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私史雖然大量出現(xiàn)，而若要探討時人關于楊廷和的相關評論只能在明代通史著作中進行。

《國榷》《罪惟錄》《石匱書》是清初較為完備的明史著作，三部書皆耗作者數(shù)十年之心血，書中流露著他們面對亡國易代的沉重心情，作為遺民史家的代表，他們對楊廷和的評價可謂各有見解，有前人的話語慣性影響，亦有遺民史學本身的特點。

補袞納牖：談遷《國椎》論楊廷和

談遷，明末諸生。根據(jù)《國榷·義例》記載，談遷在天啟元年（1621）感陳建《通紀》之陋，欲自成一書。《國榷》初稿完于天啟六年（1626），以后陸續(xù)改訂，至順治二年（1645）以后，又續(xù)加了崇禎、弘光兩朝。

據(jù)《義例》所述，《國榷》創(chuàng)稿于公元1621年，順治四年（1647）原稿被小偷偷走，又發(fā)憤重新編寫，順治十年（1653）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這部書的編纂時間前后已經(jīng)超過三十年了。談遷在書中自署“江左遺民”，但并不在書中為明王朝而諱，如其論明世宗，可謂全面客觀。另外，《國榷》中按語頗多，有的是轉引他人，有的是發(fā)于談遷，對于這些評論需要具體的討論。(www.ws46.com)

關于楊廷和的記載

《國榷》作為一部編年體史書，其中關于楊廷和的記載是按照時間順序而敘其遷轉歷事。因為楊氏在成化末及弘治朝皆為翰林官，故其主要為政經(jīng)歷還是于正德、嘉靖兩朝。就正德間而言，談遷記載了楊廷和拒絕溫恭配副將軍印的請求、堅持為父守制、多次勸諫武宗、拒草謁皇陵并各王墓祝文、定策迎立世宗、擒拿江彬、借遺詔與登極詔革除弊政等事，于嘉靖間則主要記載“大禮議”。

對于前人說法不一的賄賂劉瑾、復寧王護衛(wèi)等事，談遷有自己的看法。首先，談遷認為楊廷和未有賄賂劉瑾之事，其言楊廷和與劉忠皆未拜謁劉瑾，便直接否定了《雙溪雜記》“賂瑾賣友”之說。對于楊廷和入閣，則采實錄直說取之入閣，未有他論。其次，關于楊廷和在處理寧王事上的表現(xiàn)，即復寧王護衛(wèi)與宣諭寧王二事，談遷的記載頗值細究。

其載復護衛(wèi)事：“周應賓曰：‘草威武大將軍敕與復宸濠護衛(wèi)者或以為楊廷和或以為梁儲，兩家子弟各有辨，事遠人亡，何從而斷。陳公槐以為二者皆出于楊，陳于楊雖有私隙，然其人以伉直名，當不妄云。周應賓是萬歷、天啟時人，官至禮部尚書，陳槐于正德間為撫州府知府、江西副使湖廣，周氏認為這件事過于久遠，無從考證，而陳槐則認為草大將軍敕與復寧王護衛(wèi)皆是楊廷和為之，這與前人之說法頗異。大將軍敕一事諸家皆記楊氏拒草，而敕后出則不知出于何人，復護衛(wèi)事則應首出《雙溪雜記》。

談遷認為陳槐雖與楊廷和有嫌隙，但人品伉直，當不是誣詆之言。顯然，談遷在言辭之間是認同陳槐的說法的，這種因人采言的方法是談遷采錄私史稗乘的重要標準，其在《義例》中言“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探，否則，間征一二，毋或輕徇。”這種人書并觀的方法雖然可見其選取史料的謹慎，但是，所擇當信與否實則需要進一步討論。而且，若是楊氏票擬復寧王護衛(wèi)，則楊氏之處事不免與其人品和處政風格不符，不知如何不以本人而論事。

對于宣諭寧王事，談遷以此事是武宗先宣于內(nèi)閣，楊廷和對以宣宗處趙王事，這得到了武宗和廷臣的一致同意。談遷既對陳槐之說有認可之意，則此處便事理不通，甚至不如《雙溪雜記》更符合邏輯。《雙溪雜記》中以楊廷和受賄票擬復寧王護衛(wèi)，后恐寧王事發(fā)牽及自己便秘密派崔元等人往南昌宣諭。此處則既言楊氏復護衛(wèi)，又言楊氏主公開宣諭，不知楊廷和究竟如何。因為就宣諭事而言，楊廷和的處理建議是較為妥當?shù)模瑢倮铣芍\國之舉，如此與復護衛(wèi)事中的形象略有沖突。

關于“大禮議”的評價

嘉靖以后，明人多以議禮為嘉靖朝第一大事，如黃鳳翔《嘉靖大政類編》第一篇即為《大禮》，談遷對于嘉靖初年的記載也基本以“大禮議”為主，其對于議禮兩派的種種主張、行為都給予了相關的評價，楊廷和作為“大禮議”中的重要參與者自然也包含其中。

在嘉靖元年（1522）熊浹上疏事后，談遷發(fā)表了自己關于“大禮議”的第一處評論，即關于“濮議”與爭論之啟。談遷曰：“定陶濮安之案，且漢宋之已事在，非無據(jù)也。永嘉逆窺上指，開陳其端，寥寥寡和，久之，歷城巡檢之書上，其風未波，自熊恭肅繼上，宸衷益搖，漸成聚訟。”

“異議即斬”是楊廷和在議禮事上專斷的第一個行為，禮部尚書毛澄與群臣皆主此說是念孝宗之德，而且有漢宋之前事為據(jù)，即“濮議”之說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張瑰等人窺世宗之意，接連上疏，楊廷和等亦堅執(zhí)不回，世宗左右不定，兩派聚訟紛紜，遂啟議禮之爭。

在世宗定策功封楊廷和等人伯爵事后，談遷引沈德符之論，其中牽及楊廷和思怨報復之事。沈德符認為世宗即位時的次輔梁儲未受封賞實在可疑，這應與楊廷和有關。“沈德符認為梁儲被逐出閣全因與楊氏不和，楊廷和居首輔而以好惡用人，其后方獻夫等人為梁儲不平而指楊氏為元惡，則是楊廷和咎由自取，以致被后人載于私史，身敗名裂。其實，方獻夫等人謀罪楊廷和與“大禮議”之事密切相關，為梁儲不平尚不能至此，但是，沈德符分析楊廷和與梁儲之言則有所據(jù)，如此，則楊氏擅權專斷非止議禮一事。

對于楊廷和因史道彈劾求去而世宗慰留之事，談遷認為慰留未必是世宗本意，當時君臣已因議禮事有所嫌隙，史道挑唆之，則世宗更加動搖。談遷曰：“史道伺旨擠新都，上意已搖，其慰留新都詞指懇篤，亦擬于次輔，未必宸衷，然也。”諸家私史皆以慰留事為君臣一心，而談遷的推測更為實際，當符合當時境況，這一說法后為《明史》所采。而后，曹嘉參劾喬宇，楊廷和、毛紀、蔣冕等皆求去，談遷引徐學謨之論:“一時大臣黨同過激，殊非事幼君之體，自后邪臣伺隙離間日生，新進用事，老成削跡，未必非廷和輩自處太高，有以媒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