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地理志》載：“河中府，元憲宗在潛，置河解萬戶府，領河、解二州”。這條記載顯然與旭烈兀的民戶有關，河、解指金河東南路的河中府和解州。

“在潛”就是蒙哥1251年即汗位前，他還是一位諸王，所置河解萬戶府不會是大汗任命的地方軍政官府，應是他繼承拖雷家族共有人戶的管理機構。至元八年（1271）以前，解州原屬河中府，兩地本為一體。

《伯德碑》說管理隸屬旭烈兀民賦的總管府“附治解州”，可見其與河解萬戶府同在一地，同是“附治”在河中府境內，性質接近，應是同一機構。人戶原是拖雷俘掠所得，后由寡妻和長子蒙哥繼承管理。蒙哥即位，“大封同姓”，實際是拖雷家族內部的再分配，忽必烈分得關中民戶，旭烈兀分得河中、陜右民賦。

民賦管理機構冠名河解，說明他的民戶主要在河中，可能少數擴及陜右的東部，如前所述，太宗二年庚寅（1230），拖雷、蒙哥從窩闊臺拔天成等堡，三年辛卯春二月再克河中數處城邑，皆屬河中府。而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擄俘涉及陜右東部同州、華州少數地區。而忽必烈所得，則應是拖雷次年橫掃關中，西抵鳳翔所得，京兆府路大部人戶應歸忽必烈所有。

前引《伯德碑》稱“河東、陜右民賦之隸王者，以重合剌總管之”，松田孝一據旭烈兀派遣帳下伯德那為副總管的話判斷。這些民賦收入是屬于旭烈兀的權益。如果這兩位總管“附治解州”的衙門就是憲宗在潛所領的河解萬戶府，那就說明衙門的主管這時還是家族的代表長子蒙哥，旭烈兀只不過舉薦了帳下伯德那為副總管。而作為解州衙門的河解萬戶府早已存在，并非旭烈兀所設。

《伯德碑》提到的辛亥（1251）春發生的毒酒事件，松田氏認為“旭烈兀的司法權所主的長安到是包括在京兆八州十二縣之內的，而這些地區一二五三年已賜給忽必烈作為封地了。”而《伯德碑》載：伯德那在癸丑年（1253）前往西域貢職，旭烈兀還任命他代重合剌總管，“可見河東、陜右的權益仍然被旭烈兀保持著”。此后伯德那任職到至元庚午，也就是至元七年（1270）才告老卸職，進而松田氏認為旭烈兀對于這些地區的權益一直持續到一二七〇年。因此，松田氏產生疑惑，認為忽必烈和旭必烈的領地有重疊的問題。

事實上，誠如松田氏所說：“旭烈兀西征和忽必烈南征是在1252年七月同時決定的”，分賜給忽必烈和旭烈兀京兆或河東、陜右地區，也一定是在他們“出發之際賜予的”。并非時間有先有后，更沒有將旭烈兀領地再分賜給忽必烈。其二，前已說明，彰德是旭烈兀領地，其余是領民，民戶所在地并非他的領地，并無領地沖突、重疊的問題。即使他們的民戶確有所在地相互重疊現象，都與當地的統治權無關。因此，在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后”，旭烈兀的權益不止可延至1270年，甚至更長。

松田氏還指出：“當時，為了供給忽必烈遠征軍的費用，又把旭烈兀置有管理機構的解州地區的鹽池之鹽利交給忽必烈。”這說明不僅是旭烈兀的權益滲入了關中，同樣，忽必烈的權益也滲入河中，這便侵犯了旭烈兀的權益。但解州鹽池之利是屬于國家財賦的重大來源，不屬宗親私有。

由于忽必烈將要南征，故“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佐軍食”，由李德輝等為首的京兆從宜府領其事。鹽池屬于國家，由太宗二年（1230）設置的平陽府征收課稅所從實辦課。幾年后耶律楚材又薦任了鹽池使，太宗和憲宗皆曾撥民戶修理鹽池或撈鹽。

京兆新設的從宜府和宣撫司，官員楊惟中等不同于伯德那等，他們是鄉鎮的朝廷命官，不是投下領主的私屬。調解州鹽池之利“以佐軍食”，是為了南征的需要，屬于國家政務，是經忽必烈奏請獲準的臨時舉措，并非對領主私人的財產授受。旭烈兀在河東和河西陜右部分地區有屬于他的民戶，由他派遣總管治理，對領主有繳納賦稅的義務。它們來自拖雷征伐河中、關中時所得，不同于兼有領地的五戶絲分封，因此不可把它們歸入到旭烈兀的領地范疇。

寶慶路江南戶鈔

元朝末年，許有壬所作來自伊利汗的《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稱除割彰德路為旭烈兀分地外。“江南平，益以寶慶路。”元世祖平定江南，于至元十八年（1277）又將江南部分人戶分封給諸王等貴族，稱為“江南戶鈔”。據《元史·食貨志·歲賜》記載，受賜者有忽必烈諸弟阿里不哥、末哥、撥綽、歲哥都等，獨缺旭烈兀。

《哈只哈心碑》的記載證明《元史·食貨志》確有遺漏，哈只哈心是旭烈兀初定西域時派回的使者，其孫凱霖，按元朝的“官選格，分地監郡縣，聽自除拜。”“西邸”（許有壬對伊利汗稱呼）認為他“世隸其邸”，就提名他出任寶慶路邵陽縣達魯花赤，報請中書省上奏批準。接著凱霖移任旭烈兀五戶絲分地彰德路臨漳達魯花赤。

此外，據程鉅夫給河東，陜右民賦總管伯德那夫人李氏所撰墓碑文，稱其第六子“只兒瓦臺，武略將軍、寶慶路達魯花赤”；第八子“乃蠻臺，敦武校尉、邵陽縣達魯花赤。”

從他倆的家世看，本來是旭烈兀所轄河東，陜右民賦總管之子，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仍由旭烈兀的后裔伊利汗繼承，伊利汗繼承的中原各種權益，仍選用原來的老家人擔任管理官員，而不是一般朝廷委派的流官，原河東，陜右民賦總管之子，又出任忽必烈新賜伊利汗的江南戶鈔所在地寶慶路的官員。碑文作于皇慶癸丑，即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可見伊利汗在中原的利益，到這時仍由遠在伊朗的伊利汗留在中原的下屬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