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振，字抑之，號滄孺，生年不詳，卒于崇禎五年（1632），明湖廣黃州府人，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萬歷四十四年（1616）他通過戶部尚書李汝華呈上長達兩萬字的《鹽政十議》奏疏，細述鹽政紊亂之淵藪，條陳綱法改革的規劃，受到神宗皇帝的嘉許，并下旨根據其建議推行改革，袁世振則被任命為兩淮鹽法道，派往揚州，推行改革。

袁世振經營兩淮鹽政四年，計助邊餉及納交太倉的款銀達四百余萬兩，不僅深受兩淮鹽商的愛戴，更被神宗降敕嘉獎。天啟年間魏忠賢的黨羽誣陷其虧空公款，因而將其拘捕追贓，兩淮鹽商自發為其繳納贓款，使其獲釋，崇禎初年被再度啟用，未及赴任而卒。

袁世振頗擅交際，《明經世文編》不僅全文收錄了他的《鹽政十議》，也收錄了許多他與其他人討論鹽法的書信。從這些動輒千字的書信，不難看出袁世振健談開朗的性格。袁世振的交際圈中也包括許多文學之士，他在臨川時便與湯顯祖往來甚密，二人常常用書信共同討論佛理。萬歷二十八年（1600）袁世振赴北京評核，湯顯祖還以詩《贈袁明府奏計二十二韻》相贈，足見兩人交誼頗為深厚。如果說對佛理的喜好是袁世振與湯顯祖訂交的共同思想基礎，那么鹽政便是聯系他與鐘惺的橋梁。

鐘惺與袁世振是湖廣同鄉，但兩人究竟何時訂交，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記載，原因卻不難猜測，鐘惺很早便已表現出對鹽政的興趣，而袁世振則是晚明鹽政改革的風云人物，兩人間來往的書信等也大抵是以切磋討論鹽法為主，訂交顯然與鹽政有著莫大的關系。鐘惺對于袁世振及其綱法改革有著極高的評價，稱贊袁世振老成謀國，而袁世振也對鐘惺信賴有加，邀請鐘惺為自己的鹽政專著《兩淮鹽法綱冊》撰寫序文。

鐘惺是袁世振綱法改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在改革之初官場上下到處都是詆毀唱衰之聲時，鐘惺堅定地認為袁世振必然成功，“私憂者猶慮弦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于一切搜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袁世振大刀闊斧地推行綱法改革鹽政，鐘惺也在文學上支援著這場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

在他的文集中，涉及袁世振及這次改革的散文不在少數，體裁包括書序、壽序、信箋、墓志銘等等，其中最集中體現他與袁世振的交誼及其對鹽政看法的文章是《兩淮鹽法綱冊序》《袁太母八十序》《與袁滄孺論楚史鹽貴書》三篇。

從內容而言，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兩淮鹽法綱冊序》主要是對綱法改革取得的成效及袁世振本人功績做出評價，因而更具說理性；《袁太母八十序》則主要聚焦在改革家袁世振身上，歌頌其高尚的品德與過人的才干；《與袁滄孺論楚史鹽貴書》則是作者以友人的身份所寫的私人書信，敘述了自己支持綱法改革的原因，勉勵友人將綱法改革進行到底，同時還提醒了袁世振楚地鹽價上漲的現象，委婉地提出不宜操之過急的建議。

在這些文章中他不僅高度贊揚袁世振的才干與功績，甚至對袁世振的親人與僚屬都絲毫不吝贊美之詞，在大力鼓吹綱法的成效與重大意義的同時，還不遺余力地向袁世振反饋綱法施行的情況，為改革出謀劃策。如果說袁世振是晚明綱法改革的總設計師，那么鐘惺則堪稱是這場改革的旗手，憑借自己在文壇上的影響力，為綱法改革提供了強大的輿論造勢。

《兩淮鹽法綱冊序》是一篇頗有特色的書序文。作者開宗明義，“國家之法，當極敝大壞之后，見謂必不可為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為之，已而卒無不為，為之而又不勞余力者，是其于所以為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為智者之所不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簡極明，為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后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

表達了自己對于古往今來所有變法的深刻認識，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能夠挽救國家法度于危亡之際的人物，不僅要有敢于站出來挽狂瀾于既倒的魄力，更要有能夠巧妙地利用外力以達成目的的智慧，而他所制定的變法方案，不僅要比常人思考得更加深刻細致，還要能夠簡明易行，使大多數人能夠理解。

他能夠認識到變法不僅是上層精英人士，也就是“智者”應考慮的事情，更要有廣泛的民眾基礎，也就是“愚者之所共知”。這一認識不僅在當時頗為獨特，即便用現在的視角來看，也是非常具有先進性的。作者將這樣的真知灼見驚人之語作為文章的開頭，先聲奪人，開宗明義，奠定了全文深刻的思想性，也為作者對袁世振臨危受命的非凡氣概與過人才干的描寫做好了鋪墊。

作者簡單敘述了袁世振在國家鹽政衰弊至極的關鍵時期挺身而出呈上《鹽政十議》的事跡，以及袁世振變法中所采取的靈活的策略。他指出“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氏之樂于輪，利在輸不在逋，則舍逋而向輸者，其勢也。”

尋常百姓會趨利而行，這是人之常情，而袁世振的改革正是利用了人們逐利的心理，使鹽商能夠從綱法中獲利，便會樂于參與綱法。作者對于袁世振這樣善于順應人情而成事，化難為易的方法，顯然是頗為欣賞的。作者沒有停留在對袁世振功績的贊揚上，而是筆鋒一轉，以大量筆墨記敘袁世振在改革過程中所受到的非議，以及作者對此的看法。

當時一些迂腐官僚拿不出實際可行的舉措來改革鹽法，反而因為綱法改革順利推行，便認為袁世振走捷徑，對他橫加職責，對此作者憤憤不平地予以回擊，他嘲諷這些人猶如庸醫“雖口頭帋上鑿鑿必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狖不相應”。

針對他們的質疑，作者繼續以醫生治病作比喻，指出“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蹶為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起，為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費之不奢，而不以國醫酬之也，豈有是哉？”只要能夠治好疾病，無論醫生用的藥材是多么廉價普通，治療是多么快速奏效，都是好醫生，這一觀點突出表現出他實用主義的思想傾向與不為世俗偏見所拘，敢為新說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