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撰文丨王立銘摘編丨何安安據新華社消息：“基因編輯嬰兒”案12月30日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賀建奎、張仁禮、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實施以生....

撰文丨王立銘

摘編丨何安安

據新華社消息：“基因編輯嬰兒”案12月30日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賀建奎、張仁禮、覃金洲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實施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和生殖醫療活動，構成非法行醫罪，分別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條新聞讓我們回憶起2018年年底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賀建奎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在至少七對艾滋病夫婦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一個名為CCR5的基因，而且一對夫婦的雙胞胎女兒已經出生。在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加州理工學院博士、浙江大學教授、神經生物學家王立銘就曾做出過詳細解讀。這一事件讓我們思考，狂飆突進的生命科學研究究竟有無倫理和監管的邊界。

在這一切的背后，隱藏著一個更為深刻的疑問：關于每個人類個體、關于人類這個物種、關于人類的未來，操起生物學這把利器，我們究竟能做什么，我們又不能做什么？正如王立銘在他的新作《巡山報告·基因編輯嬰兒》一書中所說的：對于古老又年輕的生命科學來說，我們身處一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至今，我們對生命現象的理解，空白要遠遠多過已知。

以下內容節選自新近出版的《巡山報告·基因編輯嬰兒》，較原文有刪節修改，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授權刊發。

《巡山報告·基因編輯嬰兒》，王立銘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20年1月版

曾經震動人類世界的“柏林病人”提供了對抗艾滋病的思路

艾滋病，一種世界性的傳染病。19世紀80年代被正式發現以來，艾滋病已經殺死了接近4000萬人。這種疾病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入侵人體免疫細胞、破壞人體免疫功能所引起。如果沒有接受有效治療，缺乏免疫系統保護的艾滋病患者會被各種各樣的感染所折磨，往往會在一到兩年內死于結核病、嚴重的細菌感染、卡波西肉瘤等疾病。

截至目前，人類仍然沒有發明出能夠徹底治愈艾滋病的辦法。盡管華人科學家何大一發明的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法（俗稱的“雞尾酒療法”）已經能夠大大抑制病毒的復制和傳播，讓患者長期生存，甚至壽命都和健康人相差無幾，但是雞尾酒療法費用高昂，副作用明顯，需要有經驗的醫生不斷調整用藥方案。

顯然，這是一種只有在公共衛生系統高效運轉的富裕國家才能普及的方案。而眾所周知，艾滋病起源于非洲，至今仍有70%的患者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在那里，在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想要普及雞尾酒療法幾乎就是癡人說夢。在世界上最不發達的那些國家，艾滋病的傳播已經構成了不折不扣的公共衛生災難。

人類在翹首期待著更好的艾滋病解決方案——更便宜的藥物，更廣泛的疾病知識普及，更深入、更有針對性的衛生護理服務。還有，能從根子上徹底阻斷艾滋病傳播的有效疫苗。過去30年，世界各國的研究機構和大藥廠反復試驗過各種各樣的艾滋病疫苗，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個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2018年11月26日，時任中國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的生物學家賀建奎，向全世界宣布，他找到了在人體基因上動手術，讓人從出生起就對艾滋病免疫的新方法。這位畢業于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專業，并在美國萊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高材生，很明顯是有備而來。一天之后，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在香港舉行，全世界超過500位這個領域的專家將云集香港，討論圍繞基因編輯——這項能夠在人體基因上動刀子的超級技術的各種熱點問題，包括科學細節、政策法規、倫理爭議。選擇在此時公布這個爆炸性消息，賀建奎顯然意在這個生命科學熱點領域里攪動風云。

在11月26日當天，賀建奎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發布了制作精良的視頻，向全世界公眾詳細介紹了他的研究成果。在視頻當中，操著流利英語的賀建奎侃侃而談，沉痛地表達對艾滋病患者的悲憫。他說，艾滋病患者的子女很可能會從父母那里繼承可怕的病毒，因此會終身生活在社會的歧視當中。即便僥幸沒有得病，他們也會終身擔憂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他宣稱自己已經找到了救贖之道。他的實驗室利用一種名叫CRISPR/cas9的基因編輯技術，在至少七對艾滋病夫婦的受精卵中，修改了一個名為CCR5的特定基因。其中一對夫婦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已經出生了。這兩個被賀建奎稱為“露露”和“娜娜”的女孩體內，CCR5基因已經被永久性破壞。

“柏林病人”是全世界第一個艾滋病痊愈的幸運兒

面對艾滋病的巨大威脅，如果修改CCR5基因就可以讓人先天預防艾滋病，這不是天大的好事么？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在基因層面，釜底抽薪式地預防艾滋病，豈不是比什么藥物都來得更方便、更有效？這難道不是艾滋病治療歷史上一次重大的新發現，一次科學范式的大轉移？

為了說清楚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先回歸到科學本身來討論。首先得說明，用修改CCR5基因的方法來對抗艾滋病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主意。我們知道，當艾滋病病毒入侵人體后，它們能夠精確地識別人體中的某一類免疫細胞，入侵并且殺死這些細胞，從而讓患者喪失免疫功能，最終可能會死于嚴重的感染。請注意，艾滋病病毒之所以能夠那么精確地瞄準某一類特殊的人體免疫細胞，是因為這些細胞的表面，有兩個天然存在的蛋白質分子被HIV偷偷利用，作為它們入侵免疫細胞的識別標志。

通俗地說，一個分子負責指路，一個分子負責開門。這兩個蛋白質分子，分別由兩個名為CD4和CCR5的基因生產（在某些場合，CCR5這個“開門”分子可以被另一個名叫CXCR4的“開門”分子頂替，幫助艾滋病病毒進入免疫細胞）。CD4負責指路，CCR5負責開門。所以反過來說，如果人體當中天生就沒有這個CD4或者CCR5基因，那是不是人就能天然對艾滋病病毒免疫呢？還真是這樣，而且人類世界已提供了這個猜想的天然證明。具體來說，有大約1%的北歐后裔體內，CCR5基因的兩份拷貝還真的就出現了天然的基因缺陷（名為CCR5-Δ32基因突變）。因此，這些人就真的不太需要擔心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問題（當然你可能會想到那些依賴CXCR4分子路標的艾滋病病毒仍然能夠入侵，但是這樣的案例極其罕見。據我統計，公開報道的還不到10例）。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天生的CCR5基因突變體，雖然確實也有一些健康風險，比如說得了流感之后反應更加劇烈，但是這些人的總體健康情況還是不錯的。人類世界存在的這個天然的艾滋病防御武器，給很多醫生和科學家提供了對抗艾滋病的思路。這包括曾經震動整個人類世界的“柏林病人”。1995年，在德國留學和工作的美國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患上了艾滋病。但是在接受抗病毒治療后，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有效地控制，他也重新開始了正常的生活。

但是禍不單行，到了2006年，布朗又被一種惡性血癌——急性髓性白血病——擊中。為了治療他的血癌，德國醫生格勒·許特爾（Gero Hütter）決定使用骨髓造血干細胞移植的方法，為布朗更換一套全新的、健康的造血系統。這種常規用于治療血癌的技術，可能讀者們并不陌生。只不過這一次，在尋找配型合適的骨髓捐獻者的過程中，布朗有著驚人的好運氣：在骨髓庫里找到了267個配型合適的捐獻者！要知道，大部分苦苦等待骨髓移植的血癌患者，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個合適的配型。

這個難得的奢侈讓許特爾醫生決定采取一個稍微有所不同的策略。他想要看看這么多合適的捐獻者中，是不是有人碰巧攜帶了CCR5-Δ32基因突變。如果能夠找到并移植這樣的骨髓，許特爾醫生猜測，也許可以同時治愈布朗的血癌和艾滋病。運氣再次眷顧布朗，醫生們果然找到了一位配型合適、同時攜帶CCR5基因突變的捐獻者（當然考慮到這種基因突變的頻率高達1%，這個結果也許并不會令讀者們感到意外）。在兩輪骨髓移植之后，奇跡果然發生了——布朗的白血病被全新的骨髓治好，而他的艾滋病，也同時被CCR5基因缺陷治好了。至此，布朗成了全世界第一個艾滋病痊愈的幸運兒。而“柏林病人”這個響亮的綽號，也注定會永載人類醫學史。

“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艾滋病痊愈的幸運兒。

天然情況如此，人工操作能不能模擬這種效果呢？畢竟，對于全世界那么多艾滋病患者來說，為他們每人尋找一份配型合適、也攜帶CCR5基因突變的骨髓，再安全順利地完成移植手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看起來確實也有希望。2014年，美國圣加蒙公司（Sangamo Therapeutics）還發布了一項臨床研究的結果。他們提取出艾滋病患者體內的免疫細胞，人為破壞這些細胞內的CCR5基因，再把這些細胞輸回患者體內。他們確實也發現，如此操作之后，這些患者體內的病毒水平明顯降低了，并且維持了幾周。也就是說，破壞CCR5基因，確實可能是一種有效的、相對比較安全的治療艾滋病的新思路。

如果科學和臨床研究只到這個地步，我相信大多數人會毫無障礙地接受它。艾滋病是一種嚴重的、致命的疾病，那么動用某些技術手段，阻止它的入侵，讓患者重獲健康，是非常正當的目標。更具體點說，首先，相比去除CCR5基因可能帶來的健康風險，治愈艾滋病的收益要大得多。其次，就算治療出了什么問題，類似的基因操作也只會影響到患者一個人的身體，不會遺傳給后代，不會擴散給其他人，更不會影響整個人類。你看，收益大于風險，最壞風險可控。這樣的事情我們當然支持。就算要改改基因，那又如何呢？

為何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艾滋病和打疫苗性質不同

但是，順著這個邏輯稍微多想一點，你會意識到這項技術還有更大的想象空間。那就是：從治療到預防。既然HIV病毒的入侵需要CCR5基因，既然天生存在CCR5基因缺陷的人天生對艾滋病免疫，總體而言也還活得挺健康，那如果在沒出生的孩子身上提前把CCR5基因破壞掉，不就能讓自己的孩子從一出生開始，就不需要擔心艾滋病這種疾病了嗎？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思路和打疫苗差不多，都是通過某些技術手段，讓人在沒有接觸某些細菌病毒的時候，就已經具備了對它的抵抗力，做到了提前預防。這當然就是咱們開頭提到的賀建奎的工作思路。但是請注意，看起來都是操縱基因對抗疾病，但是邁出這一步，事情的性質就完全變了。我們分兩個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是科學層面上的。我們剛才說過，之前那些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制造CCR5基因缺陷來治療艾滋病的辦法，收益大于風險，最壞風險可控，所以我們支持對他們進行研究。但是這兩條，都不適用于賀建奎的研究。先說收益大于風險。賀建奎修改了人類受精卵當中的CCR5基因，試圖讓出生后的孩子天生對艾滋病免疫。

但是請注意，根據賀建奎所說，這幾枚受精卵的母親根本就不是艾滋病患者。他們的父親雖然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但是在長期抗病毒治療后，艾滋病病毒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只需要把父親的精子經過嚴格的抗病毒處理然后人工授精，同時母親在孕期注意防護，生出來的孩子100%不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其實，就算母親是艾滋病患者，用已經很成熟的阻斷療法，孩子也有99%的可能性不會被感染。而退一萬步說，即便這些孩子真的不幸患上了艾滋病，層出不窮的治療方法已經把艾滋病變成了慢性病，并不影響患者的生存壽命。也就是說，這個基因編輯的操作，收益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賀建奎

而反過來，這個操作的風險就太大了！基因編輯技術至今仍然是在蓬勃發展和快速推進的前沿生物學技術，就算是目前被廣泛研究和應用的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也仍然有許多根深蒂固的風險沒有得到解決。其中最主要的風險就是，這項技術在應用的時候難以避免所謂的“脫靶”效應，很容易破壞人體當中原本正常的無關基因，導致可能非常嚴重的且從原理上難以準確預計的遺傳疾病?？偠灾@項基因操作給這兩位剛出生的孩子帶來的好處微乎其微，但付出的代價是各種根本無法預測和治療的遺傳疾病風險。這樣的操作顯然不符合人類世界最基本的倫理底線。

我們再來說說最壞風險可控。請注意，由于賀建奎是在受精卵當中進行修改基因的操作的，伴隨著受精卵一次次分裂最終形成人體，這些修改將可能進入嬰兒的所有細胞——包括生殖細胞。也就是說，這一次基因編輯的結果不光會影響這幾個孩子，還會傳遞給他們的兒子女兒，他們的孫子孫女，他們的所有子孫后代！

這和之前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艾滋病患者有本質的不同。在之前“柏林病人”的案例和圣加蒙公司的治療嘗試里，只有患者的免疫細胞被替換或者修改了。就算沒有取得成效，也不會影響患者的生殖細胞，因此也就不會影響患者的子孫后代。這可以看成基因編輯技術最后的防火墻——即便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也只有患者本人需要承擔。而現在，這最后一層防火墻被突破了。

這些接受了基因編輯的孩子們，他們身體內攜帶的被修改過的基因，將會慢慢融入整個人類群體，成為人類基因庫的一部分。這里面當然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編輯操作脫靶誤傷的那些基因！從這個角度說，這項基因編輯操作的最壞風險是不可控的。人類可能需要很多年、很多代才會發現其后果。

除了這兩層科學上的考慮之外，我們也確實要面對很多更現實的技術性考量。在這次實驗的審批過程中，是否暴露了相關法律法規的空白或者灰色地帶？現在的流程是不是能盡到監管責任和確保監管質量？受試者有沒有被明確告知自己接受的是一項什么研究，有什么風險？這項研究在正式接受學術界評審之前就急急忙忙地訴諸媒體，出于什么動機，是合適的做法嗎？

基因編輯會不會塑造永恒的不平等？

在科學的考量之上，我還有更深層次的擔憂。那就是，對人類這個物種未來命運的擔憂。把基因編輯技術從治療推動到預防，大大延伸了這項技術的適用范圍。由此產生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邊界在哪里？

仔細想想，你會發現這條邊界非常難以人為劃定。如果編輯CCR5基因治療艾滋病很合理，那提前修改CCR5基因保護自己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既然如此，一個普通人也希望保護自己的孩子不得艾滋病，難道有錯嗎？再推演一步，如果一個人因為自己的一個基因變異，會提高1%的某種疾病的風險，他要求做基因編輯降低風險合不合理呢？如果合理的話，那有萬分之一的風險能不能做基因編輯呢？百萬分之一呢？如果不合理的話，那到底存在多大的風險，我們才覺得應該允許做基因編輯呢？

更要命的是，一旦“治療”和“預防”的邊界被打開，“預防”到“改善”的窗戶紙更是一捅就破！如果一個人想要他（她）的孩子獲得更多的肌肉，更高的個子，想要金發、雙眼皮、高鼻梁怎么辦呢？更有甚者，如果他（她）想要的孩子具有高智商和強大的語言能力、分析能力、領導氣質呢？

如果剛才你還沒覺得擔憂，現在應該嗅到了巨大的危險吧。當然，必須得承認，今天我們對于人類基因的理解仍非常粗淺，對于我們關注的絕大多數人類特性——從身高到智商，從性格到道德觀念——我們還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些具體的基因差異帶來了人和人之間的不同。在今天就算有個瘋子科學家想要通過基因編輯制造“完美”人類，他也做不到。但是伴隨著基因科學的進步，這些問題或早或晚都是會得到解答的。

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人類通過著名的雙生子研究（twinstudy），已經陸續證明了許許多多人類特性都受到基因差異的強烈影響。人的身高，可能80%由遺傳因素決定。反映人類邏輯思維能力、空間想象力和記憶力的智商，70%~80%是由基因差異決定；甚至，一個人到底是內向還是外向，是更友善還是富有攻擊性，是更傾向于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最大的單一影響因素，都是基因差異；在近幾年發表的兩項研究中，科學家們甚至發現，一個英國公民究竟投票給保守黨還是工黨，基因貢獻了57%的影響因素；而一個男性在婚姻中是不是會出軌，63%是由基因決定！

我們難以想象，當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這些人類特性究竟是由哪些特定的基因差異所影響之后，基因編輯技術是不是就會天然地找到它的應用場景？到那個時候，基因編輯技術的推廣是不是會把人類帶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基因編輯會不會破壞人類基因庫的多樣性？基因編輯會不會讓人類變得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最重要的是，基因編輯會不會塑造永恒的不平等？

當然了，人類社會已經充滿了各種資源和能力的不平等。我們自然也沒有天真到認為這些不平等會一夜之間消失。但是這一切至少是有可塑性的。家境貧寒的孩子努力讀書工作也仍然可以出人頭地，優越的家庭條件也有“富不過三代”的永恒困擾。但是，如果有了基因編輯技術的介入，一切就有可能不一樣了。如果一部分人的孩子早早接受了基因編輯技術的“改善”，他們就可以從外貌到智力各方面都占據競爭優勢。要命的是，這些優勢還是寫進基因組里，可以遺傳的，那么，其他的孩子可能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難道基因編輯這項從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鮮花和掌聲的新技術，勾畫的是一條通向黑暗地獄的道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的是，人類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認識與改造，也許會凝滯，但是似乎從未被逆轉。在我看來，強大的基因編輯技術進入人類世界，幫助我們戰勝病痛，甚至是讓我們自己更健康，可能都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推想，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實現階層固化，塑造人類世界永恒的差異化和不平等，也將可能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潮流呢？

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1年出版的名著《美麗新世界》中曾經幻想過這么一種階層永久固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通過藥物和教育，人類被永久性地塑造成五種階層當中的一員，然后一生服務于固定的使命。我最喜歡的科幻作家劉慈欣，曾經在2005年發表了一篇短篇科幻小說，名為《贍養人類》。在這篇小說中，大劉假設了一種移植知識和提高智慧的技術，它徹底限制了階層之間的流動，塑造了窮人和富人之間永恒的階層差異。請允許我引用幾段小說里的原文：

“完成超等教育的人的智力比普通人高出一個層次，他們與未接受超等教育的人之間的智力差異，就像后者與狗之間的差異一樣大。同樣的差異還表現在許多其他方面，比如藝術感受能力等。于是……于是，一件事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你是個聰明人，應該能想到?！薄案蝗撕透F人已經不是同一個……同一個……”

“富人和窮人已經不是同一個物種了，就像窮人和狗不是同一個物種一樣，窮人不再是人了?！?/p>

十幾年過去了，大劉幻想的那種智慧固化器還沒有出現。但是基因編輯技術的出現，同樣將人類歷史帶到了歷史和科幻的分界線上。面對可能交織光明和黑暗的未來，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思考和行動。

基因編輯技術的大眾化和民主化，又會給我們帶來什么？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有太多的時候，創造歷史的，是那些膽大妄為的小人物。他們無所顧忌，他們可以無視人類世界的道德底線，他們也很可能對于自己可能帶來的破壞力一無所知。

2018年11月26日之后，賀建奎就此銷聲匿跡。來自全球科學界的憤怒聲討，來自中國科學研究管理部門的強烈譴責，賀建奎可能會面臨嚴厲的懲罰，也許足以警示后來者，但是由賀建奎親手開啟的全新歷史，卻再也無法倒帶重來。這么說似乎還是太輕松了。

在2018年11月26日當天，在百度上搜索賀建奎的次數，數倍乃至數十倍于我們耳熟能詳的國民級新聞人物——比如屠呦呦和袁隆平。跨越地域和圈層，賀建奎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將人為修改人類基因、定制乃至設計人類嬰兒這種可能徹底改變人類世界的技術，呈現在全體中國人面前。而在那之后，爭論依然喧囂，歷史還在向前。

2019年6月10日，《自然》雜志發表新聞聲稱，一位名叫達尼斯·雷布里科夫（Denis Rebrikov）的俄羅斯科學家正計劃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再次改造人類嬰兒。這位科學家告訴《自然》雜志，他已經吸取了賀建奎的教訓，開發了一種完全無害的基因編輯技術——盡管他沒有提供任何相關的技術細節。因此，他打算重做一次賀建奎的實驗，在人類的受精卵中修改CCR5基因，然后將胚胎植入女性的子宮內。他預計，如果一切順利，要不了幾個月，基因編輯嬰兒就會再次誕生在世界上。也許，這次事件僅僅是又一個科學瘋子的冒險。

達尼斯·雷布里科夫（Denis Rebrikov）

但是透過賀建奎和雷布里科夫的舉動，我們有更深層次的擔憂。通過修改人類基因，創造全新的人體特性，乃至創造神人和怪物，是許多科幻電影和科幻小說的常用題材。

誕生于2012年的全新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技術，第一次把修改人類基因的門檻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個稍微受過基本生物學訓練的普通人，只需要幾百美元，就可以在自家的后院里搭建一個簡易的實驗室完成對人體基因的修改。這種變化可以看成是前沿技術的民主化和大眾化。在幾十年前，計算機技術的大眾化和民主化，在很多人家的車庫里催生了一大批改變人類世界的公司，蘋果公司和戴爾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現在，基因編輯技術的大眾化和民主化，又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呢？當然了，歷史也并不總是如此讓人沮喪。2019年9月11日，另外幾位中國科學家（北京大學鄧宏魁、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吳昊，以及解放軍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陳虎）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論文，報道了另一次利用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人類CCR5基因的嘗試。

不要恐慌。這一次，中國科學家們恪守了自己的職業操守和道德底線。在這項研究中，他們嚴格遵循了臨床試驗所在機構的臨床試驗管理規范。關于這項研究的內容，我將在接下來的故事里為你揭曉，請允許我在這里先賣個關子。在這兒，我首先要強調的是，單就基因編輯技術治療艾滋病這個目的來說，這項研究并沒有取得成功。

但是，在賀建奎事件的大背景下，這項研究、這篇論文仍然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因為它說明，基因編輯這項技術不僅僅是野心家手中的玩物。在醫學倫理的約束下，仍然有它的用武之地。也許更重要的是，它還說明，中國學術界不僅僅有賀建奎，仍然有的是敬畏規范、尊重科學的真正科學家。在“基因編輯嬰兒”的鬧劇當中，小丑創造了歷史。而未來的模樣，至少還掌握在我們手中。

本文節選自王立銘所著的《巡山報告·基因編輯嬰兒》，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王立銘

摘編丨何安安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