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議、記室參軍、文學、說書

元代諸王位下的咨議、記室參軍等皆屬幕僚之職，大體相當于蒙古必阇赤，其建制大體也是仿金代王府設置，負責為宗王提供意見以及日常事務的處理。

如《段思溫先生墓志銘》記載：“皇子安西王撫封于秦，開府之初，慎簡僚佐，管記之選尤重，于是遣左常侍、今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劉公某以記室參軍驛召先生，辭疾不赴”。安西王除征召記室參軍外，位下還設置了咨議，李庭就曾擔任此職，《解鹽司新修鹽池神廟碑》便是由其撰，描述此地鹽利之封，歷代除設立官府進行管理外，還行祭祀鹽神之事，其事跡又可見于《故咨議李公墓碣銘并序》。

此外，李兟也曾擔任過安西王府咨議，雷希顏曾由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宛平王氏先塋碑》記載了王氏“由晉王內史府掾升記室，遂入掾中書”。《渾源劉氏世德碑銘并序》記載了劉鄰曾任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以上資料可見咨議、記室參軍大都由諸王征召或王府屬官升任，以漢族士人充任，而且由于其職能所在，與宗王關系相對較為密切，所產生的影響不容小覷。

李治安先生認為文學與說書是元代宗王王府特有的屬官。但筆者注意到史料中經常出現漢族士人出任“崇政殿說書”的情況，還有“東宮說書”、“東宮文學供奉”、“太子文學”等，似在朝廷亦設有說書一職，而且設在太子位下。一般來說，文學專門負責王府文書的撰寫，但史料記載慈都先生“入侍裕宗于東宮，以文學供奉”，后“入侍禁中，與脫因俱以文學備顧問”，說明太子位下文學也備有幕僚顧問的性質。其來源亦為太子征召，并且與其關系較為密切，如張郁“今圣潛龍，召為宮師府文學，進司經宮府，文學司經，寄帝耳目”。

說書更似宗王的伴讀或教師，其具體職責和來源可援引《送李思齊詩序》，李思齊曾任郯王王府說書，“王之府置說書四人，其一人為思齊，又曰王甚賢，王甚愛思齊，前年王來朝京師，及還，將以思齊往，不果，今既來召思齊，其終得于王矣，請子敘之。

夫說書，古未聞其制，唐諸王侍讀，宋直講贊讀之任，悉置官上，屬于王府傅，今諸王府說書非官也，大歸掌侍王游處，日誦古圣賢之訓，祖宗之成法，談說禮樂，規諷道義，陳古今興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跡，以朝夕左右王，其職要非輕矣”。從以上史料可見，說書一職多為宗王征召，跟咨議、記室參軍在地位上相似，屬于王府掌“文墨語言”的“秀才”，相當于必阇赤，所以才會出現上文中王府文學兼任記室參軍的現象。

李治安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文學和說書職司有一定差別，但筆者發現史料中也會出現二者職務匯集一人的現象。如《曹仙媼成道志》記載，高唐王位下文學□書郝季隆經過馬頭關時聽聞關吏所述曹仙姑成仙之事，碑刻所載高唐王即為闊里吉思，郝季隆為其下屬，其官為“文學□書”，此處應為文學說書。在此碑中，文學和說書是放在一起的，可能郝季隆同時擔任這兩種官職。此碑之記載說明了即便是非皇室宗王一系的早期駙馬封王，其內部的附屬機構也是相當完備的，可能會由于官吏人員不足的情況出現一人同時擔任相近職責的官職的情況，但其體系卻是成型的。之前的文學說書等職多見于皇室宗王，而此碑的記載說明駙馬封王也設置此職，可補史料之闕。

總體來看，咨議、記室參軍、文學、說書此類官員基本上屬于同一性質，其職責雖有所差別，但總體上說都屬于幕僚一系，所以會出現互相兼任的情況，其官員基本上都選用有一定文史知識的漢族知識分子充當，而且與宗王的關系比較密切，甚至會對王府的大事提出意見建議，比較典型的是云南王位下文學張立道，其父便曾為拖累必阇赤，張立道年輕時便跟隨忽必烈征討，估計也是充當參謀幕僚之類的角色。云南王封藩被任命為文學，王傅與地方實權人物合謀毒殺忽哥赤，張立道“怒與爭”，“潛結義士、約共討賊”，失敗后流亡吐蕃，后叛臣被誅，張立道受到獎賞。

但除上述特殊情況外，由于此類文官職小權微，且為漢人，其意見往往會被忽視。如最典型《武恪傳》的記載：“明宗在潛邸，選恪為說書秀才。左右惡恪言：‘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除卻以上屬官外，大體相當于幕僚功能的王府其他文官還有教授、知事、都事等，他們大多由宗王自辟，負責管理王府的大小書面事務以及提供意見咨詢，與朝廷任免關系不大，在此不一一列舉。

典食司、衍福司

前文列舉的王府屬官基本上都是由固定職位的一人或多人負責一項機構，而負責王府其他日常工作的屬官成分較為復雜，大多由成體系的機構負責，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典食司和衍福司，由多位王府屬官構成，有其長官及下屬官員。在此僅選取二者進行簡單論述。

典食司系王府的膳飲機構，該機構由蒙古怯薛中的博兒赤演化而來，其長官或為使，或為提舉，屬下有經歷等官吏。衍福司又為延福司、延慶司，專掌王府祈福祭祀等事，品級在正四品左右。此機構大多設置在具有較為強烈宗教信仰的宗王處，如“崇尚浮屠”的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1290）便設立過延慶司，受封晉王后便由其負責祭祀事，“命僧作佛事，歲耗財不可勝計”。安西王阿難答篤信宗教，便設立衍福司負責此類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