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信仰產生于祖先崇拜與儒家思想的發展之中，討論生祠的起源與演變，就需追溯至西周時期的祖先崇拜，正是其衍生的奉祀地方先賢推進了生祠信仰的形成。而生祠信仰在不同時期表現出的不同特征以及被賦予的多重意義，使其逐漸成為地方上人物祠祀的一種。

生祠的起源

生祠信仰產生于西周的祖先崇拜，此時生祠信仰的雛形開始出現。此后，生祠信仰在地方上逐漸規范，并形成了祠主選擇的標準、相關的呈請程序以及祭祀場域等。

生祠信仰產生的基礎——祖先崇拜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初級階段，人們不能正確解釋人類自身、自然和社會中的各種奇異現象，但人們的存亡又與自然界的變幻多端密切相關。人們為了更好的生存，隨即有了求吉避兇的要求，產生了與天地和諧共生的信仰理念，形成了“萬物皆有靈”的原始崇拜。此時，人們的崇拜對象傾向于天神、地祇這樣的自然神，這些自然神成為人們祈求、報恩或力圖控制的對象。

殷商時期是一個神性至尊的時代，通過賦予自然力“人格”，產生了最初的神，宗教意識極為濃厚，并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神學體系。在殷商的神學體系中，神至高無上，一切都聽命于神的安排，人還沒有從神的絕對權威下剝離出來，是神的附庸，受神支配，殷人幾乎完全處于一種被動從屬的地位。殷人為了溝通人與神、天之間的關系，大興占卜之俗，無日不祀，無事不祀，祭祀鬼神已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并指導著國家所有的日常活動，統治者甚至“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

此時，殷人力求通過卜筮、祭祀等媒介去影響神，并建構以殷人為中心的神人關系。及至西周，國家的祭祀對象由“鬼神”轉向“人事”，形成了“敬天保民”的統治思想。不僅“事鬼敬神而遠之”且“尊禮尚施”，將祭祀視為一種維護和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手段。并規定了嚴格的祭祀等級制度，《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五祀，歲遍。”

祭祀重點由靈魂不死的鬼魂俗信轉向祖先崇拜。隨著社會發展，在祖先崇拜興盛的大背景下，衍生出了更多祭祀人物的對象。《禮記正義》中指出：“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可以看出，此時祭祀的對象除了祖先之外，受祭者的范圍擴大，不再拘泥于血統，也可以是具有法治、犧牲、敬業等品質的人物。從對這些人物的要求來看，不僅穩定了社會秩序，也達到了教化臣民的目的。

周代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統治者處理好現實社會的各種人際關系，直面協調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利害沖突，以及通過統治者自身道德行為的規范去維系整個社會的尊卑上下秩序。

這一時期，祭祀的宗教色彩逐漸淡化，而實用性更加突出。因此，可以說殷商到西周中國古代的宗教意識形態發生了由“神鬼—人鬼”“迷信—實用”“自發崇拜—人為崇拜”的轉變、由關注鬼神世界轉向關注現實社會、體察民情，從神權轉向德治與禮治的巨大變化，將神事納入人事，將宗教轉為倫理。正是這種巨大變化，擴大了祭祀主體的范圍，使祖先、先賢人物的祭祀走入商人的精神世界，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

再者，早期國家在處理社會、生活事物時，因血緣關系存在著廣泛的適用性和靈活性，在社會運作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此時，地緣關系的作用被掩蓋于血緣關系之下。地緣關系的作用只有在血緣關系實現對祖先神的宗教化和國家化的過程中才能得以凸顯。早期國家正是起源于這種血緣紐帶尚未完全解體，家族組織仍大量留存的情境之下。此時血緣與地緣相結合。

所以，早期國家政權在保留家族制度的同時，又按照特定的地域進行統治，久而久之，便在家族之外形成一定的地方意識和地方利益。于是，家族內的祖先崇拜又衍生出了具有地域意識的先賢奉祀。據《周禮?春官》記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可見，先賢奉祀早在先秦時期已成為慣例。

儒家思想

西漢時期，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春秋大一統理念、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的“新儒學體系”，使儒家學說成為當時思想上、心理上的唯一理論體系，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受儒家文化的規范，整個社會出現“儒化”傾向。不僅如此，漢武帝還提出要“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于是“為博士設弟子員，學員益廣”，使得知識分子的仕途與對儒學的詮注、論證息息相關。

統治階級通過建立孔廟、表彰模范的方式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地方官府也被要求在孔廟定期舉行祭孔儀式。在地方上樹立符合“儒家理念”的道德標桿，如為遵守三綱五常的“烈女”樹立貞節牌坊、為國家的忠義之士建祠立碑等，以此宣傳儒家思想教化民眾。在“新儒學體系”的籠罩下，社會上形成了強烈的道德約束，并逐漸成為被全體社會默認的道德規范，并構建了一個有序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