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熊過所作墓表外，鄭曉的《吾學編》中亦有楊廷和之傳。在《吾學編》中，鄭曉將楊廷和列入名臣記一卷中，與其同卷者有李賢、商輅、彭時、徐薄、劉健，皆忠良能臣。

鄭曉僅是簡要記載了楊氏進官過程，但對于正嘉之際，卻用了相對較多的筆墨，盛贊其功，其載：“康陵崩，內外危疑，公擒滅兇奸，奉敬皇后旨遵祖訓迎今皇帝入繼大統，改元一詔，浦除弊政，朝野肅清，上敕封公伯，辭不受。一品十二載考績進太傅，賜褒敕宴禮部，公辭太傅，力諍大禮去，削籍。”

卷尾有對李賢等六公之論語，其論楊廷和曰：“康陵時，劉公（劉健）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廷和）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乎！”可見鄭曉較為關注楊氏在正嘉之際的功績，對于楊氏因大禮而去，頗有嘆惋之意。其論語雖然簡短，但可見其對于楊廷和仕宦一生的充分肯定，盡管楊氏已經被削籍為民，但是，鄭曉認為其在朝野有大臣之功、大臣之節，當以名臣視之。

除了鄭曉對于楊廷和功績的肯定之外，其為楊氏立傳亦與其議禮主張有關。鄭曉親歷過議禮事，是楊氏所主“濮議”的支持者之一，他還參與了“左順門事件”。議禮之事雖早已塵埃落定，但是鄭曉并沒有通過主動自悔當時的言行來希寵求位，他雖將議禮新貴張瑰、席書列入《名臣記》中，卻不赴因張璁賞識其才而改置的翰林及言官，拒絕了張璁的示好。由此可知，鄭曉對議禮之事還是持一定保留意見的，其對楊廷和尚有同情與肯定，故言其“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

另外，從《吾學編》的成書來看，筆者認為鄭曉能完成《吾學編》并能直稱楊廷和的根本原因是他對于史家角色與責任的認同和擔當。鄭曉編纂《吾學編》時已是耳順之年，且因李默之死產生了毀書的想法，其子鄭履淳在《吾學編?序略》中言：“嘉靖丙辰（1562）太宰古沖李公（李默）為趙（文華）訐奏論死，翁震懼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鄭曉將書稿棄于火中，幸未被完全燒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子鄭履淳勸其補全書稿，至四十五年（1566）方最終成稿。但在此過程中，鄭曉仍顧慮重重，以書為累，臨終前還恐此書出版禍及后人。在重重惶懼之下，鄭曉能直言議禮“罪魁”楊廷和的社稷之功，直稱楊氏為“大臣”，此之膽識節氣，亦不愧《明史》之稱其為“名臣”也。

此外，嘉靖朝學者唐樞與鄭曉書論楊氏文筆頗為相似，亦可一觀。嘉靖二十六年（1547），辭官居家的學者唐樞作《國琛集》總結名儒人物事跡，其中便記載了議禮罪臣楊廷和、汪俊、何孟春等人。唐樞為嘉靖五年（1526）進士，先為禮部主客清吏司辦事進士，雖未經歷議禮前事，與楊廷和等人亦無交集，但從《國琛集》與其奏疏來看，唐樞至少是同情議禮諸臣的”，而且，他的仕途亦受到議禮余波之影響。

嘉靖五年（1526），唐樞甘冒風險，撰上《復大禮諫官》一疏，請求世宗豁免因上言大禮事而獲罪的郎中余才、行人柯維熊等人，觸怒了世宗。次年，又因兩上疏請求朝廷速速審查李福達案，觸逆新貴，被罷為庶民。“琛，寶也。”其書既載錄楊廷和便可知唐樞對于楊氏的基本評價。

熊過所撰《墓表》本身作為家史有體裁上的限制和要求，故而它的內容豐富度遠多于《吾學編》《國琛集》，在嘉靖時人書論楊氏的文本中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其可以作為楊氏正面話語的一種，但不能以此來總結同類文本的特點，如果要對相關正面話語的文本進行整體分析，則當以鄭唐二文及陸深《祭閣老石齋楊公文》、李開先《國朝輔弼歌》、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惲紹芳《林居集》等作為對象。

這些文本總體上文詞較為簡短，在內容上重點突出楊氏正德、嘉靖之際的功勞，而且對于議禮之事多避而不談，至徐咸稱其議禮是“老臣暗塞”，何良俊也不過言“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

另外，與《雙溪雜記》之說的廣為傳播不同，嘉靖時期這些關于楊廷和正面形象的文本幾是少有人知，熊過《墓表》所撰具體時間難考且嘉靖時鮮有知之者，鄭曉《吾學編》成于嘉靖末年未及傳布，其他如陸深、李開先、惲紹芳等，雖對楊廷和之功績予以肯定，或稱其忠誠氣節，但是，這些文本的閱讀受眾較少，有的成書較晚，總體上未形成相對規模的傳播效果，不能與《雙溪雜記》的影響相提并論。

當然，這并不能歸結于文詞簡短或者作者影響力不足等輿論個體某方面的缺失，這應是私家話語在輿論中的相對弱勢的必然結果，是官方論斷在輿論中絕對的權威性造成的。在世宗英斷純孝的絕對前提下，“大禮議”及相關人物的書寫本就難度較大，以當世人論當世事，忌諱弘多，是非勝雜，在嘉靖當世之朝以及官方未予復官正名的情況下，這些文本很難達到樹立楊氏正面形象的作用。

在議禮后的輿論背景下，嘉靖時人對于楊廷和的是非討論呈現出兩極化的特點，其中，以王瓊《雙溪雜記》為代表的負面話語在權力的統攝下成為輿論主流，而關于楊氏的正面話語也并未徹底消失，其中當以熊過所撰《墓表》為典型。二者所塑造的楊廷和形象儼然天壤之別，這自然與當時的氛圍、人際關系等密不可分。

世宗對于楊廷和在議禮初的種種行為深為忌諱，張璁等人更是切齒恨之，故多次上疏誣蔑楊氏，王瓊等人更是肆無忌憚，大肆誣詆。嘉靖時期關于楊廷和的正面話語大都出于他的同鄉、同僚、門生、親屬等人，他們的記載與議論不免有主觀上的偏向，他們都極力突出楊氏在正嘉兩朝的功績，將楊廷和描繪得近乎完人。在這基礎上兩種話語并存且都在某一時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而后來私史大多鮮加考證，以致于明中后期關于楊廷和之功過是非頗“說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