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艾德禮時期，英國政策制定者們就逐步形成了一種看法——英國非殖民化的目標并不是建立一大群小國家，而是盡可能驅使它們以組成若干個較大聯邦的形式完成非殖民化。

為考察各殖民地非殖民化的可行性，英國將尚未獨立的殖民地分為三類：一是可以直接在英聯邦框架下獨立的殖民地；二是可以通過加入其他英聯邦成員國或由多個殖民地組成一個聯邦并獨立的殖民地；三是不具備獨立可能性的殖民地。但是上述分類并不是恒定不變的，它會隨著局勢的變化做出改變。

在1954年時，艾登內閣得出了“砂勞越、婆羅洲以及文萊不具備獨立并留在英聯邦的可能性”的結論。“但是，在當地總督提出“砂婆兩邦為對獨立地位感興趣”后。1957年，英國重審兩邦獨立的可能性，承認它們可以通過“偉大設計”取得獨立。

但是，如果我們簡單認為英國就“砂婆聯邦加入馬來亞的形式”已經取得共識，那恐怕我們會犯下錯誤。在砂婆兩邦**渡讓問題上，英國內部的分歧并不比英馬之間小。比如，以莫德林為首的殖民部與桑蒂斯為首的英聯邦事務部的觀點并不相同。殖民部反對東姑的方案，因為他們認為馬來亞的安排忽視了當地人的意見；而英聯邦事務部傾向于對東姑采取“綏靖政策”。

“直到了1962年7月12日，“麥克米倫版的長刀之夜”才“消除”了意見分歧。在這次內閣重組中，麥克米倫將莫德林調離了殖民部，而桑蒂斯則身兼英聯邦事務部大臣及殖民大臣兩職。除了首相以外，將無人能夠質疑桑蒂斯的意見，內閣的觀點重新回歸到一致——滿足東姑的要求。

在“長刀之夜”之后，我們很難看見英國內部關于“大馬計劃”的分歧，這個故事重心逐步變成了“英新馬對拘捕行動的爭論”和“馬文分歧”。其一，在針對新加坡異議者的拘捕行動之早期策劃中，無論是托里還是塞爾扣克，都拒絕支持這種毫無證據支持的拘捕行動，他們的觀點也得到了內閣海外政策委員會的支持。

到了12月8日，文萊起義的爆發改變了英方對拘捕行動的看法，英新馬三方最終走向了“冷藏行動”。在起義后的決策過程中，我們未見英國內部有什么大的分歧。其二，在文萊起義后的馬文談判上，英方實際上只起到了一個調解者的身份，基本未見英方內部分歧。

除了英國的內部分歧以外，我們還能通過研究“大馬計劃”發現其他東西。首先，在“大馬計劃”實施期間，殖民部、英聯邦事務部和殖民地文官們都參與其中。這種多部門職能重合的結果是，內閣在面對他們的不同意見時，無所適從，這使得采取積極主動的策略變得十分困難。甚至有官員提出重新組建一個專門負責“大馬計劃”的臨時部門，以解決上述問題，提高決策效率。

然后，“大馬計劃”反映了蘇伊士運河危機后，英國官僚體制的弊病——對錯誤決策的恐懼、以及恐懼帶來的對實際行動的無所適從。各部的文官和大臣們似乎都對各類文書工作充滿熱忱，但卻不愿意去采取行動解決實際問題。“最后，變革并不來源于強制性的西方力量，而來源于地方的行動及談判。比如東姑演講、文萊起義、蘇加諾聲援文萊起義等事件后，英國官僚們才會打破這種不愿意采取行動的惰性，試圖采取行動“扭轉”局勢。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化險為夷，“扭轉”局勢。比如當文萊則拒絕加入“大馬來西亞”，文萊蘇丹拒絕英方的任何方式調解，則說明了這一問題：他拒絕授權給他的代表團任何考慮在談判桌上妥協的權力，他聲稱，即使英國的大臣提出任何可以滿足文菜要求的解決方案，文菜都不會同意。因為只要是新的安排，就意味著文菜在某種程度上作出了讓步。這句話反映的不僅僅是英方這次真的沒辦法“扭轉”局勢了，還反映了“大馬計劃”的先天缺陷——五邦聯合的不平等。

“大馬計劃”的“缺陷”：論五邦聯合的不平等

1961年5月27日，東姑·阿杜拉曼在公開演講中提出，他將支持“大馬計劃”。此時的“大馬”五邦的情況各有不同，其中馬來亞聯合邦已經是獨立的英聯邦成員國；新加坡及文萊是取得了內部事務自治，將在下一階段取得完全獨立的海外屬地；而砂勞越與北婆羅洲則是內部事務、外交及國防完全被聯合王國控制的殖民地。國家事務地位上的不平等，意味著英國執行“大馬計劃”時，將不可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邦的利益。

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大馬來西亞”是一個以馬來亞聯合邦為樹干的聯邦，其余四邦僅為這顆大樹上的樹枝。首先，從內政的角度來看。馬來亞聯合邦的人口、發展程度都遠高于文菜、砂勞越及婆羅洲三邦。同時，作為親英的民族主義者，東姑觀點也會更容易受到英方的重視。

然后，從戰略的角度來看。正如前文所說，馬來亞對新加坡提供的戰略縱深的重要性，自太平洋戰爭以來不斷提高。要保留英國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馬來亞的支持至關重要。最后，從大國戰略的角度來看。英國要維持“蘇伊士以東”戰略，首先需要確保“大馬來西亞”不會被極左反英政權控制。那么右翼政黨東姑是最佳合作伙伴，只有跟他合作才能維持英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以及大國地位。

但是一旦東姑不再支持“大馬計劃”，那上述的種種安排將不可能成立。在非殖民化的過程中，英方發現東姑及其幕僚對新加坡華人存在一種普遍的敵視。他們認為，華人是安插在東南亞的“第五縱隊”。殖民地文官們一再強調，這種判斷其實是有失偏頗、甚至是毫無證據的。但是，這種基于程序正義的托詞，在馬來人心中并沒有比國土安全更加重要。所以，一旦發生文萊起義這種突發事件的時候，為了爭取東姑對“大馬計劃”的支持，在“冷藏行動”等問題上，英方不得不向馬來亞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