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要典》之于楊廷和“議禮罪魁”形象的再興影響較大，主要原因《三朝要典》與《明倫大典》關系密切，在《要典》受《大典》的影響頗多。

關于此點，劉夢月在《嘉靖《明倫大典）的編纂與流傳》中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她指出《三朝要典》的體例、丑化反對者等方面皆是借鑒《明倫大典》而來。特別是關于楊氏等人的罪名問題，《要典》的編纂者為了徹底丑化東林黨人，他們不加甄別地照搬《大典》關于楊廷和等人的批判，例如貪定策之功、欺沖齡之主、失人臣之禮、壞君臣父子之綱常等等。

《明倫大典》在頒布近百年后因黨爭而再度受到關注，并且被從黨爭角度去理解，楊廷和在嘉靖初年的罪名以世宗欽定而被再度提起，甚至連隆慶初年對楊氏名譽的恢復也被忽略。楊氏“議禮罪魁”罪名因受政治斗爭而被官方輿論再度強化，賢愚無定，隨時而轉，此足為典型。

萬歷中后期，實錄逐漸流出，明人在著史時已經可以參照實錄，實錄作為國史，本身具有絕對的權威，私家史學在參照時不免出現史家偏信實錄的情況。時人朱國禎言：“我朝國史所定必由宸斷，尤為鄭重，若天之星辰，地之河岳，斯固無容擬議。”

由此，在私家史學接觸到實錄后，不免會承襲官方實錄的態度和觀點。比如，在此時期的私史著作中大都記錄了楊氏引致仕都御史林俊為援、出張璁為南京主事與楊一清和石瑤肯定張瑰《大禮或問》的評論，楊氏議禮形象的負面性不斷得到加強。楊廷和議禮事作為曾經的廟堂忌諱，天崇私史在敘述時不僅承襲實錄及《明倫大典》的記載，而且言辭較為簡潔，特別是楊廷和等人的奏疏等與世宗不合者。

比如，朱國禎所撰的《皇明史概》中對于“大禮議”過程的記載便極為簡略。如世宗即位后初次提出議禮，只記“禮部會擬興獻王典禮，上以事體重大，令再議”。世宗生母入宮儀駕，只“母妃將至，御批用母后儀駕，大明中門入”一語而過。對于嘉靖元年（1522）世宗先考孝宗事，朱國禎僅在“清寧宮后三小室災”一條標注“楊廷和等因疏諫皇稱，報以慈壽皇太后懿旨，然不復，再催，定考孝宗矣”。

對于這些議禮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其間相關官員具體的主張、君臣意見的交鋒等都未及一字。又如劉振參實錄而作的《識大錄》，其在嘉靖三年（1524）春楊廷和致仕以前凡實錄所記諭內閣處，劉振皆稱“楊廷和人等”，凡實錄言楊廷和等執奏，劉振俱稱“楊廷和”，是以首輔楊廷和代內閣，極為突出楊廷和“制挾君父”、“失人臣之禮、壞父子之倫”的形象。至于群臣念孝宗之德而群情不回的情況并沒有在諸家文本中顯露，這與隆萬時期關于楊氏議禮的重構截然不同。

《名山藏》與《皇明史竊》之議論

晚明的當代史撰述在數量上仍呈現出較強的發展態勢，而此時期，關于嘉隆朝的記載因年代稍遠多見于明通史中，筆者在此選取《名山藏》和《皇明史竊》作為主要分析對象。此二書皆花費作者數十年之力，何喬遠為廟堂高官，尹守衡為辭官舉人，二人的經歷見聞有異，對于楊廷和與“大禮議”見解不同，兩部史作亦各有特色。

君子失體：何喬遠《名山藏》論楊廷和

何喬遠是晚明著名學者，以“一代之作手”聞名于世，長于詩文，頗好史志，他所撰的《閩書》是一部較大的福建通志書，而他的史學著作《名山藏》在明代史學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關于《名山藏》的撰著時間并無明確記載，錢茂偉的研究中以鄒漪記載認為此書大體始作于其在刑部主事任上。當時何氏應主要是摘抄實錄，搜集資料，初顯成書為編之意。

錢謙益在《序》中稱何氏“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也就說明這部書的編纂時間頗長。《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以作者逝世時此書亦未完全定稿而將此書系于何氏卒年，即崇禎四年（1631）。綜合言之，何喬遠著《名山藏》用時頗長，萬歷晚期其辭官居家期間當為重要的撰述階段，天啟崇禎時期仍在完善，甚至到其去世時尚有待完善之篇章，今之刻本所見《輿地記》未全且《典禮記》《樂舞記》未見刻或因何氏卒時稿尚未完訂，而后人又無補輯。

《楊廷和傳》的基本內容

《楊廷和傳》處于《臣林記嘉靖臣一》中，李建泰的《序》中言“讀臣林諸記，可以進君子”，《臣林記》所記皆是有明忠誠之臣，這是何喬遠對楊廷和的整體定位。楊氏傳記近七千字，記楊氏之仕宦一生，其中有關楊氏為政，特別是有關國家綱常法紀之事記載頗詳，君子小人之別在相關事跡中較為突出。

何氏記載了楊廷和忠厚為臣、正色立朝諸多事例，如拒絕張永求封侯、拒絕宣大副總兵溫恭佩副將軍印、多次勸諫武宗、堅持為父守制、拒絕武宗令群臣旗帳相迎之旨、拒草威武大將軍敕、請如宜德故事削寧王護衛、諫止武宗南巡親征、定策迎立世宗、清理正德間弊政、擒拿江彬、起草世宗登極詔、拒受伯爵之封、史道等人彈劾楊氏之事、諫止齋醮織造諸事、王邦奇以哈密失國事參楊氏諸事。

可以說，在整篇傳文中基本沒有關于楊廷和的任何負面話語，其所記載的楊廷和實可謂士林模范，其在正德時堅決拒絕武宗及豹房佞臣的無禮要求，周旋于群小之間，匡補調和，在嘉靖朝盡心事君，精忠可見。特別是何氏在傳文中記載了楊氏拒封伯爵及疏請致仕時世宗的溫旨慰留之辭，一方面表現世宗對楊氏的倚重，一方面也表現出君臣相協如同魚水之感。另外，何氏記載了王邦奇彈誣楊氏一事，更加突出了后議禮時代的君子小人之別。

與采錄《雙溪雜記》的諸書不同，何喬遠并沒有引用其任何說法，而王瓊在《名山藏》中也沒有傳，這表明何喬遠在對比考量了諸家史料后，采用了楊志仁、王世貞等人關于楊廷和的記載，而王瓊此人“才而奸險”，入君子濟濟的《臣林記》自然不可，入專記小人的《臣林雜記》則似不妥，故而未被采入書中。關于此篇《楊廷和傳》的史料來源，較為明顯的有《明實錄》《行狀》《嘉靖以來首輔傳》。

如其載楊廷和于正嘉之際的穩定舉措較之前諸家記載皆更為詳細，顯然出于實錄，又如世宗溫旨慰留楊氏之語，必出于實錄。關于楊廷和入閣事，其載武宗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即調回京入閣，此說乃出于楊志仁所撰之楊氏《行狀》，又江彬被擒后世宗方安心入京，此亦出于《行狀》之記載。又其載“廷和美風姿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瘓邊事及一切法家”，此則出于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