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是地方上特有的文化現象，既有文化的共通性，又有歷史的差異性。首先，對“祠”的不同運用，形成了生祠不同的表現形式。

再者，生祠場域的選擇、形制，以及祭祀位置、配享等，也與各朝祠祀政策也密切相關。因此，從生祠的場域、形制、各朝祠祀政策等來看，生祠建置表現出一種特有的時代性與歷史的差異性。

生祠的呈請程序

生祠雖是地方上衍生出的民間人物祠祀，但也受官方管理，有著一套自己的呈請程序。先秦兩漢時期，建立生祠的行為主體多是吏民、百姓、郡中人，并未見向官府上報、獲得官府獲許或國家參與的痕跡，是一種純粹的地方、民間行為。及至魏晉，史料載，先是“州民申請”，繼而官府“詔許之”，這成為地方向官方呈請建立生祠的重要例證。

至唐代，官方參與痕跡更加明顯。首先，中央官府對地方上立碑建祠活動管控嚴格，并規定了相應處罰措施。《唐律疏議》規定“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跡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于上者，杖一百。有贓重者，坐贓論。受遣者，各減一等。（注：雖有政跡，而自遣者，亦同）”。復次，對“立碑建祠”的申請有一道完整的“州申省”的申請程序。《唐六典》稱：“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績可稱，州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聞，乃立焉。”

《封氏聞見記》載：“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敕聽許，然后得建之。”由此看到，唐代對地方立碑建祠活動的規定更加具體：官員離任—異政—百姓—縣—州(府)—考功司審查—皇帝。唐王朝通過立法的形式將“立碑建祠”的整個過程納入到國家的管控范圍之中，將建立祠碑的權力牢牢把控在中央官府，并通過層層審核、過濾之后“乃詔曰可”，這不僅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也增加了中央官府的權力。

自宋始，見諸史籍的“生祠”逐漸多了起來。宋代中央官府規定“諸州神祠加封多有不應條令，今欲參酌舊制，諸神祠所禱累有靈應、功德及人、事跡顯著，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即具保奏。道釋有靈應加號者準此”，封賜生祠。同時“國家以官得其人，治有異等，生民受賜，許列狀以借留，政績可嘉，聽具事面稱紀”。官方角色從“參與方”到“施行方”，這種角色轉換使生祠在官方的地位進一步得到確認，也將生祠排除于“淫祀”之外。

宋建立生祠的呈請程序：官員離任—治有異等—百姓—縣—州(府)—轉運司申報—皇帝。可見，唐代生祠呈請程序之中的考功司審核被宋代轉運司申報所代替，“州具事狀。保明申轉運司，本司委鄰州官躬親詢究，再委別州不干礙官覆實，訖具事實保奏。”及至金元，生祠數量大為可觀。主要由于金元中央官府放棄了唐宋時期嚴格的生祠申請程序，且對“建祠立碑”活動采取“諸職官居見任，雖有善政，不許立碑，已立而犯贓污者毀之，無治狀以虛譽立碑者毀之”，主要是對已經建成但不當的祠碑進行事后約束、懲處。又“職官在任，雖有政跡，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并“立石刻頌，在法無禁”。

所以，金元時期對地方建祠立碑活動的約束主要繼承了唐宋時期“見任官不得建祠立碑”的傳統，而對地方向上申請、奏準等具體的呈請程序并無規定，較為寬松。通過對生祠呈請程序的梳理，我們看到生祠的呈請程序主要有三個環節。

首先，官員必須離任且對當地有惠政，才具備建立生祠的資格，這一環節也是被官方反復強調的。其次，百姓呈請的環節是以官方立碑建祠活動的規定為基本準則，主要呈請于地方官員。最后，呈請的最終結果由官方審核之后“許”與“不許”。盡管不同時期，生祠的呈請程序不一，但官方參與其中的痕跡愈益顯著，對地方建立生祠的把控也更加嚴苛。

生祠祠主

生祠祠主是民眾選擇的可以被祭祀的對象，選擇標準符合官方倡導的“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的價值標準。祠主身份多元化，以地方官員為主體，有文官武將，也有文人名士。

“惠政”成為地方民眾為官員建生祠的選擇標準。《陸云別傳》稱陸云：“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魏晉時期“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墻屋，民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并無所取，歲暮，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皆生為立祠。”

唐代馮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載：“初梁公出牧于魏，實宜斯人，罔遂乞留，則深遺愛。闔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懷仁，如在乎上，祈恩徼福，亦若有答。”歐陽修先后知滁、揚二州，不僅為百姓謀福祉、治下寬簡，且親自下田間調研。

地方百姓為有惠政的官員建立生祠時多稱其為“父母官”。錢諶平宜興盜賊，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尤袤，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后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立生祠。

荊州府知府劉永“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為立生祠以祀之。”呂煥有異政，百姓稱“呂候，民父母也，子之方□父母，一日不忍離膝下也。呂侯去矣！而民像侯祀之祠。”由此可見，“父母官”這一稱呼成為地方生祀官員基本的“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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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有惠政的官員被賦予“家長式隱喻”，成為“父母官”。這是因為“朝廷建官凡以子民也，而民所望以遂生者，故民自稱謂亦因而隆殺乎。其上而臺省藩臬，則尊之曰祖，其次若群邑守令，則曰父母”。“父母官”與州縣官不同，父母終身不變，州縣官有任期限制。子女對父母務必孝順，地方百姓與官員的這種暗含的報償關系為親情所掩蓋。

同時，百姓又渴望通過以父母對官員的尊稱能夠喚起父母的良知。地方“父母官”的提出，不是朝廷和中央官僚機構強加形成的，而是地方自身要求和塑造的。被立生祠的祠主，并不一定是官僚評價體系中的模范。相反，地方官實施的是地方社會所認可的政策，通常側重于民生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