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喬遠對世宗的評價基本是承襲《明世宗實錄》及范守己等人的論贊而來，稱世宗為“中興之主”，并突出其英斷獨治的風格。

“如此，其對于“大禮議”的觀點亦必然承隆萬之說，以稱世宗之孝為題眼。在《開圣記》中，何喬遠對“大禮議”發(fā)表了觀點，他的看法與徐學謨相似。 何喬遠首先點明議禮群臣多曾歷弘治之政，故思孝宗德政，而張璁等人未曾為孝宗之臣，故能體察世宗的孝心。

其次，議禮諸臣泥于漢宋故事，未能覺形勢之異，不能折中，意氣相激，排斥異己，以臣子抗衡于君父。而張桂等人固然有阿諛邀寵之詬，但其論確當，“大禮議”實乃“明天子之制作，大圣人之孝思”。雖說此論頗似徐學謨之言，但筆者認為應當出于何氏心思獨具，其在《臣林記?弘治臣一》曾言“臣讀弘治間事，令人恨不當其時。君臣魚水，可謂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則非人也”。

此則可以理解群臣上念孝昭的感情傾向。何氏又親歷國本之爭諸事，自然能夠體會臣執(zhí)己見與君相左而不回的境遇。故而能發(fā)此議。值得注意的是何喬遠對于張桂等議禮新貴的態(tài)度。何喬遠則在《張孚敬傳》下附“以大禮貴者其人，黃宗明、黃綰、霍韜、方獻夫、桂萼、席書、熊浹”。何喬遠的對議禮新貴的評價從君臣角度出發(fā)，并且對有關(guān)的事功進行了肯定，并沒有過于突顯希言邀寵的意味。如其論張璁曰：“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豈不赫然名臣哉。”

對楊廷和的總體評價

從《楊廷和傳》的撰寫來看，何喬遠對于楊氏在正德、嘉靖兩朝的功績還是頗為肯定的，其所展現(xiàn)的是一位君子正臣的形象，對于世人誤解楊氏的種種說辭亦全然未采。而關(guān)于其議禮之失，何氏在傳文中僅以封還、執(zhí)奏片言帶過而已，這與《行狀》和《墓祠碑》的處理方法是相同的。另外，傳記末尾有何喬遠評論，內(nèi)容基本也是圍繞楊氏議禮事而來。

何喬遠援引了趙貞吉的解釋理路，以“命”、“遇”、“時”之辭為解，正如怡有在工“草中的分析，此話本就復雜難理，而何氏并未提趙貞吉之釋辭，不免給人以自我揣摩的空間。其又論楊氏言及受遺詔而淚簌簌，亦不知何解，不知楊氏落淚是以感武宗倚重之恩還是自嘆己前后際遇之懸殊。所謂楊氏自喜者，則是以楊氏專權(quán)承斷三十七日，其處置各方雖有武宗遺詔與太后懿旨為名，實則以內(nèi)閣首輔而處國家非常之時也，此史書罕見者。

后又引徐學謨之論”，再論楊氏等議禮諸臣意氣相激，非元臣是幼君之義，此不免有恃定策元功而黨同一氣的嫌疑，諸臣乞休而去以致于邪佞之輩進用，士風澆漓，此皆楊廷和輩之誤也，也就是認為楊氏等諸臣在議禮事上處置不當，禮儀遷延，恩怨報復，君臣離心，后來種種皆君子之過。

何喬遠的評論是基于實錄和《明倫大典》中關(guān)于楊氏的說法并參照了趙貞吉等隆萬時人的觀點，有雜糅兩種輿論的傾向，特別是末尾引徐學謨的論語，使整段議論的責備之意更強，楊氏之過不僅于議禮本身，而且在士氣之變。宰相失度：

尹守衡《皇明史竊》論楊廷和

尹守衡，萬歷十八年（1582）舉人，授福建清流縣教諭，萬歷二十六年（1598)，吏部侍郎裴應章舉其出任浙江新昌知縣。兩年后，因其與上司相處不善，被降為趙王府審理正，隨即辭職還鄉(xiāng)。據(jù)其《敘傳》之言，歸家后，尹守衡自幼便仰慕左丘明、司馬遷，有感尹氏自周初為史官代不乏人，便欲成有明一代之史。是書寫作時間達近三十年之久，自萬歷二十八年辭官歸家，閉門謝客，潛心編撰，終成此書。是書成于崇禎元年（1628），十一年刊刻。

《楊廷和傳》的基本內(nèi)容

《楊廷和傳》敘事簡潔，其所載楊氏事跡有諫止武宗出游、楊廷和守制去而武宗益恣游亡、與內(nèi)閣諸臣迎武宗回京、拒草威武大將軍敕、迎立世宗、擒拿江彬等事，正面形象與負面形象相半。

與何喬遠于《名山藏》中塑造的君子正臣形象不同，尹守衡在《楊廷和傳》中并沒有特異突出楊氏在正德時期穩(wěn)定社稷的功績，反而對楊氏在某些事情上表現(xiàn)甚為不滿，帶有相當?shù)呐行浴Ｋ环矫嬗涊d楊氏諫止武宗出游、楊廷和守制而梁儲虛位以待等事，塑造了楊氏輔弼重臣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他又批評楊氏沒有完全以禮事君，有失臣體臣節(jié)，如同尸位素餐。

如其所言楊廷和諸臣迎武宗回京之事，其言“大學士廷和捧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福，毛紀奉金花，長幄前稱賀”，之前諸家記載中只言楊廷和拒絕群臣彩帳彩旗相迎事，而唯有此處稱群臣確是執(zhí)彩旗相迎，且言內(nèi)閣大學士皆如侍者，全然無大臣之體，事雖滑稽，但言辭間頗有譏諷之意。又如其言武宗時四處巡游而國家安定，尹守衡將神器如磐的功績歸于內(nèi)外群臣忠君盡職，甚至諸佞未竊權(quán)亂政亦為可慰，而楊廷和等內(nèi)閣大臣不過受享其成，這與諸家私史盛贊楊廷和在正德時期匡扶社稷的論調(diào)截然不同。

另外，其記載群臣諫止武宗南巡被杖死十二人之事曰：“公卿大臣噤不敢出一語，都人爭唾罵之。”這與《行狀》的記載截然不同，首輔楊廷和在此事中的表現(xiàn)儼然是一個尸位內(nèi)閣且只求自保之人。

《行狀》中言楊廷和當時臥病乞休，聽聞舒芬等人受杖，便請司禮監(jiān)近侍轉(zhuǎn)奏其言，勸諫武宗，又與內(nèi)閣同寅伏闕三日留止，不得，見太監(jiān)張銳出，楊氏又請其轉(zhuǎn)奏，張銳稱此事與他無關(guān)，楊氏當親往豹房進言，楊廷和曰：“我只有乾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行狀》的記載其實亦不可盡信，其說法只出于此而未見旁證，特別是群情洶洶之時楊氏臥病居家，此舉不免招疑，為人詬病。

而就《明武宗實錄》記載，當時集體進諫之時，確實未有閣部大臣，而楊廷和的表現(xiàn)在實錄中只有其于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甲寅日的上疏，是為前日下獄的黃鞏等六人及罰跪午門的孫鳳等百一十二人求情，武宗不報，僅此而已。如是，尹守衡之批評非誣詆之言也。

關(guān)于楊廷和于正嘉之際的作為，尹守衡采趙貞吉之說，言：“嗣君未入，廷和承制顓斷二十七日，駕抑奸雄，人謂其有蕭張擒信之智，周勃收軍之勇云。”但是，此處說專斷二十七日則是有誤，當為三十七日，然其議論中又言“虛大位以四甸迎嗣君于千里”，則是前后自相矛盾，未及細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