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經擬定了“兩步走”的戰后非殖民化戰略，但是針對東南亞殖民地，怎樣落實這一政策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在東南亞，除去部分行政職能由印度殖民負責、且地理距離較遠的緬甸外。將馬來亞、新加坡以及三個婆羅洲屬地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并獨立，似乎是最終的解決辦法。

首先，新加坡以及三個婆羅洲屬地都屬于小型殖民地，如果讓他們直接獨立，那么其國內防務只能依賴駐扎在東南亞的英軍負責，將不符合通過非殖民化減少海外軍事投入的最終目標。其次，如果實現了這些殖民地之間某種形式的聯合，東南亞防務將由駐守新加坡海軍及空軍基地的英軍以及馬來亞聯合邦軍隊負責，將緩解了英國在東南亞的防務壓力。

最后，五邦聯合后一個更大的馬來亞聯合邦將以獨立國家和英聯邦成員的資格，與英國、美國、新西蘭以及澳大利亞簽訂集體防務條約，進一步將防務壓力轉嫁到美國以及英聯邦成員國的頭上。

早在1941年8月13日，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威爾士親王號上簽署了合約，該合約的第三和第七條描繪了一個全新的戰后世界——民族自決的且自由的世界。盡管合約意味著英國能夠得到美國更多的支持，但也意味著殖民主義將不符合時代潮流。到了1942年年末，英美中三國將商討戰后東亞問題。

為防止英國代表團在會議上因殖民問題陷于被動，殖民部與外交部聯合起草了一份指導性的備忘錄給他們參考：戰后以某種手段建立起更緊密的馬來亞聯盟可能是必要的，從而提供一個共同政策，用來處理馬來亞內部的普遍問題，維護其他國家在馬來亞的利益，如果馬來亞聯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那么至少文萊與砂勞越加入聯盟也是可能的，如果采取這一方案（則停止北婆羅洲公司對北婆羅洲的控制），北婆羅洲也可能與馬來亞聯盟結合，因為他一直與新加坡維持著大規模的通訊和行政上的聯系。

這就是英國“聯合東南亞殖民地”的最初構想——將馬來亞聯合為一個更緊密的馬來亞聯盟，而砂勞越、北婆羅洲以及文萊將加入這個聯邦，這一計劃放在由聯合國推動的東南亞集體防御機制的大框架進行。

一些學者認為這一個規劃是大馬計劃的雛形，但是必須要指出的是，1942年的英帝國與戰后的英帝國的立場是不一樣的。主要區別在于1942年的英國未曾預料到二戰持續時間會這么長，更沒有預計到戰后英國將會面臨嚴重的經濟和對美負債問題。戰后英國也已經難以具備完全控制東南亞殖民地并迫使五邦聯合的經濟實力，以戰后視角重新審視這一規劃，是缺乏考慮以及可操作性的。更重要的是，由聯合王國推行“強迫性”聯合政策將可能會遭受到民族主義者和國際社會的夾擊。

該規劃的另一個困難在于，二戰結束后英方人為地促成了新加坡與馬來亞的分離。這種做法原本目的在于，通過把以華人人口為主的新加坡排除在外，建立一個更容易被馬來人接受的馬來亞聯邦。英方也意識到“這種分離被視為是暫時性的，無論是英國人還是受過教育的新加坡人都知道，這一個島國無法獨自生存”，然而卻未見英方付諸行動。

究其原因，在國際環境上，1948年蘇共中央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東亞，構建更緊密聯邦的行動可能會被美國和蘇聯指責為“英國的新殖民主義行為”；在馬來亞當地，不僅需要應對馬來亞的游擊戰，馬來亞也被鄧普勒將軍認定為缺乏追求獨立地位的親英民族主義領袖及政黨。甚至英國內部也出現了部分反對新馬聯合的聲音：有人提議，我們不應該錯過能夠加強新加坡和馬來亞之間聯系的任何機會。目前這兩個地區本質上處于不同地位，（貿然加強聯系）是不恰當的。另外一方面，與新加坡的聯合會動搖（馬來亞）領導人的地位。

反對的聲音認為，在英方立場而言，維持分離將確保聯合王國能夠維持新加坡基地的使用權，該基地是蘇伊士以東防務政策的一部分；在馬來亞的立場而言，如果新加坡加入了馬來亞，新方的轉運貿易與自由貿易政策將會威脅到馬來亞的經濟收入，那么馬來亞將不得不逼迫新加坡與他們組成某種形式的關稅同盟，進而損害新加坡的經濟利益。

隨著馬來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加深了馬來亞與新加坡的分離。無論是馬來人還是英國人都將華人視為共產主義者的盟友、是蘇聯在東南亞的第五縱隊，最終華人占比高達七成的新加坡就成為了眾矢之的。分離逐步發展成敵視，這一現狀使得坦普雷等殖民地文官們深感不安，他們認為建立更廣泛聯邦的前途越來越渺茫。他們認為如果一直放任這種分裂，無論是東南亞殖民地的聯合，還是東南亞防務責任轉嫁于美國及英聯邦成員國的長期目標將難以成功。

在這個問題上，殖民部的看法似乎比殖民地文官的看法更樂觀：馬來亞尤其注意到漸進式的發展，他們設立了一個代表國家重大利益的委員會來審查發展的相關問題。新加坡的發展速度也在加快，并正在考慮進一步推進發展。這將會有新的嘗試使得他們在更緊密的聯系中走到一起。

為了爭取各殖民地基層人民的支持，殖民部授權了時任英國東南亞事務高級專員馬爾科姆·麥克唐納，讓他嘗試去創造一種當地人支持該方案的氛圍，爭取支持聯合的群眾基礎。到了1953年6月，麥克唐納成立了共同協調委員會，試圖消除馬來聯合邦人民對新加坡人民的敵視，推動英國東南亞殖民地的聯合。

但是，直到1955年麥克唐納任期結束，他始終未能取得實際性的進展。沒有實際進展也讓他本人感到懊惱，正如他在當年4月2日寫給殖民大臣倫諾克斯·博伊德的信中提出：“由于婆羅洲的落后，我們沒有在那里對這個問題作私下的討論，盡管在不久的將來解決這個問題是件好事，但是現在時機尚未成熟”。麥克唐納的唯一建樹，可能就是在這封信之中賦予了聯合東南亞殖民地計劃第一個正式的名字——“偉大設計”。來源: www.ws46.com

在麥克唐納爭取群眾基礎的時候，殖民部正在試圖爭取英國內部的支持。然而，馬來亞聯合邦尚未建成，婆羅洲三邦并不愿意加入這個不穩定的聯邦之中，何況婆羅洲三邦自身有著不同的民族構成，在當地難以形成一種有利于合并的氛圍。

直到1957年，隨著馬來聯合邦獨立的日子越來越近，地方意見才逐漸向著聯合的目標有利的方向前進。11月29日，殖民大臣博伊德給內閣殖民政策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提議建立一個北婆羅洲高級專員的辦公室和北婆羅洲三邦代表執行委員會以推進三邦聯合，最后這份備忘錄于12月4日被內閣通過。但是這一切努力都在文萊蘇丹的強烈反對下擱淺，殖民當局又再一次將合并束之高閣。

所以說，在1955年到1960年期間，“偉大設計”的推進停滯不前主要原因在于當地地方意見不統一以及文萊蘇丹的反對。而前者難以憑借麥克唐納一己之力而改變，更何況英國內部也未形成對“偉大設計”的普遍支持。1956年由殖民大臣倫諾克斯呈交給內閣的備忘錄中就表達了殖民部對五邦聯合的憂慮——他們認為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聯合是遲早的問題，但是這種聯合不應該在英國的壓力下進行，而應該是他們在英國的引導下自發的推行。

盡管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后，1957年1月艾登以健康問題為由辭去了首相職位，麥克米倫接任了英國首相，但是新領導并沒有對非殖民化政策采取更激進的態度。到了1957年麥克米倫內閣重新審查英國利益時，仍然堅持“英國的撤退不能過早也不能過晚，要達到某種微妙的平衡，否則將會造成不可預料的結果”這一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