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統治者確立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并大力推行。到了正德、嘉靖時期，隨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日益僵化的程朱理學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因而在思想領域上出現了以王陽明、湛若水等為代表的心學思潮。

心學以“理”為主觀，認為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肯定并弘揚人的主體精神，具有思想解放的傾向。心學在明代中后期成為風靡全國的思想流派，但在嘉靖前期，心學卻一度受到統治階級的嚴厲打壓。

李兵《書院：明代心學建構與傳播的主要依托》一文總結了嘉靖初年統治階級上層對心學的攻擊，嘉靖元年十月，章僑便上疏指責王陽明：“近有聰明才智足以號召天下者，倡異學之說，而士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

嘉靖八年(1529)，桂萼更是上書直斥心學是具有威脅性的異端，請求奪王陽明的爵位，并以嚴厲的措施禁止心學傳播，《明世宗實錄》記載，世宗皇帝認同了桂萼的主張，開始明令禁止心學的傳播，“天下有敢踵習邪說，果于非圣者，重責不饒。

以至形成了京師諱言其學的高壓氛圍。據王門弟子王畿回憶，“陽明之學以良知為宗，而一洗世儒支離之見，學者乍聞其說，疑不能信。而其時，元老宿儒又多視為異物，而攻之惟恐不力。當是時，求士之可與語者，蓋千百不能一二，不啻空谷之足音也。”以“空谷足音”形容當時倡導王學的士人，足見王學在北方京師傳播之艱難。而湛若水在這一時期也同樣遭到詆毀和打壓。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心學在鹽業經濟發達的兩淮地區的傳播卻可謂如火如荼。僅嘉靖八年至嘉靖十八年間，活躍于兩淮地區的心學流派，便有湛若水、洪垣的甘泉學派；鄒守益、歐陽德的江右王門以及王艮的泰州學派。

李颙《觀感錄》記載當時在兩淮地區與王艮交游的心學學者有“大儒太宰湛公甘泉，祭酒呂公涇野，宗伯鄒公，束廓歐公南野，咸嚴重先生，羅殿元洪先”等等，湛公甘泉即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廣州府增城縣甘泉都人，他在繼承陳獻章學說的基礎上，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呂公涇野即呂柟（1479—1542)，原字大棟，后改字仲木，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陜西高陵人，他主張以格物為窮理，強調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是治程朱之學的著名理學學者，“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

宗伯鄒公，即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縣北鄉澈源人，他師從王陽明，是江右王門的開創者；歐公南野即歐陽德(1496—1554)，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受業于王守仁，與鄒守益均為江右王門的代表人物；心齋王先生即王艮（1483—1541），字汝止，號心齋，南直隸泰州安豐場人，世為灶戶，以制鹽為生，投入王陽明門下求學，其后回到泰州講學，他主張“百姓日用即為道”，是泰州學派的創立者。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持不同學說的學者，對泰州一介布衣的王艮大加推重而無門派之見，可以看出兩淮地區學術交流氛圍的友好與熱烈。嘉靖以后，兩淮地區成為湛王心學尤其是泰州學派重要的學術陣地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兩淮遠離京城中心而與學術氛圍濃厚的江西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發達的商品經濟外，兩淮鹽官對心學的支持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兩淮鹽官是兩淮地區心學學者講學活動的重要支持者。從王陽明開始，心學便十分重視講學，《明儒學案》記載了王門弟子歐陽德的講學的盛況：“先生以講學為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為主盟，學徒云集至千人，其盛為數百年所未有”。講學之風的盛行，尤以江西為最，兩淮地區地理位置上接近江西，兩地人員往來頗為頻繁，講學的風氣也因此逐漸傳至兩淮，兩淮鹽官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嘉靖十三年（1534）巡鹽御史徐九臯在揚州修繕維揚書院，并邀請湛若水前來講學，他在《仰宸樓記》中寫道“惟時甘泉先生學遡濂洛，道跂洙泗，所謂咸有一德者矣，推明敬一之訓，振德于天下，惟先生為道宗，盟樓以永教也”，尊湛若水為“道宗”，足見其對湛氏之學的推崇備至。

湛若水的講學活動不僅吸引了大量本地士人，如藏書家葛澗便是在這一時期投入湛若水門下，就連揚州鹽商都紛紛前來求學，“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湛若水有教無類的講學使湛門弟子一度達到了四千多人，極大推動了甘泉學派的傳播；嘉靖十五年巡鹽御史洪垣在赴任揚州途中經過泰州，與當地的心學學者王門弟子王艮促膝相談，見王艮講學環境簡陋，便為他筑造東淘精舍作為講學之所，郭汝霖為作序。

“四方問學者多趨先生，舍隘不足以容，侍御覺山洪公垣乃為先生筑東淘精舍居之，舍凡若干楹，前為門，中為廳，后為勉仁堂，東西號房若干間，先生時講誦于是，誾誾乎有濂洛遺風。”在此之后，東淘精舍便是王艮及其子王襞等人主要的講學場地，為泰州學派的講學活動提供了極大便利。(www.ws46.com)

兩淮鹽官不僅為心學學者提供了物質的贊助，還不遺余力地發掘舉薦心學學者，例如洪垣邀請王艮編撰淮揚鄉約，“秋八月御史洪公垣構東淘精舍，洪覺山訪先生，與論簡易之道，何等簡易，于是覺山請定鄉約，令有司行之，鄉俗為之一變，為構東淘精舍數十楹以居來學。”

嘉靖十七年（1538）巡鹽御史吳悌在巡視泰州期間，與王艮結識，相談連日，頗感契合，于是寫薦表向朝廷推薦王艮，稱其“視世之拘儒曲士，斷非所可擬者，斯亦洛中之儔而與弼獻章之流也，斯可謂圣世遺民矣”，將王艮比為可與陳獻章等大儒相提并論的人，足見他對王艮的推重。

雖然在吳悌之前，徐九皋、洪垣等兩淮鹽官也都從物質上支持王艮，而吳悌則是朝廷高級官僚中真正意義上發現泰州學派的學術價值并大力為之舉薦推廣的人之一，“王心齋崛起布衣之中，為陽明高足弟子，先生首賓禮之，抗世俗之議以聞于朝，而淮南之學日愈顯。”從“抗世俗之議”也能看出吳悌在當時朝廷對心學并不友好的輿論環境下堅持舉薦王艮的過人識見。而吳悌作為當時已然成名的“理學名臣”，他對王艮的舉薦使泰州學派在上層士人間聲名大著，極大地擴大了泰州學派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