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正

鎮江路共設坊正42名，大抵并非每坊皆設。鎮江路錄事司隅下設坊，共有坊二十八，卻不設坊正，可能以其職權歸隅正，故隅正役重。丹徒縣下有坊二，僅江口坊設坊正，輪充10戶。

江口坊在還京門外，以近西津得名，設坊正可能即為管理水運繁忙的長江西津渡口。丹陽縣共有坊十，僅在市設一坊，常充13戶。坊正又多，又是常充，丹陽縣市繁榮，坊正負擔較重。

金壇縣共有十七坊，其中四坊設坊正19名，有常充13戶，輪充計6名。坊正僅設于部分坊內，設于交通樞紐或市井繁華處，坊正應是具有管理商業活動的職能。坊正有輪充有常充，常充的設置不合坊正輪充之意，是根據地方的實際情況進行的調整。承當常充負擔較輪充為重，充役時應是考其戶等進行了揀選。

里正

里正為元代農村的基層行政職務，也是鎮江路數量最多的戶役，共有522名。鎮江路縣下設鄉，鄉下設都、里、保，“每鄉所轄都分不等，其中為里、為村、為坊、為保，皆據其土俗之所呼以書。”鄉設里正、主首，“里正催辦錢糧，主首供應雜事。”然《至順鎮江志》的《戶役》中僅載里正、社長卻未有主首，可能此時此地社長已經取代了主首的職能，故只載社長而不載主首。

丹徒縣共有八鄉，常充7戶，輪充131戶。每鄉有里正數人，多者二十九戶，少者僅有五戶；丹陽縣共有十二鄉，常充72戶，輪充93戶。每鄉里正多者二十四，少者八戶；金壇縣共有九鄉，常充137戶，輪充82戶。每鄉多者五十四，少者十二戶；三縣二十九鄉，每鄉里正人數不一、懸殊較大，大抵里正數目未有每鄉的定額，而是考慮鄉的田土大小決定的。

里正、主首科役繁重，破家蕩產往往有之，其中又以里正最為缺納，概因里正負責催辦錢糧。鎮江路因宋代遺弊，賦稅科差困難，雖經延佑乙卯經理田糧，弊端未革：“潤官民田土錯雜，而賈似道公田尤為民害。蓋其買田之時，但以銀券誥牒準折其直，民間迫于應命，多有歲輸租于官，而實無田者。及其終也，業主稍廢，又有以公田為己業而貸之者。于是有科無征之糧，歲終，里正往往缺納，經理之際，雖令自實，然以其虧損元額，卒難蠲除?！?/span>

里正逃役頻繁，“為政者有憂之，復令民出田以助役，逃亡事故僅可補益”，但細民又添負擔。“間有桀黠之徒，稍能枝梧，復為細民之蠹”，奸猾之人魚肉鄉里，本分之人傾家蕩產，若要均其戶役，則“抑肥者不一二，而瘠者已什伯矣?！辨偨穬H有隅正、坊正、里正三類差役，當時應為鎮江路轄區較小，人口偏少，故根據情況對差役的內容有所刪減，但依舊足以令充役人傾家蕩產。

蒙元以諸色戶計管理戶口、攤派差役，至順年間鎮江路的戶口數據記錄了這一制度諸在江南的實施成效。直至至順，南人仍是鎮江路的絕大多數，民戶更是占據戶口的九成以上，鎮江路的人口比例并未因蒙元統治而大變。以戶口而至戶役，諸色戶計更多地是嫁接在亡宋舊例之上，從未在江南真正扎根。

元代中期后，諸多戶種被迫“重役”，諸色戶計自身也走向消亡鎮江路所輸常賦承繼宋夏秋兩稅，只在細節上有所調整。與宋代兩稅不同，鎮江路在元代征收粳糯遠多于大小麥，還能按比例以米折麥。征收谷物的種類在元也更為細化，白粳米、白糯米、香糯米成為征稅類目，稻作良種培育和推廣應已有成效。宋元相較，江南稻作種植在元更為繁盛。摘自: www.ws46.com

元別于宋，以征絲代絹、羅。只征原料，不征成品，元時繅絲業與機織業應已分離。原料與生產的分離使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雇傭萌芽由此萌發。鎮江路還征收月半鈔、房錢與地錢，當是南方所收地租，因其多來自錄事司本府，大抵是具有商業性質的土地所得。

元代鎮江路土貢中絲織品減少，然和買、造作成為常法，輸送絲帛仍是當地的重擔。紵絲等新品類由造作輸納，緞的織作技術逐步成熟，在輸物納貢的壓力下元代絲織業迎來技術的革新。元中期大德年間以后，賦稅政策屢屢變遷，對于免差役戶種多加制肘，然就《至順鎮江志》中戶口、賦稅及公役的研究，元代政策之弊未有改變，朝廷大興賞賜和對佛道教的縱容所帶來國庫空虛，依舊由人民所填補。

元代江南賦役制度的特征

元代幅員遼闊，各區域之間地理氣候、風土人情差距甚大，蒙元統治者不得不將區域間的差別納入政策制定的考量之中，因地制宜成為很多政策背后的潛臺詞。在蒙古鐵騎下，金國滅亡，宋室敗落，華北、江南在割據數百年后首次納入同一政權之中，如何將在北地創建的制度用于江南成為棘手的問題。蒙古人選擇了南北分制的思路，延續了宋遼金割據時期南北各自發展的歷史趨勢。

在征服南方的過程中，蒙古統治者一改滅金時的劫掠作風和屠城政策，著力保留當地的基層管理系統和南宋籍冊，江南的人口和社會秩序基本留存，社會發展也并未被宋元戰爭所阻斷。既然保存了有生力量，元代統治者開始在南宋舊制之上謀求發展，為此不惜給予江南各地更多的自治空間，允準地方官府在賦稅等方面參考南宋舊例斟酌辦理。

元代江南賦稅基本脫胎于亡宋舊制，各地征稅的類目、方法等并未脫離南宋舊例。在役法上，蒙元試圖將北方政策嫁接于南方土壤之上，其在北方創制的諸色戶計和戶等制照搬到了江南。雖在戶口登記上有所體現，但元代戶籍制度并未影響現有的人口格局，只是給江南人口套上了諸色戶計的框架。至于江南的戶等制，雖秉持著均賦役的初衷，但其實施效果一直存疑。

元代江南的逃役嚴重、賦稅不均，是本地兼并嚴重的社會現實與外來的強力互相結合的結果。一方面，江南在宋代就存在著主客對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是其寫照。由宋入元，地方上的統治秩序和財產占有并未顛覆，地主和佃農的身份得以延續，土地兼并在南宋基礎上越演越烈。

另一方面，征服勢力進入江南，大量戶口田土被賜給親王公主，有勢有力之家積極謀求投充影占，充役戶口持續減少。同時，蒙古給予了“敬天祝壽”的僧道戶過分的優待，對其賦役的減免只能攤派在其他戶計之上，貧者由此破產。

綜上所述，元代江南賦役不均、逃亡嚴重，總的來說還是因為江南地區種族階層和經濟結構的共同作用。元統治者在江南地區的統治有移植北方政策的成分，亦有仿造南宋舊例的成分，這二者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南經濟的發展，但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社會矛盾。“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各階層間的不均，便是元代在江南的統治中最為致命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