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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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榮新江談求學時代逛書店的經歷（來源：悅悅文化）(13:16)

【編者按】

近日，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邀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題為“我的讀書經驗”系列講座。傅杰表示，“將不定期邀請我敬佩的師友來書店，或憶一憶他們的讀書經歷，或聊一聊他們的買書故事，或談一談他們的讀書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薦若干他們心目中的好書。”澎湃新聞經悅悅圖書（公眾號：yueyuebook1124）授權刊發該系列講座稿和視頻。

第一講傅杰邀請到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榮新江。榮新江教授主要研究中外關系史、絲綢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亞史、敦煌吐魯番學等，著有《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敦煌學十八講》《敦煌學新論》《辨偽與存真》《歸義軍史研究》《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等。

榮新江在講座現場

騎單車在北京逛書店

講座伊始，榮新江講到自己1968年上小學，到1976年中學畢業都“幾乎沒有念什么書”。他笑稱“文革”期間因為沒太多書讀，所以把五種版本的《水滸傳》都讀遍，對一百零八將倒背如流，也因此培養了對歷史人物的興趣，選擇考取北大歷史系。

因為中學圖書館的書被管理員都扔了，只剩下科技史相關的書，榮新江早年便接觸了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化學史、數學史等書籍，于是在北大第一年也將時間都花在讀科技史相關的書。“但讀到最后讀不動了，我根本就進入不了理科的計算，因為在中學沒怎么好好學習。”榮新江回憶道。恰逢這時候北大開始開班講敦煌吐魯番研究，他就“一頭扎進了敦煌吐魯番的故紙堆。”

榮新江分享的是他通過手機找出的一系列圖片，其中第一張便是北京的中國書店分布圖。那時除了在北大享受良好的圖書資源，榮新江還大概每月一次騎著自行車從北京大學出發，“騎到車公莊，從關園插過來，上地安門大街，然后從五四大街這邊先到文物出版社的門市部，然后到燈市西口的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的門市部，再到燈市東口的中國書店門市部……”榮新江借助一張中國書店分布圖回憶，“這燈市東口除了賣中國傳統的古書之外，它有個門簾里面有個屋子，里頭就是賣盜版書的，比如我們學日語的《廣辭苑》是5塊錢，《牛津英漢雙語詞典》也是5塊錢。如果沒有那些盜版書，中國那一代真是出不來那些外語人才的。”燈市東口還有古舊的西文學術書籍售賣，如1940年代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廢墟記》《沙埋和闐廢墟記》，榮新江當時一個月僅有13塊錢助學金，“買不起，只是去看”。“東單有一個中國書店，然后騎車沿著長安街走到六部口，六部口有個書店是專賣雜志的，如果你要《世界宗教研究》的某篇文章，就得去那兒找。再南下一點就到了琉璃廠，之后再到西單的中國書店，再到新街口的中國書店。新街口的中國書店是中華書局的書直接從印廠運過來的，價格特別低。”

“在燈市東口有一個鍋貼店，基本是中午吃一頓鍋貼，然后騎著自行車走這么一圈。其實不是以買書為主，而是去看書。因為一本新書要進入北大圖書館編目的話需要半年時間，而一個月騎一趟自行車就能看到很多新書。”榮新江那時專挑單行道、有樹蔭的路，大約一小時便可騎達燈市東口。這在今天的他看來是不再多得的愉快日子。

學生時代從未停止借書翻書

榮新江回憶那時北大圖書館館藏豐富，特別是西文書籍：由于國家經費有限，如博士生購書款全部交由北大，購買書籍后再向全國其他高校開放。當時北大學生一人一次可借10本書，榮新江幾乎沒有停過借書。他常常拿著一個塑料網袋，“跟打魚的人一樣，”背著一堆線裝書。他的老師張廣達先生告訴他要不停地翻書，一本一本地翻。他不僅將敦煌卷子翻過三遍，其他很多書也翻過多遍。因為借期只有一個月，很多書都是還了又借。

北大圖書館的借書卡

榮新江展示了北大圖書館的兩張借書卡片，一張有他的學號，另一張上有他的名字。“我們不敢在借書卡上寫名字，寫名字的一般都是季羨林、耿世民、馬雍、張廣達這樣的人物。我借的中亞史的書他們也都借過。圖書館很多書上都有我的學號，有的在宿白先生的后面。”榮新江笑稱其實這樣的一張卡片就可以寫一篇文章。

海外尋書

研究生最后一年，榮新江去荷蘭萊頓大學訪學，當時他不到25歲，有資格購買歐洲鐵路聯營票。有了這張約合人民幣200多元的聯營票，他可以在一個月之內隨便乘坐火車，北到赫爾辛基，南到卡薩布蘭卡，東到伊斯坦布爾，西到海岸線。他走訪了巴黎、漢堡、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柏林、不萊梅等地，背著雙肩包周游歐洲列國兩個月。

榮新江認為歐洲沒有中國這樣的逛書店文化，讀書主要還是依靠圖書館，而且書店規模都很小。他每周都去萊頓的Brill書店（同時也是一個國際知名的出版社），星期六Brill書店租給一個小伙子賣舊書，“那時貴的也買不起，便買一些一荷蘭盾一本的抽印本，而這些抽印本往往是有名家題贈給某個著名教授的，教授去世后便賣出，買到合適的也會回國贈送朋友。”（關于Brill書店的更多往事可參見榮新江刊載于《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3期的《學術精品的追求——萊頓的布瑞爾書店和它的出版物》一文，或后發表于網絡的《萊頓負笈正少年（三）》。）

走遍西洋東洋后，榮新江收獲最大的還是東京的神保町書店。若沒有其他安排，他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都會去一趟。根據他的介紹，三月底是日本教授退休的節點，日本嚴格規定教授在退休的這一天必須清空研究室，而日本教授的家里是裝不下那么多書的——一個日本教授攢的書都相當于我們的小型研究所。所以神保町便將很多日本教授或賣或扔的書拉走，其中一些書以300日元一本的便宜價格處理掉，比一杯咖啡都便宜！榮新江曾在東京大學對面的一家佛教書店中，以7000日元買下了原價150英鎊的《和闐—塞語詞典》。

如果是買新書，榮新江每年最主要去的是一誠堂書店，樓下為日文書，樓上為西文書，書品非常之全。他回憶從自己1990年第一次去日本到現在，日本的書價基本沒有改變，但因為匯率變化的緣故，近年在心理上更敢“下手”購買。

一誠堂書店

“所以每年三月份我就拎著兩箱子《唐研究》過去，省下的郵費相當于機票和住宿費，每天都有朋友請我吃飯，除此之外就是逛書店，如果再有兩個講演還能賺幾個錢。”榮新江笑稱這是他的“資本主義再生產”。

“在我研究的敦煌吐魯番、絲綢之路、中外關系等方面，我的書是非常全的；藏學、隋唐史方面，之前我的書也是特別全的，后來藏學的都捐出去或送給別人了。我從來不藏任何善本書、線裝書、珍本書等，我只是使用書。我對于書最得意的一點就是：快。通常一本書出了后，我很快就有了。但是我往往不講收藏。說到不藏書，換書也是一種獲書方式。我很早就和臺灣地區的學者交換圖書，最早交換的時候，大陸和臺灣地區還沒有通郵，只能先寄到香港的書店，再由香港的書店轉寄。”

“封建式經營”與“資本主義經營”

榮新江說自己沒有念過博士，但用過幾個境外大學的很好的圖書館，包括萊頓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耶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日本龍谷大學等。在這些地方他都待過3個月以上，因此都曾對著書架一本一本地概覽，“當然有的沒走完，但大部分是過了一遍的。”他還短期用過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漢學所的圖書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東洋文庫等——這里榮新江還分享了一件趣事，雖然他在東洋文庫待了三個月，但趕上冬天，書庫中沒有暖氣，且日本進書庫必須穿拖鞋，不一會兒就需要出去暖和一下，因此沒能看完。

“這張照片是在萊頓大學漢學院天井處拍的，左邊是當時正好去訪問的廈門大學韓振華先生，右邊是我。”

他詳細介紹了萊頓大學漢學院，漢學院原來是一個方形兵營，有一個天井。院里五臟六腑俱全，四角為四個教室，每一個屋子是一個教員的研究室，一半中間是天井，用來聊天，另一半則用來放書。因此西方學者不怎么攢書，都到研究室“上班”，用書時直接去圖書館拿。于是榮新江回國后和鄧廣銘先生開玩笑說：“你這個家里什么書都有，這是封建式的經營，他們是資本主義式經營。”榮新江送給萊頓教授的書也都存放在漢學院研究室的書架上，學者本人幾乎不攢書，他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制度，后來鄧廣銘先生創建中古史研究中心也是出于這樣的理念。（可參考榮新江刊載于《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1期的《歐洲學院的縮影——萊頓大學漢學院》一文，或后發表于網絡的《萊頓負笈正少年（之一）》。）

制作資料卡片

榮新江介紹，由于荷蘭是老牌的帝國主義，萊頓大學圖書館的中近東部藏書非常豐富，所有的東方學的西文雜志，都是從一八幾幾年的第一本到最新的一本，包括各種專題論文集，全都在萊頓大學主圖書館二樓的東方寫本與圖書部的一個閱覽室里。晚上屋子里常常僅榮新江一人，他買了一個手動打字機，拿萊頓大學漢學院舊卡片的反面做卡片，一本一本瀏覽，將直至1985年的所有西文雜志全部過了一遍。由于這樣的積累，他現在講課時對以前某學者在哪期雜志寫過什么文章都有大致的印象。這樣的卡片當時運回國時裝了四個箱子，現在大部分都輸入了電腦。“這對我現在做學問非常受用。先翻目錄，有的我就到里面去看，然后再有內容我就打一個卡片，甚至抄。一樓有一個復印機，但我復印不起，基本沒有復印，就是抄。”用了兩三個月時間，他將萊頓大學圖書館的相關書籍全部翻了一遍。（關于圖書卡片更詳細的記述，見榮新江刊載于《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2期的《神圣的殿堂：萊頓大學圖書館東方寫本與圖書館》，或微信版《萊頓負笈正少年（之二）》。）

榮新江有一個本子，將所有雜志的翻看進度都記錄在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圖書館五層樓全部開架，其中第五層全部是雜志。他在那里根據翻看進度，將所有歷史相關的雜志全部補齊到1991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錢穆圖書館用相同的辦法翻看了藝術史類的雜志，在崇基學院翻看了宗教學的雜志，那時香港中文大學復印要比大陸便宜得多，他復印了大量的文獻。

求書似渴

榮新江還回憶了一些大學圖書館求書的往事。“耶魯大學實際是Weinstein在買書，藏書之全幾乎難以想象。”據他介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的圖書館“無書不買”，以至于“現在的學生如果查一本書出沒出，先上哈佛圖書館查詢。”據他介紹很多老牌大學圖書館還堅持著這樣的藏書傳統，遇到沒有的書就復印一本。“像謝稚柳1949年出的《敦煌石室記》，這是非常難找的，我在國內沒找到，耶魯大學有一復印本。只要他們圖書館沒有，即使復印也要補全。”

榮新江在大英博物館內部的舊圖書館

他在萊頓大學結識的馬大任（John Ma）（注：一九八五年出任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館長）也體現了這種求書似渴的精神。馬大任走遍了全世界各種圖書館，萊頓大學有一部伯希和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稿本復印件，便是馬大任前去梵蒂岡教廷圖書館復印得來的。“這個復印本插在一個角落里，我曾經看到過。1991年我帶李孝聰與高田時雄一起去萊頓大學圖書館轉一轉，我說這有本書你們倆肯定沒有見過，然后就抽出來。高田馬上去梵蒂岡對了原書，然后就出了梵蒂岡目錄。”

讀書心得

講座的后半部分，榮新江分享了自己的讀書心得。他給出了五個建議：讀大家的書，讀最經典的書，倒讀，按主題閱讀，集中讀一個人。

榮新江認為那時候只要是出版的，大都是大家的書，但大家的書中仍有分別。有些書——如陳寅恪的作品，雖然包含枯燥的史料，但有思想，有味道，便會吸引讀者讀下去；而還有些教科書式的書，雖可以用來增長知識，但太沒有起伏，難以看下去。“陳寅恪的很多書和文章我都讀過好幾遍，也做了詳細的筆記。”榮新江推薦聽眾閱讀他給陳寅恪的《陳垣敦煌劫余錄序》寫的讀書筆記，其中體現了他寫讀書筆記的方式。他認為讀了大家的書便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學問就是一代一代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移。”

陳寅恪作品

榮新江還推薦了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張維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唐長孺、季羨林等大家的作品。他認為讀過大家的文章后，便很容易看出最新的作品到底僅僅是炒冷飯，還是在某一方面真有推進。

關于讀最經典的書，榮新江講到了他所在的北大受歐洲學術界的影響，大家們往往僅發論文而不寫專著，而現在中國學界比較走美國路線，注重寫書，或將論文集結出版，他認為這是好的趨勢。此處他推薦了《劍橋中國史》《中亞文明史》《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什么是城市史》《絲綢之路研究精選集》等書，對于年輕人做學術來說是很好的基石。

《劍橋中國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

此外，榮新江還談到做學術研究及一般性的閱讀有時需要“倒讀”。就增加見識和知識的目的來說，倒著讀可以看到最新的成果。特別是選取專家的最新作品，根據書中評述，再加以選擇進一步讀哪些相關書籍。此處他推薦了劉迎勝的《絲綢之路》與范金民的《明清社會經濟與江南地域文化》等書。

榮新江繼續談到對于研究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按主題閱讀，在一段時間內只讀一個主題。他舉例自己曾對藏學感興趣時，讀匈牙利學者烏瑞(Geza Uray)與日本學者山口瑞鳳(Z. Yamaguchi)關于某一主題的若干論文交鋒。“從文成公主入藏，到阿柴紀年，到赤松德贊的年代，到《賢者喜宴》，每一篇文章都是烏瑞先寫一篇，然后山口瑞鳳‘打’他，烏瑞反擊，山口瑞鳳再反擊。”他說如此閱讀特別有助于記憶理解。他還提到山口瑞鳳的文章翻譯成英文后反倒比日本原文要明確好懂許多，日本學界將一些重要作品英譯，并在其中包含對日語學界相關研究的指引，從而達成了很好的與國際學界對話的效果，這樣的做法值得中文學界學習借鑒。此處他推薦了《古代地中海和中國關系史研究》《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系史研究》《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絲綢之路新史》等書。

最后，他建議集中讀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把一個大家的作品全都讀了，就會對一個學科非常清楚。他舉例Bailey便是這樣的一個大家，回顧了自己拜訪Bailey并獲贈兩大袋圖書的往事。此外，他提到Edward Conze也是佛教研究領域值得以這樣方式閱讀的大家。

“鳳凰枝文叢”之《老營房手記》《云鹿居漫筆》《春明卜鄰集》

講座的最后，榮新江還推薦了一系列“大家小書”，包括光啟文庫出的《學史余瀋》《有思想的歷史》、陳尚君的《行走大唐》《我見青山》、鳳凰枝文叢的《老營房手記》《云鹿居漫筆》《春明卜鄰集》、自己的新書《從學與追念：榮新江師友雜記》等。

講座尾聲

傅杰在榮新江結束分享后，描述了當年在榮新江家中所見海量敦煌學相關藏書時感到的震撼，特別推薦了榮新江的《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一書作為文史類研究入門的佳作。

《學術訓練與學術規范》

榮新江當年的博士生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余欣也來到了現場。余欣回憶當年作為學生參加榮新江每到周末進行的“周末雜談”，期間榮新江與自己的學生海闊天空地講述自己最近讀書的經歷、發現與心得，有時還會基于講義進行一些學術基礎的訓練：如考古類的西文雜志有哪些需要經常翻閱。至今余欣還能翻出這些講義。他很認同榮新江所講從一份雜志的第一期翻閱到最新一期，在圖書館書架前從第一本翻到最后一本的研究方法——余欣博士論文中的想法便是在這樣的過程里慢慢產生的。他還特別提到榮新江至今仍不斷追蹤國際期刊最新研究，讓他慚愧而感動。

講座尾聲，主持人傅杰笑談了自己與講座開頭榮新江騎車逛遍北京中國書店類似的上海訪書經歷：“自行車從華師大，先到福州路，再到南京東路，有時再折到淮海路，在淮海路這么繁華的街上，停個車，與陳引馳和楊揚在淮海路這么靚麗的人群中各自拎著一包書，在福州路吃嘉興粽子，有時候就買兩個茶葉蛋，但真的是幸福。”傅杰最后引用了已故張世英教授的話，認為要到書店經常看看，不僅是買書，還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張世英將這個過程比喻為“認識門牌號碼”，一本書翻過兩頁以后需要用的時候就會有印象。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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