮革廠倒閉”、“黃鶴跑了”在地攤商販和網友們的“運作”下成了互聯網經久不衰的梗，但中國的皮革生意確實和浙江，和溫州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皮革制品制造和銷售處于皮革產業鏈的下游，比上游的動物毛皮養殖、成品革制造等利潤更高。從產品用途來看，中國皮革產品又以皮鞋和服飾為主。

浙江便是中國皮革生產的大省。中國產業信息網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規模以上皮革行業企業共有8114家，浙江省以1728家的數量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分別是廣東省(1698家)和福建省(1280家)。

另據中商產業研究院數據，2017年全國皮革鞋靴產量排行榜上，浙江以81466萬雙的產量，排名第二。而溫州，則是享有“鞋都”稱號的城市之一。

溫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間，曾作為貢品送入皇室。民國時期，溫州人伊光如創辦了溫州有史以來第一家現代化制革廠——正華制革廠。1957年，溫州市區皮鞋產量16.3萬雙。1978年，市區有國營、集體皮鞋廠10余家，年產皮鞋49.68萬雙。

八十年代初，在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溫州皮鞋生產迅速得到發展，當時的情況是企業多、規模小、工藝裝備落后。全市皮鞋企業數在八十年代末達到6千多家，形成溫州制鞋業的輝煌時期。

但正當溫州鞋業處在大發展時，一個重大挫折出現了。

1987年8月8日，5000多雙產自溫州的劣質皮鞋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廣場被集中銷毀，這被認為是溫州的“恥辱之火”。80年代的溫州鞋常被稱為“晨昏鞋”，意思是只能穿一天就會壞，皮鞋脫膠、斷底、裂面現象非常普遍。

“武林門事件”導致溫州鞋業的信譽崩塌，也深深刺痛了溫州人的心。1994年，溫州提出實施“質量立市”戰略，從打假治劣、名牌興業、信用溫州、品牌強市分階段推進。

1999年8月8日，奧康集團董事長王振滔回到武林廣場，把仿冒該公司的2萬只鞋盒與2000多雙鞋點燃，號稱點燃“雪恥之火”。

2002年，溫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將當年8月8日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劣質皮鞋的日子定為“溫州誠信日”。

2007年，為紀念“溫州誠信日”實施五周年，溫州人又在武林廣場的“誠信之鼎”中點燃“誠信之火”，宣示溫商誠信經商的決心。

也正因為燒過這幾把火，后來的溫州商人群體才會對“江南皮革廠倒閉”音頻的爆紅感到憤怒，認為這詆毀了其他溫州皮革廠的名譽，并決定為自己“正名”。公開報道顯示，

2013年10月中旬開始，數百名四川溫商在四川溫州商會的支持下集體維權，收集證據并向當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門舉報，要求打擊以“黃鶴錄音”詆毀溫商方式叫賣商品的行為。

對此，相關地區政府部門進行了多次聯合執法，并查獲多名用“黃鶴錄音”叫賣的商販。經工商部門摸排查證，這些攤販與“黃鶴”毫無關系，錄音只是推銷手段，所售皮具也非溫州產品，均為從當地進貨商批發的“三無”產品。因銷售“三無”產品、虛假宣傳，相關商販先后被執法機關給予了行政處罰。

2016年，《江南皮革廠倒閉了》MV的作者也在新浪微博上發表個人聲明：“經查證，本人去年5月制作的《江南皮革廠X gentleman》的惡搞視頻內容不實，對溫州的其他皮革廠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現已刪除視頻，也請大家不要繼續傳播，在這里向被影響的溫州一系列皮革廠致歉。”

江南皮革廠的事情迎來結局，小編認為也為企業經營者敲響警鐘，企業經營要以誠信經營為本，但也要緊跟時代發展作出相應調整，提高企業競爭力。

在浙江溫州，“機場大道618號”看上去很不起眼。

門衛室由8根刷著白灰的石柱和一個倒三角屋頂構成，自動伸縮門半開著，即使是在上班時間也少有人往來。站在寬敞的院落門前，找不到任何與公司或企業有關的名稱標識，棕櫚樹后的圍欄上只剩“江南”二字。

76歲的王少華（化名）每次經過這里，都會下意識朝廠房方向望一眼，不過他的心中已沒了波瀾。若是早幾年，他總會想起2011年4月6日的那個清晨——同樣是在廠子門口，他得知，老板黃鶴跑路了。

江南集團與黃氏家族

故事要從很久以前說起。

上世紀80年代的浙江溫州，以農村家庭工業為主的私營經濟有如一團野火，在這座沿海城市延燒。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發題為《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長篇報道，“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

正值改革開放的風口，溫州小商品經濟在“前店后廠”的家庭小作坊模式下慢慢興起，皮鞋、打火機、服裝、電器等制造業紛紛冒頭。僅在柳市一個鎮就出現了多位民營企業家，他們在五金、礦燈、螺絲、電器等8個領域風頭正盛，被稱作“八大王”。

而在溫州最東部的龍灣區，一個叫黃作興的退伍軍人既不生產小商品，也不采用家庭作坊模式，而是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他在1986年創辦了甌海永中閥門三廠、永昌機電閥門廠，專攻閥門革新與制造。其中，永昌機電閥門廠即現在江南閥門有限公司。

1990年到2004年間，靠著鉆研和創新，黃作興不斷擴增屬于自己的國家專利，兩次獲得世界科技發明最高獎“尤里卡金獎”和“尤里卡一級騎士勛章”，一時風頭正勁。

2004年，江南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成立，黃祚興作為董事長和總工程師，集團下屬多家子公司，總資產10億元，年產值40億元以上，業務覆蓋閥門、皮革、鑄造、礦山開采、房地產等行業。

當地經濟學家任宗強曾評價溫州商人，“溫州企業家是這樣，賺了一些錢就去做其他的。”溫州大學教授張一力認為，溫州人最大的特點，是以賺更多的錢做價值判斷。

在江南控股集團眾多子公司之中，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注冊成立于2002年，主營項目為PU合成革制造、原料銷售。誰也想不到，它會成為日后“神曲”里的那個“江南皮革廠”。

說起溫州的皮革，王少華坐在昏暗的客廳里指著外面說道，“當年很熱鬧，這個機場大道上一路過去都是廠子，基本上都是皮革廠，七八公里上面都是。”他的普通話里夾雜著濃重的溫州口音，說起話來短平快。

如今，機場大道兩旁的工廠企業因為拆遷改造的緣故所剩無幾，從永中往北走到黃山村地界，也就四五家皮革廠還在經營。

據《中國現代企業報》2007年報道，曾經入伍四年的黃作興之所以成立皮革公司，一是因為皮革市場火爆，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吸納退伍殘疾軍人，解決他們的就業、醫療、養老保險問題。

江南控股集團作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最大股東，擁有著5成以上的股份，當時的董事長即是黃作興二哥的兒子黃鶴。他在2008年以每年1250萬元“承包”公司，成為公司法人。

人民日報浙江分社副社長袁亞平曾在《浙江日報》上刊發過一篇關于黃作興與黃鶴的文章，其中有個“托孤”的情節——

黃鶴14歲時，父親去世，年僅39歲。彌留之際，父親把兒子托付給了弟弟黃作興，希望他能照顧好黃鶴。

黃作興也正是這么做的。“黃鶴早年就在叔叔的閥門廠里打工，直到后來有了皮革廠。”王少華說。

風生水起的十年

王少華沒聽過那首紅遍網絡的歌，也不知道什么叫鬼畜。江南皮革廠的破產對他來說，只是一次扎實的投資失利。

在他十幾平方米的客廳里，堆放著一些已經做好的過濾網布，炎熱的夏天他不舍得開空調，赤裸著上身開始回憶在皮革廠的往事——

從15歲開始做手工，王少華靠手藝養活了一家人。2000年前后他退休下來，在老家的村子里待著。村子拆遷后他和老伴住到了安置房，平時不愛出門的他偶爾會接點手工活。

退休后沒多久，他在兒子的勸說下加入了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擔任一個相對輕松的工作。“他讓我幫幫忙，一下子幫到廠子里面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也拿出了幾十萬，參股成為公司的股東之一。“當時大家都是你投多少我投多少”，之所以拿出這筆錢，是因為他的兒子就在江南閥門有限公司工作，和黃作興有親戚關系。

王少華說，在溫州，一家人共同經營一個公司很常見，在黃鶴做董事長的時候，他的妻子就是公司的出納。

溫州市甌海區委常委戴曉勇曾撰文研究過這個現象，“宗族組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發揮著廣泛的互助作用。”簡而言之，溫州人做生意習慣于依靠宗族關系。比如一家工廠，老板娘是財務，弟弟是廠經理，弟妹是后勤。

但戴曉勇也指出家族企業的兩面性，一方面由于血緣紐帶作用，會帶來很強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熟人社會缺少制度與規則的約束，很容易出現管理上的漏洞。

從建廠一開始，王少華就在了，“大概是從2001年開始，劃地皮蓋廠房，鋼結構的，蓋得很快”。

投產之后，皮革公司主要從外面引進革基布、樹脂、油等原材料，再通過技術手段加工成人造皮革，這些皮革銷售出去后，將被用于箱包、皮衣以及少量皮鞋制作。這也意味著，江南皮革公司從不生產成品皮包或箱包。

皮革市場的火爆與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溫商密不可分。

王少華介紹，那時候溫商在外面進貨，加工好之后銷路也廣闊，賣了能賺到錢，勢頭好，做的人自然就多了。他比劃著說道，“原材料只管運來，我給你賺錢”。

2011年浙江省銀監局和溫州銀監分局曾經做出一份關于溫州民營企業經營狀況的調查，顯示浙江江南皮革廠在2010年仍能實現銷售收入34147萬元，凈利潤3425萬元，經營情況基本正常。

對王少華來說，他投股的錢在幾年之后就基本靠年底分紅拿回了本金。袁亞平也寫道，黃鶴承包公司一年后，開發了新產品，拓展了市場，業績猛然提增。

公司效益好了員工待遇自然不會差。王少華回憶，廠里的底層工人當年每月也能拿到2000-3000元，工程師一年則有50-60萬的收入。在他印象中，當時廠子里掌握核心技術和內幕的大多是本地人，流水型上的工人以外地人為主，流動性很大，每天人來人往。

“從來沒拖欠過工人工資，工資只占了成本的很小一部分。”王少華說，高利潤的背后是高成本。

“那時候原材料成本很大，都是千萬起步，100萬200萬根本不當回事。”王少華說，廠子里東也欠錢，西也欠錢，主要是原料供應商。但只要公司賬面上有錢進來，就會有人不斷把錢投進來，沒人相信你會跑路。

一切看上去走上正軌，誰也未料到一場危機正悄然而至。

黃鶴跑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襲來。

據《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溫州GDP是3351億，年末貸款余額是6194億，貸款余額是前者的1.85倍。

2010年后，貨幣政策轉向緊縮，銀行貸款隨之收緊、加息，商人們開始轉向民間借貸。

一時間在溫州市區各個繁華地段，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和投資服務公司遍地開花；報紙上每天都是擔保公司的廣告。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極其活躍，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已超過歷史最高值，即使是親友之間借錢，年利率也在12%到36%之間。

一旦某個公司資金鏈斷裂，或是擔保的下屬公司出了問題，都可能是一場毀滅性的打擊。

也正是在2011年，溫州爆發了民間金融危機，一批溫州老板“跑路”，在溫州30多年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留下一道陰郁的疤痕。

據《中國新聞周刊》統計，僅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民間借貸類立案數累計高達1000多起。

當年溫州樂清精益電氣董事長陳冬青說，“現在溫州企業家的生命是以小時算。”?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鶴跑路了。

2011年4月6日，王少華清晨7點半照常去公司上班，前一天是清明節，公司放假一天。當他走到廠子門口時，許多人聚集在這里，混亂而又喧鬧。警察也來到現場維持秩序。

從人群口中，王少華得知，老板黃鶴跑路了。來找黃鶴的，大多是原料供應商和要貸款的人，不少員工也不知道該不該上班，站在一邊“看熱鬧”。

袁亞平在當年的文章里披露了黃鶴“跑路”的細節：他開著一輛保時捷越野車，帶著家人前往溫州機場，把車鑰匙留在了機場服務臺。一位親戚在接到黃鶴的電話后，來到機場開回了車。自此，黃鶴不知去向。

消息傳開后，工廠停止了生產，多條臺灣全自動PU合成流水線連同印刷機、磨皮機、揉紋機等全都停止了運轉，公司出現不同程度的打砸現象，就連位于臺州臨海的新公司也被搶了。

據《溫州都市報》報道，4月8日開始，陸續有員工來到公司要求支付經濟補償。公司行政辦公室設在廠區一樓，董事長辦公室里凌亂不堪，到處都是文件和紙屑，辦公桌抽屜被人打開，地上扔滿了空禮品盒。

當天，在有關部門協調下，公司股東調劑了80多萬元用于支付300多名員工工資，穩定工人情緒，對債權人進行登記。

“江南皮革廠倒閉了”

直到黃鶴跑路，人們才發現公司已經負債累累。

據“浙江在線”當年調查報道：黃鶴失蹤后，溫州市龍灣區專門組建了處理江南皮革的工作組，并委托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債務登記和審計。

5月底上報債務數據顯示：被直接間接牽涉到的銀行10家，債務近1.5億；原材料供應商70多家，涉及金額9000多萬元；有欠條、轉賬收據的私人借款6500萬。

在坊間，人們印象里黃鶴失聯的原因，是他賭博欠下巨債無力償還。

“溫州民營企業經營狀況的調查”中提到：2011年初，由于該公司法人代表黃鶴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與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資后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

當年在龍灣區，賭博現象一度處于失控狀態。《21世紀經濟報道》2011年10月報道，龍灣區公安分局局長李偉坦陳，“不僅一般群眾參賭，一些黨員干部甚至帶頭組織賭博，導致家破人亡、繼而引發刑事案件。”

袁亞平在文章里寫道，黃鶴好賭，早在出逃前幾年就曾在澳門賭博輸了一千三百萬元，為躲債逃到泰國。黃作興得知后讓他回來認錯，黃鶴再三表態不會再犯，于是黃作興幫他還了賭債。

王少華不知道黃鶴是不是因為賭博欠了錢才逃走，但他可以肯定，黃鶴平時沒少提賭博的事。“有時候開會，他就跟自己家里人開玩笑，說自己在澳門贏了多少多少錢。”

在王少華眼里，黃鶴是個精明的商人，見到自己總是會打招呼，但是對其他不熟悉的人就不會這么客氣。王少華介紹，跑路時黃鶴30多歲，有兩個孩子，帶著一起跑路的不是什么小姨子，應該就是他的家人。

2011年8月19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債權人江南閥門有限公司向溫州市龍灣區人民法院申請對皮革公司進行破產清算。同年9月，法院受理了申請。在清算時才發現，黃鶴帶走了公司賬冊。

一時間，不管是股東還是法院委托的管理人都很難統計出黃鶴到底欠了多少錢，直到2015年，管理人才將公司應收款項催收完畢，等待分配。

在當時，江南閥門公司為江南皮革公司擔保5000萬元，銀行在黃鶴跑路后立即要求歸還這5000萬元，否則將凍結集團和江南閥門公司賬號。

袁亞平在文章中寫道，緊急時刻黃作興只能變賣房產、股權，湊了一億兩千六百萬元，還了銀行的錢；隨后又借了400萬，結算了兩個廠近900名工人的工資，這才讓黃鶴擺脫了債務糾紛，讓集團脫離信用危機。

也正是憑借黃作興的善后處置，他獲得了“2011浙江經濟年度人物”的稱號，與他一同獲獎的有娃哈哈集團的少東家宗馥莉等知名企業家。

但對于江南皮革公司的股東們來說，他們的錢再也拿不回來了。王少華說，像他這樣大大小小的股東大約有百來人，多的幾百萬，少的幾十萬，其中黃作興投入了7000多萬元，全部付諸東流。

王少華說，十年來他眼看著公司從無到有，一夜之間人去樓空，說沒感情那是假話，心里肯定不好受。

“但有感情又有什么用呢，這么多年過去了，也沒什么好留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