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是一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離奇案件。1931年11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向位于上海的臨時黨中央秘密發去120兩救命黃金，但這....

這是一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離奇案件。

1931年11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向位于上海的臨時黨中央秘密發去120兩救命黃金，但這120兩黃金卻在運送途中離奇消失了，負責轉運黃金的一共有7名交通員，其中的7號交通員也隨黃金神秘失蹤。

到底是監守自盜？還是另有隱情？黨中央進行了秘密調查，卻沒有發現任何線索，也沒有結論，此案就此擱置，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被重新提上日程。

1950年，在幾乎沒有任何線索的情況下，上海市公安局4名偵查員以高度的責任感，歷經千辛萬苦，堅持不懈追尋數月，終于完成了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破獲了19年前的120兩黃金失蹤案。此案情節之離奇，破案過程之曲折，常人難以想象……

案發：120兩黃金離奇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等地方局的公安部、社會部，陸續收到來自中央公安部、社會部發來的重要通知和一系列機要件，要求對新中國成立前我黨我軍遺留的、尚未偵破的重特大疑難復雜案件（簡稱“懸案”）進行調查。

分配給華東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別經費失蹤案”引起華東局的高度重視，決定將此案交給上海市公安局調查，上海市公安局收到的任務不止這一項，他們抽調一批精干力量組建了一個叫“懸案調查辦公室”（簡稱“懸辦”）的辦案機構，楊家俊為主任。

“懸辦”下設6個調查組，這樁“特費失蹤案”交給了第3組，第3組的組長叫蔣文增，3名成員分別是徐立鼎、胥德深、鄔泓，一共4名偵查員。

從楊家俊手里接過卷宗，蔣文增心里咯噔一聲：這案子難了。

卷宗袋輕飄飄的，沒一點兒分量，打開一看，只有2頁紙的案情簡介，別的啥也沒有。

專案組一商量，想破案，首先得找知情人了解一下情況，而從案情簡介看，最了解案件的知情人只有一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專案組4人坐上火車去了北京，還真見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公務繁忙，日理萬機，但聽說是了解黃金失蹤案的，還是給了20分鐘時間。就在這20分鐘里，林伯渠講述了19年前那樁神秘的黃金失蹤案。

1931年11月，在上海主持中共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向位于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去密電，安排蘇區給臨時中央局緊急撥款，用于在上海的工作經費。

蘇區中央的經費也很緊張，但還是決定撥給臨時中央120兩黃金（16兩制老秤），此事就由林伯渠負責落實，林伯渠從蘇區銀行調來一批黃金首飾（打土豪沒收的），請金匠把首飾熔煉后制12根金條，每根10兩，裝進一個白銅小盒，用錫焊封盒口。

當時正值白色恐怖，這批黃金必須秘密運送，而從瑞金到上海距離很遠，一個人很難完成任務，需要經過7個地下交通員之手，考慮到金額很大，風險也大，為避免發生意外，林伯渠使用了此前常用的一套交接核驗程序。

林伯渠親筆書寫了一個漢字“快”，讓人刻在一枚硬木印章上，“快”字一共有7畫，按7個筆畫把印章破解成7件，事先將7件筆畫印章和相應的鎖具、鑰匙分別寄給7名地下交通員。上下線的交通員在交接時，按照如下程序進行：

1，雙方憑事先約定的暗語相認，確認身份；

2，下線持自己的鑰匙打開上線掌握的鎖具，進一步確認身份；

3，上線將黃金交給下線，下線將自己持有的筆畫印章交給上線，上線把自己掌握的鎖具交給下線；

4，上線憑下線交給自己的筆畫印章，向上級證明他已經完成使命，將黃金交給下線，否則他不會持有下線的筆畫印章；

5，原下線交通員已變成上線，他用原上線給自己的鎖具與下一站交通員接頭，重復上述交接程序。

從1號交通員到7號交通員，每個完成使命的交通員返回后，都把下一站交通員交給自己的筆畫印章交給自己的上級，上級再輾轉送交發出黃金的蘇區，當蘇區收到全部7件筆畫印章時，就說明7名交通員全部完成了交接任務。

這套交接程序很嚴密，但通常在全部筆畫印章還沒全部送回蘇區時，上海方面就已經收到錢物，并且向蘇區反饋了消息，所以這些筆畫印章只在發生意外時才用得到。

不幸的是，這筆蘇區向上海撥送的最大一筆經費就遇到了不測。

當時這120兩黃金運送的路線是：1瑞金—2南平—3福州—4溫州—5金華—6杭州—7松江，最后由在松江接手的7號交通員送到上海。

1931年11月6日，1號交通員從瑞金出發了，預計1個月后送到上海。

林伯渠

可到了12月初，上海的臨時中央沒收到黃金，便發電詢問蘇區，從12月初到12月22日，一共發了5封電報，蘇區才意識到可能出問題了。

1932年元旦，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拿著6枚筆畫印章找到林伯渠，林伯渠一看東西是真的，但唯獨缺了“快”字的最后一筆——捺，說明黃金確實沒送到上海。

這下壞了，黃金真出問題了，蘇區政治保衛局立即開始調查。

問題出在哪里？很容易判斷，因為只缺了最后一筆的印章，那肯定是最后一站出了問題，也就是從松江到上海的那一站——6號交通員把黃金交接給了7號交通員，但在這之后，7號交通員沒能把黃金交給上海的臨時黨中央。

該怎么查呢？難度太大了。

當時正值白色恐怖，上海是最危險的，臨時中央都是秘密活動，位于江蘇瑞金的蘇區政治保衛局不可能派人去上海或松江調查，只好請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協助調查。

但是這些地下交通員的身份（姓名、職業、地址等）屬于高度機密，只有個別中央領導直接掌握，只能由其直接上線與其聯絡，中央特科也不行，所以中央特科也沒招，最后耗費了三個多月功夫，只能麻煩那位掌握地下交通員身份的中央領導。

這位中央領導聽說以后，立刻聯系7號交通員，可一找才發現，找不到了！

1933年1月底，由于形勢惡化，臨時中央撤離上海，這樁懸案就此擱置。

重啟：7號交通員行蹤成謎

通過林伯渠的介紹，專案組終于初步掌握了基本案情。

重啟這個案件的關鍵，當然是尋找7號交通員。但18年前的調查已經證明，7號交通員在當時就找不到了，如今18年過去了，想要找他不啻大海撈針。

專案組想直接找不好找，那就從1號開始，順藤摸瓜，看能否摸到7號的情況。

可惜林伯渠當時只負責調撥黃金，不負責調查案件，而負責調查案件的鄧發已經在1946年遇難了，其他人就更不清楚案件情況了。不過，林伯渠提到自己認識從瑞金出發的那個1號交通員，好像姓秦，給高自立當過警衛員。

高自立是老革命、老紅軍，在井岡山跟羅榮桓、粟裕是戰友，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書記。

偵查員立即前往沈陽，還好他們走得快，因為高自立當時已經積勞成疾，病情十分嚴重，晚來20幾天就見不到人了，病床上的高自立提供了如下情況：

警衛員，姓秦，名樸，江西萍鄉人，現在解放軍第13兵團任職。

偵查員立即南下廣西南寧，趕到13兵團駐地，找到了已是副師長的秦樸——他確實是1931年運送黃金的1號地下交通員。

秦樸對18年前的那個秘密任務印象十分深刻，詳細講述了當時的情況，他當時的對外身份是瑞金城內一家“盛福飯莊”的跑堂，接到任務后，他從瑞金出發，騎馬到南平，250公里的路程走了6天，當天下午趕到了指定的交接地點——南門的關帝廟。

秦樸的下線也就是2號交通員，就是關帝廟的廟祝，兩人按如前所述的程序對暗語、鑰匙開鎖、交接黃金、上交筆畫印章……完成后立即走人，整個過程沒有任何其他交流，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相貌如何，這是組織紀律的要求。

當時，秦樸不知道自己交接的是黃金，更不知道2號交通員的真實情況。

案件第一次遇到了瓶頸。

這個時候，上海市公安局“懸辦”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他們調到了當年中央保存的絕密檔案，找到了18年前參與運送黃金的6名地下交通員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資料——遺憾的是，唯獨沒有最重要的7號地下交通員的情況。

不過，這已經是極其寶貴的線索了，節省了太多時間精力，而專案組也十分幸運，一路摸下去，從南平到福州、溫州、金華、杭州，2至6號交通員都健在，專案組及時與他們取得聯系，這樣從瑞金到松江這前6站的交接情況都搞清楚了。

杭州的6號交通員名叫劉志純，對運送黃金的經歷，他印象十分深刻。

當時，劉志純的對外身份是“茂福竹行”的伙計，一個姓夏的校長把他發展成中共黨員，讓他做了地下交通員，他一共給組織執行過3次任務，每次都很順利，而最后一次執行任務就是運送黃金。

一開始，劉志純接到上級秘密來信，他從接信的次日起計算的第16天至18天，每天中午11點去西湖“樓外樓”酒店前等候接頭，劉志純按信行事，果然在第17天與一名國民黨軍官接上了頭，不過對方并未交給他任何物品，而是交代給他一個秘密任務。

軍官告訴劉志純，1個月之內會有人跟他聯絡，交接一件東西，劉志純收到這件東西后，要在當天或次日前往松江，入住火車站前的“漢源棧房”，如無意外，會有人來旅館找他接頭辦理交接；如果抵達松江后3天內無人來接頭，劉志純要在第4天返回杭州，把東西藏好后，組織上會另派人來取。

交代好之后，軍官把筆畫印章、鎖具和鑰匙交付給劉志純，劉志純看了一眼，赫然就是“快”字的倒數第三畫——橫。

1931年12月1日晚7點，住在竹行的劉志純聽到有人敲門，馬上問是誰，對方準確回答了約定的暗語，劉志純打開門，倆人什么話都沒說，完成交接后對方便轉身離開。

第二天晚上11點多，劉志純坐上火車前往松江，因為攜帶重要物件，他在火車上一宿沒敢睡覺。火車跑了足足8個小時，直到12月3日上午7點才抵達松江，劉志純簡單吃過早點，便去了“漢源棧房”入住。

一覺醒來，已是下午4點，劉志純見沒人跟自己接頭，便下樓跟客棧的老板、賬房聊天，打聽一下情況，這時忽然走進一個人：三十五六歲的中年男子，身穿黑色棉袍，頭戴黑色絨線帽，向老板打聽是否有一個杭州來的竹行先生入住。

劉志純一聽，當下說道：“敝人姓劉，是杭州‘茂福竹行’來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對方微微點頭，兩人便上了房間，對上了暗語，按規定交接東西，對方將自己持有的印章——“快”字的倒數第二筆畫——撇，交給了劉志純，隨后離開，誰也沒多說一句話。

來人剛走了5分鐘，警察就來客棧盤查住店客人了，還搜查了劉志純的行李，嚇得劉志純心驚肉跳，如果下線晚來5分鐘，自己就完了，組織上交來的東西也完了。

劉志純回到杭州后，又有人來聯絡他把那個“撇”的筆畫印章取走，劉志純算是圓滿完成了任務。這是他最后一次為組織效力，此后他的上線出事了，再也沒人跟他聯系。時間一長，劉志純脫黨了，成了一名普通群眾，仍然在竹行工作。

不過，在杭州解放后，劉志純還是主動去找了杭州市委，向組織上反映當年作為地下交通員的情況，組織上做了如實記錄和上報。如果不是他主動反映，這次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地下交通員名單中，估計又要少1個人，偵查難度就更大了。

至此，最神秘的7號交通員浮出了水面——那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7號交通員的真實身份如何？他拿到黃金后去了哪里？途中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沒把120兩黃金送到上海？甚至連人也神秘失蹤了？黃金又去了哪里？

一系列疑團搞得偵查員頭疼不已，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去松江調查。

尋找：7號交通員到底是誰？

1950年2月1日，專案組來到秘密交通線的第6站——松江。

松江縣公安局一聽案件如此重要，便指定熟悉本地情況的偵查員老馬協助調查。蔣文增對老馬說目前不掌握7號交通員的任何信息，只能去當年他和6號交通員劉志純交接黃金的“漢源棧房”去打聽一下，碰碰運氣。

老馬一聽那可麻煩了，因為“漢源棧房”早在1937年就關門大吉了。

蔣文增有些失望，又問：“那……當年的老板、賬房還能找到嗎？”

老馬想了想，“應該可以。松江城不大，‘漢源棧房’的老板叫林漢源，咱們去打聽打聽。”

一番打聽，老馬找到了林漢源的家，偵查員很興奮，可一看林漢源本人，已經年過六旬，中風三年臥床不起了，偵查員一打聽18年前的事，林漢源一臉懵圈。這也難怪，就算是年輕人，恐怕也想不起18年前的尋常一幕，當時誰會特別留心一個普通人呢！

偵查員并不死心，當時在場的那個賬房先生呢？他能不能想起來？

根據林漢源的指示，偵查員到一家軋米廠尋找賬房先生褚國寶，一打聽才知道褚國寶在1947年因為牽扯到一樁土匪搶劫案被判了5年徒刑，現在還在蘇州監獄吃牢飯呢。

偵查員馬不停蹄，立即連夜坐船趕往蘇州，直奔監獄找到了褚國寶。

褚國寶身體健康，精神正常，態度也很積極，但不管偵查員怎么啟發，他也想不起18年前一個杭州竹行的旅客入住“漢源棧房”的事，更想不清還有一個身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來客棧尋找——客棧一年到頭那么多旅客，又過去了18年，誰能記得住？

偵查員大失所望，正準備離開，褚國寶突然想起了什么，說道：“有一樣東西，不知道對你們有沒有用？“漢源棧房”的賬本，還在我家里放著呢！”

偵查員想了想，賬本只是記錄住店旅館的信息，不會記來訪的客人，對尋找那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應該沒什么用，但聊勝于無，他們還是記下了褚國寶家的地址。

第二天，偵查員又坐船返回松江，直奔褚家，取走了全部22本賬冊。

一番翻查下來，至少證明了一點——劉志純確實是在1931年12月3日入住“漢源棧房”，但卻找不到那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也就是7號交通員的任何線索。

案件再度遇到瓶頸？人海茫茫，去哪里尋找一個18年前沒有留下任何信息的人？

偵查員感到毫無頭緒，甚至有了放棄的想法。這個時候，偵查員胥德深突然提出一個觀點：從劉志純回憶的情況看，當時客棧老板和賬房先生對這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應該十分陌生，那就說明此人很可能不是松江本地人，而是來自于外地。

蔣文增點頭稱是，可這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是外地人，范圍更大，更難找了。

胥德深興奮地說：“你們想想前幾名交通員說明的情況，每名下線交通員都是至少提前2到3天到接頭地點等待，7號交通員如果是外地人，應該也會提前趕到松江，那他在松江應該有落腳點，不是住在旅店，就是借宿在哪里，劉志純會不會知道呢！”

對呀！蔣文增一拍腦門，咋忘了這個情節！

第二天，蔣文增和胥德深又跑去杭州找到劉志純。

劉志純絞盡腦汁地回憶，再加上偵查員的耐心啟發下，終于想起一個模糊的細節——當時黑衣男子從包里取那個“撇”的印章時，他無意中瞥見包里似乎有一張薄薄的紙，模樣跟“漢源棧房”開給自己的預付款收據差不多。

蔣文增、胥德深互相看了一眼，果然是了，這個黑衣男子很可能住在松江的哪家客棧！

離開杭州后，蔣文增、胥德深馬不停蹄，再度坐火車返回松江。

兩人在路上分析了一番，因為當時交通不便，加上白色恐怖，地下交通員的出行時間很不準確，上下線交通員往往都是約定了數天、一周甚至更長的接頭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里，上線會在接頭地點被動等待下線，而下線則去接頭地點主動尋找上線。

這樣的話，7號交通員應該提前到了松江，找到一處客棧住下，然后去“漢源棧房”尋找劉志純接頭，所以他去“漢源棧房”的時候才是空著手，什么都沒帶，那么下一步的重點就是調查松江城內所有旅館在1931年12月初的住宿情況了。

這又是大海撈針。

別說是隔了兵荒馬亂的18年了，就算是太平年代的18年，甚至是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代，想要查18年前的住宿記錄也很難，即便是21世紀初，住宿使用本人身份證實名登記也沒有完全普及，很多旅店沒有身份證也可以直接入住，何況是兵荒馬亂的1931年！

但是4名偵查員一合計，沒有一個人灰心：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中斷：7號交通員住在哪里？

偵查員和自己入住的“大福祥旅館”老板錢某聊了一會，得知18年前松江城一共有5家旅館——“大福祥旅館”、“漢源棧房”、“清福閣旅館”、“邢天華客棧”、“九峰三泖旅社”，“漢源棧房”在1937年關門了，“邢天華客棧”在1950年關門了，目前還剩3家。

偵查員又問：“能不能查到18年前的住宿記錄呢？”

錢老板回答說：“我們是老店，還保存至少30年的旅客入住記錄，其他就難說了。”

偵查員一聽面面相覷，那就一個個來試試看吧。

一番查找后，偵查員發現在1931年12月2日、3日，只有松江城內一家“富貴糕團店”的老板周德沖訂過一個房間，問錢老板和伙計都想不起來是誰住的，偵查員只好找到周德沖，周德沖說是為了接待他的親家——上海來的“聚財綢緞行”賬房先生劉羽定。

偵查員暗喜：這個劉羽定很可能就是那個黑衣人！

可再一打聽，偵查員的心涼涼了：劉羽定早在12年前就病死了。

偵查員又從周德沖家里找到了劉羽定的一張照片，拿去給6號交通員劉志純辨認，劉志純一看搖了搖頭：此人跟自己接頭的7號交通員大相徑庭，肯定不是。

偵查員仍不死心，繼續挨個旅店尋找。

偵查員先后找到“九峰三泖旅社”、“清福閣旅館”，幸運的是，他們都有18年前完整的旅客入住記錄，但翻找一番后發現，這兩家旅館在1931年12月初生意冷清，無人入住。

偵查員的心一點點涼下來，只能寄最后希望于去年剛關門的“邢天華客棧”。

當找到客棧老板邢天華時，邢天華的一句話讓偵查員的心徹底涼透：

“店都關了，留著賬本干啥？我吩咐伙計把賬本什么的一把火全燒了！”

這樣一來，最后的希望落空了，線索再次中斷！

如果7號交通員就是入住了“邢天華客棧”，那就預示著專案組永遠不可能破獲此案了！

就在大家感到失望透頂時，市局傳來了最新的情況通報，說蔣文增他們第三組的工作進度在“懸辦”所有案件中排名最末，其他組都有進展，這4名偵查員頓感臉面無光。可以說，大家付出的艱辛不比任何一組少，進展卻很不利，遇到了最大的瓶頸。

就在大家幾乎陷入絕望時，通報里的一句話突然觸動了蔣文增敏感的神經：

負責承辦中統、軍統陷害民主人士案件的第五組，調查有較大收獲，該組的經驗是：“不厭其煩，向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伸出調查觸角。”

蔣文增似有所悟，喃喃自語道：我們這個案子是否也存在“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呢？是不是我們局限了自己的調查思路，錯過了一個“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

一名偵查員一拍大腿：如果7號交通員不是住旅館，而是借宿到哪戶人家呢？！

其實，專案組之前就分析過這個可能性，但覺得可能性很小，因為外來者人生地不熟，承擔如此重要的秘密任務，不可能冒險投宿人家，旅館是最安全的選擇，但“可能性很小”不代表0%，現在旅館這條線已經斷了，借宿或許就是“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

專案組振奮精神，圍繞“借宿”開展了調查。

這項工作很難，但也不是絕無可能，因為20世紀30年代初流動人口很少，松江城又不大，街坊鄰里關系也很透明，誰家來過什么客人，不光戶主一家清楚，鄰居們往往也知情。

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有“朝陽區群眾”，只要把“朝陽區群眾”發動起來，利用群眾的力量，就沒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松江縣公安局的協助下，一條“公安局——派出所——各鎮各街居委會——各居民小組——各家各戶”由上到下的工作鏈迅速啟動，大家圍繞“1931年12月3日前后是否有一個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外地男子借宿”一事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摸排。

要說新中國成立初年的群眾，政治敏銳性和工作熱情都極高，任務布置下去，不到一天半的時間，全城的摸排都出來了，結果都是3個字：沒查到。

偵查員的心再次受到一萬點暴擊：無語！這條線又斷了。

接二連三的打擊讓偵查員失去了信心，幾個月馬不停蹄的工作竟是這樣的結果。但就在他們灰心喪氣時，轉機突然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現了！

轉機：一個出人意料的發現

眼看快過春節了，組長蔣文增決定先回上海匯報調整，過了春節再作計議。

這個時候，偵查員胥德深不好意思地向蔣文增請假，說自己在松江軍分區司令部有一個山東老鄉，很久沒見面了，想借機去看看對方，蔣文增說你怎么不早說，快去吧！

誰都沒想到，就因為胥德深這一去，專案組獲得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

胥德深到松江軍分區司令部，見到了山東老鄉杜復明參謀，杜復明聽說胥德深有同事在，便邀請蔣文增三人一起過去吃飯，三人盛情難卻，便過去了。

大伙邊吃邊聊，蔣文增對菜肴贊不絕口，杜復明一聽很高興，便叫廚師老柏出來跟客人見面，蔣文增一看，干脆就請老柏入席一起吃飯喝酒。

閑談時，胥德深聊起他們正在調查一樁18年前的懸案，找遍了松江的旅館都沒頭緒。這時，老柏忽然插話說：“松江還有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們查過沒有？”

話音一落，蔣文增他們齊刷刷地盯住老柏，請他往下說。

原來，老柏在1930年來松江給“富春樓”當大廚，因為廚藝好，不時有頭面人物請老柏去掌勺，最多的就是“松金青中心保安團司令部”，一來二去，老柏跟保安團混熟了，知道他們開了一個內部招待所，有50張床位，專門用于招待來松江出差的保安團軍人。

這個招待所不對外營業，后來因為有空閑床位，也接待社會旅客，但入住條件很嚴格——必須有保安團連以上軍官介紹，并有營以上軍官的簽名擔保。

對外地旅客而言，保安團的內部招待所當然是最安全的，但因為條件太苛刻，真正能住的人也不多，而且除了內部人，知道這家招待所的微乎其微，這就是此前調查時沒人提到這個招待所的原因。

正所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偵查員聞訊大喜，立即追問招待所的詳細情況，但是老柏第二年就離開松江了，再也沒跟保安團打過交道，只隱約記得招待所的負責人姓顧，名三才，青浦人，再也無法提供其他線索了。

不過，這個信息已經足夠了，偵查員又升起了希望，立即取消返滬計劃，第二天跑到松江專區公安處打聽，這一打聽有了驚喜：松江保安團的檔案都在庫房里，沒人動。

偵查員渾身充滿干勁，就連翻檔案都很愉快，這一翻不要緊，保安團的檔案堆里竟然真有內部招待所開辦期間（1930年至1937年）全部的旅客入住登記資料！

偵查員直奔重點，翻查1931年12月初的入住記錄，立刻就有了發現。

12月1日至5日，入住的非軍人旅客（可以肯定黑衣人并非軍人）有3個，其中兩人是一對夫妻，來自南匯縣；另一個名叫梁壁純，來自上海，12月1日入住，12月4日離開，擔保人是保安團第一營營長郭洪順。

這個叫梁壁純的上海來客，立即引起了偵查員的興趣，他們仔細查看了附在旅客登記簿上的擔保函，內容是被擔保人梁壁純系其（郭洪順）族叔郭北昌在上海所開的“祥德源國藥號”的店員，前來松江向“余天成中藥堂”聯系采購中成藥。

偵查員大喜過望，如果這個梁壁純就是7號交通員，那他已經呼之欲出了！

不過進一步調查顯示，郭洪順早在1933年因貪污被解職，去向不明，沒辦法通過他查找梁壁純，只能找郭洪順的族叔、上海“祥德源國藥號”老板郭北昌了。

這個時候的偵查員已經充滿了希望，立即登上火車返回上海。

這個時候就馬上過春節了，他們先回到市局向領導匯報了工作進度，并且主動放棄春節假期，堅決把這個線索查到底，否則連年都過得不舒心。

就這樣，1950年2月16日，除夕（大年三十）上午，偵查員跑到上海市衛生局，查到了“祥德源國藥號”的情況，得知這家藥店的老板郭北昌已經在1941年9月病逝，藥店也在10月23日申請注銷正式歇業了。

線索貌似又斷了，但偵查員心有不甘，又跑去打聽藥店的情況，一打聽才知道經過這么多年，當初的路名都改了，門牌號也重編了，費了好大力氣才找到“祥德源國藥號”的原址，現在換了一家鞋帽店，但在附近打聽了很長時間，誰都不知道“祥德源國藥號”。

破冰：7號交通員果然是他

偵查員還不死心，又找附近的年長居民打聽，一連找了好幾個，終于有了一點收獲，一名六旬老人知道這個“祥德源國藥號”，也聽說過一個姓梁的店員。

偵查員暗喜，追問道：“那他后來到哪里去了？”

“后來？哪里有什么后來！聽說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蹤了！”

偵查員大吃一驚：突然失蹤了？這就對了，那120兩黃金不也是突然失蹤的嗎？

調查到了這一步，可以說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只要找到梁壁純，一切都將水落石出。

經過一番討論，專案組決定從尋找當年在“祥德源國藥號”工作過的員工入手，了解梁壁純的情況，他們兵分兩路，用3天時間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情況。

梁壁純，江蘇嘉定人，長期在“祥德源”工作，技藝高超，是店里的技術權威，因為性格謙和，品格正直，大家都很喜歡他，老板郭北昌尤其把他當作心腹，逐漸把藥材進貨渠道也交給他，梁壁純接手之后，建議向松江的“余天成”進貨，郭老板同意了，店里的一些老伙計估計梁壁純1931年12月初的松江之行，應該就是去跟“余天成”洽談生意的。

梁壁純在松江呆了三四天，12月5日上午九點返回店里，跟老板說想先回家休息，下午再回來，說完就離店而去。誰都想不到，梁壁純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到了下午4點多，郭老板還不見梁壁純來，就派人到梁壁純租住的屋子查看，回來報告說屋子鎖著門沒人，郭老板納悶，便親自趕去，一打聽鄰居們說梁壁純已經好幾天沒回來過，郭老板感到異常，立刻報了警，巡捕房來了以后打開房門發現一切整潔如常。

巡捕房簡單詢問一番，排除了梁壁純卷款潛逃的嫌疑，也沒發現牽扯其他案件的可能，很可能是他本人因事不告而別，也就沒再管這件事，甚至筆錄都沒做，隨著時間推移，這件事就無聲無意地過去了。從此以后，誰也沒再見過梁壁純。

租界巡捕

除此之外，偵查員還有一個重要收獲——一張拍攝于1931年中秋節的“祥德源國藥號”全體員工合影，其中就有梁壁純，照片經過技術處理后非常清晰。偵查員又跑到杭州，把照拿給劉志純辨認，劉志純一眼就從中認出了梁壁純。

至此，“中央特費案”終于有了突破性進展，梁壁純就是7號地下交通員！

7號地下交通員的身份確認了，可是人已經失蹤了19年，茫茫人海，何處尋找？

1950年2月26日，專案組確定了下一步調查方向：解開梁壁純的失蹤之謎。

綜合前期調查，專案組做出一個推斷：梁壁純應該不是遭人劫持而被迫失蹤，而是有計劃、有準備地失蹤，也就是說，是梁壁純自己制造了失蹤，故意讓別人找不到他的蹤跡。

梁壁純為什么要制造失蹤？可以肯定的是，肯定與那120兩黃金有關。

具體是哪個方面的原因呢？專案組分析有兩個可能。

1，梁壁純發現自己運送的物品是黃金，私吞之后制造失蹤假象，遠走高飛。

2，梁壁純在運送黃金途中出了事，導致他無法完成任務，至于出了什么事，最大的可能是被敵人逮捕了。

但是專案組很快派出了第二種可能性，因為當初蘇區政治保安局、中央特科調查時已經考慮過這種可能性，還動用了安插在各租界巡捕房、國民黨各調查機關的所有內線進行了秘密調查，都沒有發現7號地下交通員被捕的消息。

這樣一來，專案組傾向于第一種可能——梁壁純私自侵吞了120兩黃金，而接下來的調查方向就很清楚了——全力尋找梁壁純，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一晃19年過去了，到哪里尋找一個刻意隱匿的人？

突破：終于抓獲7號交通員

偵查員決定根據藥店老板提供的線索，到梁壁純的老家江蘇嘉定尋找，但嘉定是個大縣，梁壁純具體住在哪里？梁壁純是一名很優秀的地下交通員，沒向老板和同事們透露過任何關于自己家鄉的細節，專案組沒辦法走捷徑，只好跑到嘉定漫天撒網。

專案組已經不是第一次大海撈針了，但這一次他們的運氣真不錯。

嘉定縣公安局請縣工商聯組織了一個座談會，把全縣幾個中藥鋪的人都請過來，讓他們回憶嘉定是否有一個曾在上海工作、叫梁壁純的藥工。結果，人剛到齊，驚喜就來了，73歲的“積福堂”創始人陸積福一聽：這個梁壁純不就是自己收的第一個徒弟嘛！

偵查員聞言大喜，繼續詢問，老爺子說梁壁純當年就住在嘉定南門外，已婚，有3個孩子，老婆小名叫貞姑，不過后來聽說梁壁純突然失蹤，貞故一個人難以謀生，就變賣房產后帶著孩子回黃渡鎮的娘家了，后來的情況就不清楚。

得了，啥也別說，繼續找人吧！

偵查員一路追蹤到了黃渡鎮，在當地派出所的配合下，打聽了大半天，得知貞姑大名叫陳孝貞，以前帶著3個孩子住在黃渡鎮長街上，大概在1942年的一個秋天，一家人招呼也沒打，突然全家搬走了，聽說有人開著一條小船把娘4個拉走了，走得很匆忙。

偵查員面面相覷：貞姑走得如此神秘突然，跟當年的梁壁純如出一轍，難道是梁壁純偷偷跑回來，把自己老婆孩子接走了？這很有可能！

偵查員繼續打聽貞故的去向，大家都說不知去了哪里，但有人說今年正月貞故家里一位老人去世，貞姑還從外地趕回來參加喪事！偵查員抓住這條線索，又找貞姑家的親戚調查了一番，終于獲得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

貞姑就是被她的丈夫梁壁純接走的，他們現在的居住地就在上海浦東的洋涇鎮！

偵查員大喜過望，馬上就要揭開謎底了！

1950年3月4日晚，偵查員突襲了梁壁純位于洋涇鎮的住處，一舉抓獲了化名“申繼谷”、化身鐘表匠的梁壁純，但在搜查中卻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發現。

梁壁純到案后，主動向偵查員作了陳述，但陳述內容卻讓偵查員大吃一驚，因為梁壁純的陳述跟偵查的判斷大相徑庭，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梁壁純說自己是在1927年，經由藥店老板郭北昌的弟弟、共產黨員郭斗昌與共產黨結緣的，后來在一個叫老屠的人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發展為地下交通員，利用“祥德源”店員的身份從事秘密工作。

1931年11月底，梁壁純接到上級指令，前去松江執行一項絕密任務，交接一樣重要的物品，臨行前領導無比嚴厲地叮囑：人在物在！物丟，要掉腦袋！

饒是梁壁純小心謹慎，從未出錯，經驗豐富，聽到如此嚴厲的措辭，也是一哆嗦。

恰在此時，老板郭北昌安排梁壁純去松江跟“余天成”談生意，為了安全著想，郭北昌請剛好來上海辦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團”營長郭洪順寫了一張擔保書，安排梁壁純入住保安團招內部待所——這便是梁壁純入住內招的原因所在了。

1931年12月1日上午，梁壁純抵達松江，入住了保安團內部招待所，交了押金，對方給了他出具了一張蓋著保安團司令部大印的出入證，還有一紙押金收據，梁壁純都放在自己隨身的錢包里——這便是被劉志純一眼瞥見的那張薄紙了。

當天下午，梁壁純到“余天成”談完業務，便去火車站對面的一家茶樓等待自己的上線——6號地下交通員。一連等了兩天，等到12月3日清晨7點多，劉志純從火車站出來，第一時間就被梁壁純認出來了——因為他穿了約定顏色樣式的衣服、帽子。

隨后，梁壁純一路尾隨跟著劉志純，看他進了火車站附近的“漢源棧房”。當晚，梁壁純去了“漢源棧房”跟劉志純接頭，過程跟劉志純的回憶一致，不再贅述。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純攜帶黃金離開松江。

根據組織安排，梁壁純回去走的是水路，坐的是輪船，上午9時從松江出發，下午5點抵達青浦碼頭，然后再轉船去上海，傍晚6點出發，次日造成6點抵達上海曹家渡碼頭，雖然路程遠、時間長，但相對火車的人多眼雜、盤問頻繁，更安全一些。

一路之上十分順利，就連途徑強盜出沒的吳淞江，也沒遇到什么意外，到了曹家渡碼頭上了岸，梁壁純就難免有些放松了，這一放松，意外就發生了。

意外：120兩黃金離奇被劫

梁壁純登上碼頭后，一個年輕的黃包車夫過來招攬生意，梁壁純見他的車很干凈，就提著行李上了車。車走到曹家渡橋時，因為橋又高又陡，車夫有些吃力，旁邊忽然躥出一個人來，說著“我幫你推一把”，便向梁壁純靠了過來。

當時天色尚黑，梁壁純又是近視眼，還沒看清對方的樣貌，那人忽然一伸手，將一團散發著藥味的紗布捂住了梁壁純的口鼻，也就一瞬間，梁壁純失去了知覺。

等梁壁純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腦袋還是一片迷糊，不知道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幾點鐘。正迷糊間，房門開了，一個旅館伙計模樣的年輕人走了進來，招呼說：“先生您可醒啦！哎，您這一覺睡得可真長，從早晨一口氣睡到現在，整整18個鐘頭呢！”

梁壁純恍然大悟，這里是旅館！

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昏迷前的情形，忽地一躍而起，驚道：“哎呀！我的行李！”

梁壁純一看自己的行李，心想完了：那個旅行包還在，里面的東西一樣不少，但另一個小皮箱卻不見了，而小皮箱就是專門用來裝那個“重要物件”的！

梁壁純強迫自己鎮定下來，領導沒說這個皮箱里裝的是什么，但他根據盒子的體積、重量，大體猜出肯定是黃金了，而且分量不輕，一定非常重要，不然領導在交代任務時的措辭不會如此嚴厲：人在物在！物丟，要掉腦袋！

可現在，人在，貨已經不在了，怎么辦？

梁壁純分析了一下，如果報警，那就是向敵人自投羅網，絕無生路；如果向組織如實說明，那也是自己的重大失誤，何況組織會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詞嗎？也許會認定他監守自盜，直接當成叛徒“鋤奸”了，那自己就成了的叛徒，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想來想去，梁壁純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先留條性命，相信組織有朝一日會查清，但在逃離之前，他決定留下一段真實的記載，一個證據，這樣以后即使被組織上當“奸”給鋤掉了，只要發現這段記載，就能證明他梁壁純是無心之失，不是叛徒、內奸。

想到這里，梁壁純讓伙計找來“曹家渡大旅社”的經理樂書秋，對樂經理如實說明自己半路遭遇劫匪丟了黃金的事，并要求旅社出具一個書面證明，為其證實自己是在被劫匪暗算失去知覺后，才丟了一個裝滿黃金的小皮箱。

一開始，樂經理堅決不肯出證明，但梁壁純威脅說如果自己報案，“曹家渡大旅社”也會被卷入這樁巨案，一不小心被警察搞成“劫匪同謀”也有可能，樂經理一聽嚇昏了，趕緊配合梁壁純寫了一個證明，把情況說明了一番。

從證明中，我們可以得知梁壁純來到旅社的過程，內容很長，大概意思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晨6時07分，兩個穿深色棉衣的年輕男子領著一輛黃包車，把一個渾身散發著燒酒氣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男子（梁壁純）送來旅社，茶役王老三幫忙把車上的兩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為小皮箱（后者有點兒沉）。

入住后不久，3名男子攜帶小皮箱坐黃包車離開，走前囑咐茶役裘青照顧好醉酒男子，醉酒男子醒后稱其名叫梁壁純，丟失褐色小皮箱一個，內有百兩以上黃金，云云。

寫完證明后，梁壁純看了一遍，很滿意，便讓旅社加蓋了印章，并由經理樂書秋、賬房章依發親筆簽名，收好這封至關重要的證明后，梁壁純叮囑二人說：

“日后不管何人來此詢問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純所托，請避而不談。如來人見面即自語“念漆”（當天系1931年12月6日，陰歷十月廿七，滬語“廿七”的讀音是“念漆”）作為暗號，你們聽到這暗號方可講出今日真相，可保你們無恙；如果不予道明，勢必懷疑你們系劫匪同黨，到時候后悔就晚了！”

說罷，梁壁純作別而去，事情告一段落。

梁壁純是情報人員出身，知道“祥德源”、租住處、嘉定老家都不能去了，但為了留下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他還是在出走前回了一趟“祥德源”，以便留下自己失蹤的確切時期，有利于組織今后調查。

辦完一切事宜后，梁壁純切斷了跟所有人的聯系，跑到上海浦東洋涇鎮的一座破廟，追隨一個熟悉的老僧出家，做了兩年居士，后來老僧病逝，梁壁純便化名“申繼谷”，在洋涇鎮上開了一個維修鐘表的攤子。

這幾年間，梁壁純深居簡出，不敢跟任何人聯系，擔心有朝一日組織會找到自己“鋤奸”，但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仍然沒人來調查自己。

又過了幾年，還是沒有任何動靜，社會上也從未傳出關于120兩黃金的消息，梁壁純心想上海被日本人占著，國共兩黨都很難生存，全國又這么亂，早就沒人管這樁陳年舊案了，這個時候應該安全了，于是便輾轉打聽到妻子的下落。

1942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梁壁純一個人悄然潛往黃渡，把妻兒秘密接到了洋涇鎮定居，從此過上了合家團圓的幸福生活。

但是梁壁純絕對沒有想到，組織上從來沒有忘記這樁懸案，更沒有想到到了19年之后的1950年，偵查員會完成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成功找到自己！

聽完梁壁純的陳述，專案組覺得基本可信，但還需要進一步調查核實。

偵查員先是根據梁壁純的提示，搜到了那封藏在一個陶瓷罐里的證明信，與梁壁純陳述相符，接著又在第二天前往曹家渡一帶調查。

幸運的是，“曹家渡大旅社”還在，竟然還是原班人馬。

偵查員找到樂經理，出示證件表明身份，問起當初的事情，但對方只是搖頭不知；偵查員只好說出“念漆”二字時，對方這才履約，如實說明了當時的全部情況。

經過這番核查，終于可以做出判斷：梁壁純的陳述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

7號交通員找到了，失蹤謎案解開了，案件到了這里可以說完成了99%，但還不能說完全破案了，因為劫匪沒找到，失蹤的120兩黃金沒找到。

萬里長征只剩下最后一步，該怎么辦？當然是繼續調查。

窮究：誰劫了120兩黃金？

專案組奇怪的是，運送黃金的過程如此隱秘，這幫劫匪是如何得知的？他們是什么人？為什么能把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物品……都卡得那么準，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純，目標就是那個小皮箱，就連梁壁純隨身攜帶的錢包都沒拿走？

這到底是有預謀的針對性搶劫，還是一次隨機產生的意外？看起來很像是前者。

這個判斷將影響下一步的調查方向，專案組對此進行了反復研究，最后排除了有預謀搶劫的可能性，依據有三：

第1，這是一樁黨中央直接安排的絕密使命，黨內知情人極少，就連參與其中的7名交通員都不了解全貌，國民黨這么多特務也沒聽說，一般盜賊劫匪怎么可能事先知道呢？

第2，劫匪是到了曹家渡碼頭才盯上梁壁純，到了橋上制造機會作案，這說明對方沒有提前踩點，沒有預謀。

第3，劫匪的作案手段很套路，很簡單，就是“騙人坐車——上橋減速——同伙上前——迷藥昏倒——灑上白酒制造醉酒假象——拉到旅館實施搶劫——最后逃之夭夭”。

綜合上述分析，對方應該是有預謀搶劫的作案團伙，但他們的作案對象是隨機的，梁壁純不過是湊巧被他們盯上，才導致120兩黃金被劫，以致離奇失蹤。

基于這個判斷，專案組確定了調查方向——翻查舊檔案或者向舊上海的老警察打聽，看30年代初是否偵辦過類似的搶劫案件，最好也是搶劫黃金。

長話短說，這個調查的過程像之前一樣務必艱難復雜，因為時間很久了，舊上海屢經戰亂，破壞嚴重，日本占領過，國民黨統治過，還有歐美各國的租界，警察力量十分混亂，再加上行政區劃頻繁調整，想找一個案件線索，十分讓人頭疼。

1950年3月8日，專案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找了數十名舊上海的老警察來詢問，大家積極性很高，現場十分熱鬧，提供了大量情況，有的還經辦過類似的搶劫案，但這種搶劫案技術含量很低，加上后來官方的強力打擊，很少有專業劫匪再用這種辦法搶劫。

如此分析下來，這些經驗豐富的老警察們認為1931年的“曹家渡黃金劫案”也許只是一些膽大妄為的貪心青年所為，他們的成功僅僅是一種巧合，很難從同類案件中查找線索。

當然，這些老警察還是很負責的，他們熱心地給偵查員出了一個主意——去提籃橋監獄向那些新中國成立以前就被判刑，或者新中國成立前有過搶劫、盜竊等前科案底的在押犯進行調查，也許他們能有人提供什么線索。

民國警察

專案組別無他法，只好請提籃橋監獄協助。

提籃橋監獄也很配合，他們積極發動在押犯向警方提供1931年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的線索，只要檢舉內容查實，將視為重大立功表現，可以報請減刑或提前釋放。通知下去以后，舉報線索很多，但一番調查下來，不是落空查否，就是查不下去。

案子再次遇到瓶頸，這也是最后一個瓶頸了。

就在專案組一籌莫展時，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經理樂書秋忽然找到專案組組長蔣文增，說他和裘青（就是那個旅社的員工）又聊起當年那樁案子，裘青說自己前兩天做夢時夢見當初3個劫匪送梁壁純到旅社用的那輛黃包車，牌照號碼是300169。

樂經理一開始也沒在意，回家跟學醫的兒子閑聊時說起，兒子說夢中的很多情形是真實場景的還原，國外有專家把人催眠后與其對話，可以獲取隱藏在潛意識中的事實真相，所以他認為裘青說的牌照號碼很可能是真的。

樂經理聽兒子說得有鼻子有眼，就跑來向偵查員反映，偵查員一開始也不相信，便向上級刑偵專家請教，結果一打聽說國外還真有使用這種方法破案的，于是便決定“死馬當成活馬醫”，抱著試試看的想法，調查裘青夢到的牌照號碼——300169。

再經過一番艱苦調查，偵查員終于找到了300169黃包車的車主，一個叫曹勝林的人。

但再往下查，曹勝林早就不在上海了，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偵查員又耗費將近1個月的時間，終于在蘇州一家樂器廠找到了曹勝林，曹勝林說這輛車是他的私家車，一直是自己用，從未借給別人，自己經濟條件一直很好，更不可能搶劫。

偵查員又找到曹勝林的車夫老凌，一番調查下來，證實曹勝林所說屬實。

原本充滿希望的線索，又斷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這樣的循環不知走了多少次，專案組又失望了，但他們還是沒有放棄，否則就是前功盡棄了，監獄試過了，他們又想去看守所調查——全市有20多看守所，碰碰運氣，也許會有人提供一些線索呢！

或許是偵查員的不懈努力感動了上蒼，還沒等他們去看守所，最重要的線索出現了！

終結：3個小蟊賊落網伏法

前期參加座談會的舊上海老刑警中，有一個叫曾豐的人，他參加完座談會后不久，突然被上海市公安局帶走，配合調查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一些政治案件，因為還沒調查清楚，就被留置在看守所，和20多個犯人關押在一起。

犯人聽說曾豐以前是老刑警，就請他講破案故事解悶，曾豐跟大家聊來聊去，就聊到了1931年冬天的曹家渡黃金搶劫案，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故事講完后，一個年輕人悄悄問曾豐：如果檢舉像您說的那個“曹家渡黃金搶劫案”那樣解放前的陳年舊案，算是立功嗎？

曾豐一聽眼前一亮，回答說：“當然可以，你要是真知道，那查實以后肯定有好處。你要是相信我，就先給我講講，我幫你出個主意看怎么辦，不然檢舉錯的話也沒好處，有的人胡亂檢舉，還有送命的呢！”

對方嚇了一跳，猶豫了一下，把情況向曾豐和盤托出。

此人叫馮安寶，34歲，老爸是資本家，從小很寵這個唯一的兒子，因此馮安寶成了紈绔子弟，喜歡到處拈花惹草，這次就是因為涉嫌強奸婦女被關進來的，還沒判刑。

據馮安寶說，他有一個表兄叫吉家貴，比自己大10歲，經常帶著他一起玩。1931年10月，馮安寶過生日，吉家貴跑來幫忙，在馮家住了下來，一住就是兩個多月，一直住到12月上旬，跟馮安寶玩得不亦樂乎，還找來兩個結拜兄弟——劉阿古、莊克一起玩。

馮安寶的老爸原來有一輛私家黃包車，后來換了一輛汽車，就打算把黃包車賣掉，但吉家貴帶著馮安寶幾個人整天把黃包車當成玩具拉著玩，就暫時沒有賣掉。

兩個多月下來，吉家貴三人都快玩成職業車夫了，仍然樂此不疲，馮安寶卻沒了興趣，最后馮大少爺一揮手，干脆讓表兄把黃包車拉去自己玩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貴忽然把黃包車送回來，還擦得光潔一新，但從此以后，吉家貴好像對黃包車就不感興趣了，而且也很少來找馮安寶玩了，后來才聽說吉家貴自己開了一家店，據說生意還很不錯。

馮安寶當時也沒起啥疑心，表哥不玩了，開店做生意是件好事，可他自己卻長成了一個紈绔子弟，喜歡玩弄女性，到了解放之后，終于因為涉嫌強奸被告進了公安局，一聽說判刑至少10年以上，馮安寶才知大事不好，想挖空心思立功，爭取少判幾年。

當聽到曾豐聊起1931年冬的“曹家渡黃金搶劫案”時，馮安寶突然一下子來了靈感：1931年冬，3個人，黃包車……跟表哥他們仨咋那么像呢？再加上表哥在那之后的奇怪表現，馮安寶覺得這事說不定就是表哥和劉阿古、莊克一起做的！

曾豐聽了也覺得有點兒像，不過是真是假，還得由公安局調查，他建議馮安寶直接向看守所所長報告，所長接到檢舉后，立刻跟上海市公安局取得聯系，蔣文增聞言大喜，立即全體出動，連夜提審馮安寶。

馮安寶講完上述情況后，蔣文增不動聲色地問：“你家那輛黃包車是什么牌照？”

“300196……”馮安寶不假思索地回答。

300196？“曹家渡大旅社”的當事人夢見的牌照號碼是300169，看來是旅社的人因為時間久遠，記憶模糊，把尾數記錯了，正確的號碼就是300196！

1950年5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夜襲“吉家歡南貨店”，逮捕了老板吉家貴，搜查發現白銅盒一個，后經劉志純、梁壁純兩人辨認，正是當年放黃金的那一個！

吉家貴被捕后，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吉家貴的作案動機是籌款開店，作案過程如前所述，吉家貴負責策劃并組織實施，劉阿古、莊克共同參與實施，馮家的黃包車就是作案工具，所謂“喜歡玩黃包車”不過是掩飾作案的障眼法。作案后，吉家貴便把黃包車擦拭一新，還給馮家。

這是吉家貴三人首次作案，原本打算多做幾次，哪知第一次出手就盯上了梁壁純，一得手就是120兩黃金，三人心中狂喜，平均分贓，各獲40兩黃金。

作案成功后，三人為避外界懷疑，就此別過，不再聯系。大概在1946年，吉家貴在上海外灘偶遇劉阿古，交談之下方知劉阿古在北京路經營一家五金商行，而莊克已死。

根據吉家貴的交代，偵查員立即趕赴北京路逮捕了劉阿古。

另一案犯莊克，經調查得知1937年參加“抗日別動軍”，次年戰死沙場，還被國民政府追認為烈士，但莊克的父母健在，他們主動交出了莊克給他們的兩根“大條”黃金，共計20兩，后經當年瑞金縣打造金條的老金匠辨認，確系出自其手。

至此，這樁發生于1931年的120兩黃金神秘消失案終于完全告破，而這個時候距離案發已經20個年頭了。

后記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劉阿古以“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因協助破案有功，未入獄服刑，而是交給地方“監視居住”，直到1959年病死；馮安寶因重大立功表現，半年后被釋放；曾豐也因立功被立即釋放。

這樁離奇案件的偵破，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向我們尊敬的人民公安致敬！沒有他們的執著和堅持，就不會有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聲明】本文為真實案件。參考資料：《人民網》、《法制博覽》、《國防時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