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民史學因為處于特殊的時代背景，本身沒有修史方面的諸多限制，除了涉及后金和清朝的地方，他們大都可以直抒胸臆，縱橫議論。

因為遺民本身對于明王朝有著復雜的情感，導致遺民史作中對于明王朝的某些記載亦有一定的傾向性，這種感情的傾向與史學的直錄要求相矛盾，故而遺民在書寫評價楊氏與世宗時褒貶不一。談遷直言世宗時期國初醇厚之風已然無存，批判其信方術好長生。查繼佐以“尊君”為要，仍承襲范守己論世宗的“奇謨六、偉烈四、獨行五”的說法。此時期史學外部生態的影響并不明顯，主要是遺民情結在史學中的表現，遺民情感在明史中的突顯使得楊廷和的形象在君臣大倫前再度紛紜。

楊廷和在不同時期所受到的關注度不同，其整體評價，特別是議禮事件中的形象也有差異。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因為歷史文本本身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時代的變化、史家主體的變化、輿論主流的變化，這都可以歸結為史學生態的變化。可以看到，官方的輿論、官方的文獻、家史的建構、私史的主題、史家的個體認知、不同話語的慣性等因素對于楊廷和形象變化的影響。

不同時期的書寫者對于楊氏形象都有一個自我建構的過程，這其中有當世文化、輿論主流等外在因素的滲透，也包括個體本身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也就是其對于議禮中君臣是非的理解。這中間有其相互作用、相互碰撞融合的過程，需要將其置于史學生態這一體系中進行考量，由此，不同時期的不同個體對于楊廷和的建構才更加透徹清晰。

歷史人物書寫與評價書論歷史人物的影響因素

同一個歷史人物，為什么會有種種不同的評價？瞿林東先生明確指出四點，一是見識上的高下，二是資料上的豐寡，三是判斷的當否，四是愛憎標準的不同。張耕華先生也曾指出，歷史人物的評價是有史事與標準兩個維度組成的。

由此，歷史人物的書寫與評價涉及主客兩大方面，一是主體的實際情況，也就是歷史人物的道德與事功，二是客體的選擇，也就是評價者的史實判斷和價值選擇。主體的實際作為是后世進行書寫評價的根本，是史學求真求實的基礎與要求。

關于歷史人物的作為的評價，在中國古代史學的人物評價中存在著道德和事功兩個層面的標準，程朱以來，理學化成為史學發展的一大趨向，“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成為良史的標準。晚明時，敘事考信的史學傳統開始回歸，理學化史學受到了批判，事功標準成為史家臧否人物的重要參考，當然，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道德評判也沒有退出史學視野。

事功問題雖然處于事實層面的探討，但其存在一定的考證難度。以楊廷和為例，關于他的基本史事的記載便有諸多版本，甲是乙非，造成一些史事頗說不清，而其不同形象的出現與當時的形勢、人物關系、輿論環境等密切相關，這使得考證難度較大。

盡管區分文本的事實價值與其背后的價值取向較難，但這種區分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必須關注到文本之外的東西，才能得到更為全面、合理的解釋。以楊廷和票擬復寧王護衛為例，不僅要考察正史、私史的本紀、楊廷和傳記，還有費宏、梁儲、王瓊等人的傳記，也需要分析當時的票擬制度、廷試制度、內閣運行等。

事實認定是歷史書寫評價的前提和基礎，如果要評價歷史人物，對其一生性質加以判斷，則要進行功過是非論定，這需要客體確定評價的標準。至于對歷史人物行為的道德判斷則是給史事賦予倫理和價值上的意義，也要落腳到標準問題上。

在評價標準方面，特別需要做到“知人論世”。無論是歷史人物的作為，還是后世史家的評論，都具有歷史性。每種話語都有具體的“語境”，包含特定的主體認知、群體認同。史家的標準構成從不單受史事考據認定的影響，還有自身主觀的認知和現實因素的滲入。

價值標準的選擇首先是評價者個體的價值觀、道德觀，這與個人的學識、經歷密不可分，也不能排除個人主觀好惡的因素，特別是明中后期以來思想文化的多元，價值標準可謂因人而異；其次，時代文化與輿論環境對于標準選擇的影響，一般個體是不能不受到群體價值的影響的；再者，官方標準的影響。歷史從不可能獨立于之外任自發展，歷史書寫在某些時期受因素影響極大，并且有的會隨形勢而變化，特別是帝王將相的書寫，一般的私史著作都會依附于官方的記錄和論斷；另外，前人的評價也會不同程度的影響到后來史家的標準選擇。

在歷史人物的評價中，主體層面是歷史人物的實際作為，屬于事實性的；而客體層面是標準的選擇，牽及個人價值觀、輿論背景、人際關系等多方面，屬于意識性的。兩個層面在人物評價中的主次地位也是因時而異。故而，歷史人物的書寫與評價是評價者主體價值取向與現實影響因素交融互動而之于文本的復雜過程，即使是嚴肅的歷史書寫也不能完全擺脫內外因素給史家的書寫過程帶來的干擾。

從楊廷和的書寫評價史來看，內外因素在共同發揮著作用，并因不同時期的不同身份的史家出現了文本各異、紛雜不定的情況，各種因素對于楊廷和評價的影響都展現的淋漓盡致。王瓊、張璁、桂萼、王邦奇等人因與楊氏有恩怨嫌隙，不免隱其功而夸其罪，以之為元惡；而喬宇、熊過、張邦奇等人或是同僚好友，或為門生鄉誼，難免隱諱其過而張其勞。如此情況，更要求研究者發掘和分辨文本中的歷史事實與價值傾向，不僅要對相關史事之于當時的意義進行評判，而且要史學史的角度對不同史家的評價進行梳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