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生祠遍地叢生，而且從祠祀分布密度來看，冒濫往往產生于有權、有力者。江南為人文之蔽，財富之區，有權力者較他郡為多，因而生祠冒濫。嘉靖九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熊榮上奏：“近年以來有等在官奸民，專一阿奉鎮巡司府州縣等官，不問賢否，一概蓋立生祠堂、去思碑亭。”

萬歷中，長興丁元薦說：“今之為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哉？”“今世立碑之濫及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屃赑穹石，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強醵之錢，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當為禁者”。傳教士利瑪竇亦載“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為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

由此來看，當生祠成為彰顯地方官吏德政的物質載體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地方鄉紳阿諛奉承，籠絡官員的手段，甚至成為地方官員沽名釣譽，虛報功績的伎倆。諸如此類情形下的生祠建立不僅勞民傷財，也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同時，生祠的異化是明末時期的禮制亂象的表現，由此下去，朝廷將逐漸失去生祠祭祀這一重要的教化控制工具，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明中后期也是明王朝大廈將傾之期。

明代，生祠雖未納入國家祀典，但符合民眾、官府、中央的利益需求，因此介于正祀與淫祀之間的灰色地帶，進而成為地方人物祠祀信仰的補充。而地方上建祠立碑的行為更像是一種公共的表演，祠記、碑刻的歷史書寫其象征意義與所述觀點揭示的是明代的思想主張和觀念。

生祠的建立需要士民呈詞，由知縣、知府等地方官或撫按批準。祠主選擇也更加具有包容性，主體雖以地方官員為主，但對凡卓有建樹，有功一方的，無論是名士名宦，還是販夫走卒都會為其建立生祠。祠祀場域以“祠堂”“塑像”為主，主要采用單獨立祠式與合祭立祠式、附廟配饗式的祭祀方式。

對于官吏不同的惠政，生祠的選址也不盡相同。改善當地民風，施行教化的“循良”多圍繞府州縣學建立。而捍一方安定的“循良”，多建立在城隍廟抑或城郭的重要位置。祭祀日期未有具體規定，每月朔望或歲時祭祀，家有畫像者則飲食必祭。百姓爭建生祠時，既是向祠主允諾死后會得到祭祀，也希冀得到現世蔭護，通過為地方官員準備一個死后歸宿來留住好官。

地方建立生祠這一事件表現出了百姓參與地方祠祀的功利性。但史料記載生祠顯靈的個案較少，百姓依舊不惜重金，花費大量時間為離任官員建立生祠，歸根于百姓參與建立生祠的功利性大于其紀念、崇祀性。但百姓參與地方治理又有一定的局限性，表達只限于對地方治理的表達，并未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公論。

士紳參建生祠的目的不只是對有功之官的推崇、紀念，也表達了想要參與地方治理的渴望。明王朝嚴格的學校和戶籍制度，使地方士紳的地域歸屬意識得到進一步強化。地方士紳則通過塑造地方共有的“生祠歷史”與信仰來構建地方認同，表達他們的自我意識。

生祠記等歷史書寫則成為精英性的敘事作品。撰寫碑記時，為了迎合、規避明王朝對建祠立碑的規定，有一套書寫模式，即描述當下吏治黑暗、民不聊生，而被建生祠的官員不同流合污，一心為民，實有惠政，民甚感激，反復強調官員的德政，于是在其去任之后，百姓、士紳等多方倡建立生祠祀之。

明王朝則為了鞏固中央政權，實現對地方的社會控制，無形中默認了生祠作為人物祠祀存在于地方。此后，對被建生祠官員的表彰、追贈謚號、納入鄉賢、名宦祠、撰寫循吏傳等都表明明王朝對被建生祠官員的認可，官方期望通過在地方上樹立“循吏”官員典范，以改變社會風氣，維持地方社會穩定，因而達到對地方的有效治理。

從而由官方主導，地方士紳、百姓合作通力構建了生祠的“榮譽體系”。地方官惠政“與民”，百姓生祀“與公”，雙方都追求這個永久性的“任用”，就像民眾的支持讓神靈具有了效用，民眾的情感促成善政的產生一樣。

百姓呈請建立生祠最初的目的即為“祈福報恩”，塑像是用來接受百姓的供奉和回應祈禱的，百姓內心深處的追求是祈求顯靈。百姓借用生祠評價官員的地方治理，因而在區域之間形成社會輿論；地方士紳、生員、名人在建立生祠的過程之中通過捐資、撰寫碑記等來構建地方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地方認同”，得到地方知識精英的倡導、引領后，與生祠相關的“社會輿論”進一步增強。

事實上，生祠之中地方官的合法權力來自公眾的認可。寺廟之中，“靈應”隨著公眾的參與和捐贈的增加而增長類似。生祠是宋明以來興起的一種士民互動的宗教形式。至明，生祠在地方社會作為百姓、士紳參與地方治理、政策選擇的重要工具，在基層構建了士民之間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獨立于皇權。

同時，被地方知識精英發現可以用來實現“寓封建于郡縣”的操作。但是自生祠異化后，其本義日益消逝，所構建的榮譽體系也在崩潰的邊緣，其作為各個階層參與地方的功能也逐漸喪失。明中后期，并非所建生祠都是“諂媚權貴”的工具，一些生祠雖然依舊是地方民意的表達，但已得不到百姓、士紳、官方的認可，生祠作為參與地方治理的媒介功用也就理所當然的的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