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鹽商不僅參與文人的文學活動，也積極地投身文學創作之中。盡管他們的文學作品藝術水準參差不齊，但他們鹽商的特殊身份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文人的風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明代鹽商階層獨特的價值傾向與思想觀念。

明代鹽商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戲曲和詩文領域，前者如戲曲家汪廷訥，后者如鄭超宗、汪汝謙。汪廷訥，字昌朝，一字無為，自號坐隱先生，又號全一真人，亦錢謙益稱無無居士，安徽休寧海陽鎮人。

他自幼出繼于同宗的富商為養子，他早年積極求學，但科舉不順，一度與養父一同經營鹽業，29歲出錢取得南京國子監生員資格，30歲時通過捐貲成為鹽課副提舉，可以說他的人生以29歲為界，前半生為鹽商，后半生為官僚與名士，因而呂天成《曲品》稱其為“汪鹺使”并說他“家世仁賢，才華宏麗，陶朱散金而甘遯，向平游岳而懷仙，松蘿之坐隱名高，槐棘之宦游趣遠。”

分別以“陶朱”“向平”代指汪廷訥，也是指他半為商半為儒的身份。這一特殊的身份深刻地影響到了他的思想與文學創作，在鹽商之中很具有代表性汪廷訥交游甚廣，與名士李贄、湯顯祖、張鳳翼、屠隆、曹學佺等人，都有詩文交游。他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興建坐隱園、環翠堂等園林建筑，在園中開鑿昌公湖，布置了一百多個景點，邀請大量名士歌詠坐隱園，以擴大園林的聲譽，如袁黃、張鳳翼、王百谷、顧起元、屠隆等都曾訪問過他的園林。從今存《環翠堂園景圖》便看出他園林的規模之宏偉。

汪廷訥詩文皆善，尤其工于戲劇。他的戲劇作品計有雜劇9種，《太平樂事》、《中山救狼》、《青梅佳句》、《捐奮嫁蟬》、《詭男為客》、《紹興府同僚認父》、《葉孝父報仇歸釋》、《薛季昌石室悟棋》、《廣陵月》。《太平樂事》今佚。《廣陵月》一種今有《盛明雜劇》本，其余有乾隆鈔本。

所作傳奇總稱《環翠堂樂府》，計有16種。其中《威鳳記》、《同升記》、《二閣記》、《五多記》、《青梅記》、《長生記》、《飛魚記》、《彩鳳記》今已不傳，存者有《獅吼記》、《種玉記》、《彩舟記》、《投桃記》、《三祝記》、《義烈記》、。其他據《澹生堂藏書目》還有《養正小史》二卷、《坐隱先生訂棋譜》八卷、《文壇列俎》十卷、《千頃堂書目》載有《環翠堂坐隱集選》四卷、《人鏡陽秋》。

《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環翠堂坐隱集》“集中酬唱皆陳繼儒方于魯之流，又與李贄贈答，至稱其著書皆了義評古，善誅心，旨趣如此，其漸于當時氣習者深矣”可見他的詩詞創作與思想受到陳繼儒、李贄等人的影響很深。對汪廷訥作品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明代戲曲理論家呂天成、祁彪佳等人的著作中對汪廷訥及其戲劇作品的評價都比較高。而周暉、凌濛初等人的著作中對汪氏本人持否定態度，對其作品持懷疑態度。

左青英《汪廷訥現存傳奇研究》將他的傳奇分為以《三祝記》為代表的的忠奸劇、以《彩舟記》為代表的愛情劇和以《獅吼記》為代表的教化劇，并指出他的戲曲思想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的作品表達出對自由愛情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欲，顯然是受到了湯顯祖至情論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禮教為愛情提供了歸宿，左青英因而指出“汪廷訥在他的傳奇作品中就展現了其對傳統道德的態度，他也有叛逆，也有反思，但更多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維護。”

無獨有偶，徐朔方《汪廷訥行實系年》也認為“汪廷訥是晚明曲家中的怪誕人物。”因為“自我評價之高和縣志對他的不重視形成強烈的反差。”金晶《雅致之外的追逐——由環翠堂稀見刻書揆度汪廷訥的矛盾人生》文中指出汪廷訥“在尚雅之外才學不濟、熱衷名利的一面，這與其努力營建的文士形象南轅北撤”。

可見，在汪廷訥的文學作品中顯露出的強烈矛盾性這點上，學術界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這種矛盾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他自我評價極高又極力結交著名文人以提高自己的聲譽，但這種“聲譽”卻并不為時人所認同；第二，他在詩文中將自己極力標榜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名士，生活上卻極盡奢侈且熱衷名利，第三，他的戲劇作品透露出他的思想在人欲與禮教之間的搖擺不定。這些矛盾對于傳統文人來說，似乎很難理解，但在明代鹽商之中卻很有代表性。

鹽商出身、捐監入學、科舉不第、低級官員等等經歷，使汪廷訥努力去彌補自己不被重視的處境，因而在作品中喜歡自我標榜為雅士、隱士、善士。鹽商與儒士的矛盾一直纏繞著他，這種矛盾同樣反映在他的戲曲創作之中，他的思想與行為都表現出鹽商奢侈無度又熱衷于名利的特征，而他的創作卻極力標榜自己作為儒士淡泊名利的品格。

鹽商崇尚享樂與縱欲的生活風氣，使他在思想上很容易便能接受李贄、湯顯祖等人思想的影響，因而歌頌自由愛情、充分肯定人與生俱來的欲望。但另一方面，他又以儒士自我標榜，努力改變鹽商的身份而躋身儒士階層，因而在思想上表現出極力向儒士靠攏的傾向，積極地維護封建禮教，其《人鏡陽秋》一書，充滿了勸誡與說教的色彩。這些看似矛盾的行為，正是源于儒士與鹽商之間思想的差異。

鄭元勛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思想，也同樣反映出介于鹽商與儒士之間的矛盾。鄭元勛，字超宗，號惠東，江都人，祖籍歙縣，生于明萬歷三十一年，卒于明崇禎十七年。鄭元勛出身鹽商世家，其祖父鄭景濂于萬歷二年在揚州從事鹽業，后來在鹽商之中脫穎而出成為大鹽商，其父鄭之彥“以德義聞海內，間條陳鹽法利弊，諸當道奉為典型。鄉人就以排難解紛者，履嘗滿戶外。”被眾鹽商推舉為“鹽?祭酒”。

鄭家是袁世振綱法改革登記在冊的大鹽商之一，因而他們對于袁世振尤為感激，不僅積極配合綱法改革，而且在袁世振為閹黨所陷蒙冤入獄后，就是鄭之彥首先倡義，三日之內代袁世振上交數千金，使袁世振平安脫險。鄭元勛天啟四年，中鄉試第六名，崇禎十六年，中進士，會試榜名列第三，歷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明亡后卒。

他在朝為官之時，與其兄弟等人共同業鹽經商，可謂左手鹺鹽，右手執筆，他在《病中初度謝友人》一詩中也有“悲恐切切入負賈”之句，可見對經營食鹽他是有一定參與的。他不僅是繼承家族產業的大鹽商，也是在士林享有盛譽的名士，曾加入復社，成為復社后期的一個重要領袖，其所筑園林——影園，也成為復社社員聚集活動的場所之一。

鄭元勛之死頗具傳奇性，《嘉慶大清一統志》記載：“時高杰來鎮揚州，掠城下，（揚人閉城不納）元勛舊與相識，單騎入杰營，曉以大義，杰為心折，曰：‘前事副將楊成為之。’出令退舍，且誅楊成，揚人誤傳楊成為揚城。會元勛走城上，將訟言于公府，集議所，揚人露刃圍之，遂及于難。督師史可法斬倡亂者三人首，以祭元勛。”鄭元勛死于國事，因而受到士人的廣泛褒揚，有著很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