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的私史生態

后學出于明中后期史作的大量出現的整體性分析而作出的繁盛之論斷不無后人盲目樂觀的嫌疑，缺乏對私史著作過程的細致考察。

明代中后期私修國史的史家其實仍面臨多方面的壓力與考驗，一是明朝官方的史禁，二是官方記錄權威不容私議，三是材料搜求考訂不易。

首先，關于明代的史禁問題，因為明代本無明文禁止撰史，且史禁活動較少，學者多以其遠遜于滿清，反以之為私史發展之有利條件。如果從明清兩朝的史禁文網對比而言，這種觀點誠然可以，但是，若是就明代史學的自身發展發展歷程來看，史禁對史學的多元與深度發展的阻力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萬歷后期至天啟年間。明代原本確無明文禁止私人修史，然明代官方對于私人撰史的許可仍然有限，特別是國史修撰，自有春坊翰林，不容草野輕為。

隆慶五年（1571），工科給事中李貴和認為陳建犯了“自用自專之罪”，《皇明資治通紀》因此被穆宗下令毀版禁絕。“自用自專之罪”一條，其含義本模糊廣泛，不足為據，而李貴和言陳建著書一是越職僭擬，二是熒惑眾聽，穆宗深以為是，在禮部請毀版后，穆宗仍諭令史館不得采用，用意明顯是要保證朝廷史館的絕對權威，完全否定私人修國史的行為，即使其作有可圈可點之處，也不能采草野之筆入昭代之史。

萬歷三十年（1602），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劾李贄，得神宗禁旨。這次史禁的結果不僅將李贄之書盡行燒毀，而且使得李贄本人死于獄中，這位“說法教主”的結局正是明代史禁的直接見證。天啟、崇禎時期，官方對于民間私史的態度進一步收緊，許崇熙等皆因私撰國史而獲罪。

如楊艷秋所言：“相對于清代的秋荼密網，明代的這些史禁似乎還屬寬容，但是這種現象已經說明政權對史學的控制的極端強化。”談遷《國榷?序》中言：“千載上腐刑余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鄭曉棄稿于火，后雖補寫完成，但其臨終前仍懼書禍及后人，何喬遠著史喚《名山藏》，尹守衡之作稱《明史竊》，其他如鄧元錫《皇明書》等私撰國史之作皆是于作者身后刊刻，皆是因懼其書為當朝忌諱，引火上身，可見史禁之威。

再者，在專制權力的統攝下，明代官方記錄的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擁有國史地位的實錄所定之論，不許個人置可否。在明代，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把《明實錄》視作“國史”，如沈德符言：“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為史。”

明代統治者對于實錄的編修十分重視，親下詔書、選派專員、親書其序、專禮進呈、恩賞諸員，可見《明實錄》的地位之高。明代君臣對實錄的崇高地位與絕對權威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對于明朝統治者而言，明代實錄中記載了皇帝之文治武功，后世學習遵守先帝之言辭事例，可以維持明祚長久，于國家治理意義深重。

在官方對實錄的高度重視下，《明實錄》的國史地位安如磐石，其自然有法定的權威地位。這種法定地位最為直接、重要的表現就是列帝實錄中的史事與結論具有官方認可的正確性，其他任何官私文書凡牽涉國是，必以實錄的記載為準，不允許有所出入。如朱國禎言：“我朝國史所定必由宸斷，尤為鄭重，若天之星辰，地之河岳，斯固無容擬議。”實錄“無容擬議”的地位決定了有明一代君臣之褒貶是非必以實錄為準，其所有形象的建構必然受到權力的左右。

在這種情況之下，若私人否定實錄的記載，其不僅是褻瀆先朝君臣，而且得罪于后繼君臣，因為其之可否非一字一詞之事，而是關涉到正統性、合法性等話語，文字背后的專制權力統攝是實錄“無容擬議”的根本之義。三者，明人私修國史之難非止史禁與忌諱，史料之搜求考訂亦難。人稱明之野史，汗牛充棟，言似容易，實為艱辛。

遷、固得利于太史蘭臺，唐宋之史著作于史館，若以一人之力搜求文獻于昭代，討論是非于史筆，非嘔心瀝血不能成，故而“以海鹽（鄭曉）之志焉而弗史，以太倉（王世貞）之力言而弗史，以南充（陳于陛）之位與局焉而弗克史”。其所謂第三難，與錢謙益注重長編之修有關，但其言紀載紛而可援據者寡，確是一難。

明中后期私史頻出，抄撮者多，魯魚亥豕，混淆史事，難以為資，這為史家增加了著述難度，不得不進行大量的考證工作。由此，私史繁盛對于志在成一代良史的史家來說并不是一件有利無弊之事，如何在其中披沙揀金，去偽求真，是當時史家的一大任務與考驗。

家史行狀不知，則其作難免多有錯漏；秘府書文不知，則必類于街巷野說。金匱之藏是官方修史的一大優勢，是其控制史學修撰的憑借。就明代中后期而言，《明實錄》的流出確實是私史發展的一大有利條件，但是，恐有一定相對范圍。《明實錄》流出禁中后，當時并沒有刻本，只有極少數高級官僚家中藏有抄本。

顧炎武指出：“然其（實錄）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一些底層學者如許崇熙、談遷等仍需要輾轉借閱，點燈熬夜，幾經寒暑，以其未可輕窺易得也。另外，《明實錄》的外傳主要在萬歷年間，其所傳者必然是穆宗之前的實錄，萬歷以后纂修的萬歷、泰昌、天啟三朝實錄并沒有被大量傳抄，崇禎一朝又無實錄，這種情況無疑為明末史家的材料搜集增加了難度，史事是非難以判別。實錄之外傳情況如此，李建泰稱“文獻不足征，久矣”。實錄之用尚有如此難處，家史、私史之難采難信更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