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撰寫《雙溪雜記》的原因，王瓊《自序》中言到：“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怡神養氣之余，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

觀其書其人，王瓊將自己描繪成中正治臣，于國事多有正論，恨不能被當權者所采納，又以其言行見解得罪閣部重臣，被人構陷，發配于此，他一方面攻訐楊廷和、李東陽等人，一方面在書中為自己辮白叫屈，其書實非紀實信史可以知也。那么，王瓊為何在《雙溪雜記》中如此詆侮楊廷和呢？這不得不從王瓊與楊廷和之關系、王瓊的寫作動機、當時的背景等方面去考慮。

首先，最為直接的原因就是王瓊出于恩怨報復。王瓊此人陰險好嫉，于正德時期多有排陷事，對楊廷和素有怨望，明清史書對其評價多貶，《明史》稱“而瓊險，公論尤不予”。

可以說，王瓊有才而無德是明清史家對王瓊的基本評價。在武宗時期，王瓊與錢寧、江彬等人相交，他借機施展其才，在兵部尚書任上平定盜賊流寇，重用王守仁防備朱宸濠。后，王瓊忌妒彭澤平定流賊，蓋其名望，就勾結錢寧，用重罪中傷彭澤，誣陷范鋪、李昆、陳九疇，矛頭漸指內閣首輔楊廷和。

就王瓊于武宗時期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必然會與楊廷和為代表文官群體產生矛盾沖突，因為王瓊的行為與整個文官群體的理念以及正常的國家權力運行體制是相違背的，他選擇了依靠豹房這一畸形異態的權力中心作為其進行實踐的舞臺，無異于將自己列于江彬、錢寧之輩的行列。來源: www.ws46.com

面對當時圍繞豹房產生的一系列違背禮法和破壞國家行政秩序的荒唐行為，楊廷和等人采取了抗章、集體進諫、乞休等種種方式去盡力維護文官體制，而王瓊卻選擇了豹房，其行為無論是在國家體制層面還是士大夫的臣道信仰層面，都不可能為文官群體所認可。武宗崩后，楊廷和與王瓊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時內閣與張太后議定嗣君，王瓊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

他對于楊廷和將他這個九卿之首的吏部尚書排于定策大事之外極為不滿。世宗即位后，裁汰正德弊政，考察諸臣得失，王瓊因勾結錢寧等人排陷諸臣成為眾矢之的，給事中張九敘等即上奏參劾王瓊等，王瓊以言官為楊廷和所指，隨即又參劾楊廷和竊攬乾綱，事多專擅，引得世宗不快，最終被去職成邊。王楊二人本就積怨已久，王瓊的被劾去職使得嫌怨更深，故在《雙溪雜記》中大肆詆侮，在楊廷和等舊臣致仕、楊慎等人受杖發配后，王瓊更是拍手稱快，大呼“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另外，《雙溪雜記》與嘉靖初年的形勢有密切的聯系，王瓊作此書除了他自己所謂的有所思以紀實的動機外，還有更為隱秘的目的。胡吉勛綜合嘉靖初年的奏章文本、人事關系、議禮態度等多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推理，認為王瓊應是嘉靖元年（1522）及六年（1527）史道與王邦奇兩次奏劾楊廷和事件背后的主謀，王瓊謫居綏德期間一直與某些在朝官員保持著聯系，進行著一些隱秘的交易，尋求復出機會，其撰《雙溪雜記》將哈密邊事歸咎于楊廷和、彭澤等人，并將文稿傳于京師，轉借他口傳布于朝，以達到打擊政敵、尋求盟友的目的。

《雙溪雜記》能夠起到作為斗爭工具的作用并傳于朝野為時人所轉引，與世宗一朝的環境密不可分。正如胡吉勛所言，“議禮”之后，朝中出現了復雜的人事斗爭。世宗在朝中展開了大規模的清洗，將議禮中的反對派排擠出朝廷。這樣的一種環境，為王瓊傳播他在《雙溪雜記》中所表達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土壤。”在“大禮議”過程中，世宗逐漸將是否支持其議禮主張作為用人標準，特旨拔擢張瑰、桂萼等人，而楊廷和等人以致仕、外調、發配等不同方式逐漸遠離了朝廷，王瓊未親歷議禮之事，也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議禮主張來獲得世宗的關注。

但是，他憑借為官多年的經驗敏銳地覺察到在“議禮”后會有一番清洗，楊廷和堅持“濮議”定難逃罪責，他通過在《雙溪雜記》中記載楊廷和在正德一朝的種種罪行為桂萼、王邦奇等人攻擊楊廷和提供“議禮”之外的“證據”。在“大禮議”的背景下，致仕的楊廷和以及附和楊氏的官員已經喪失了在朝廷中的話語權，并沒有機會為楊氏辯白，而這些負面話語正是符合“后議禮”時代的氛圍。

另一方面，王瓊在《雙溪雜記》中為自己辯冤，則是為自己的復出進行宣傳鋪墊。在“左順門事件”后，皇權加速流向世宗，世宗需要一批官員來支撐皇權，張璁等人資歷尚淺，也遠不能滿足朝中人事更迭的需要，張、桂等議禮新貴亦需要盟友使其穩固立朝，所以在嘉靖三年（1524）十月陳洸上疏薦舉致仕的謝遷、廖紀和南京吏部侍郎胡世寧、郎中姜清等人后，世宗從其所奏，張、桂亦隨聲附和。而曾在正德時任兵部、吏部尚書的王瓊不僅為官年久，頗有政績，且與楊廷和素有嫌怨，是作為桂萼等人的盟友的不二人選。

《雙溪雜記》負面話語的影響

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貞對王瓊《雙溪雜記》評價極低，以之為明代野史“挾隙而多誣”的代表。對于《雙溪雜記》中王瓊對楊廷和之詆誣，王世貞曾有論曰：“大抵晉溪之怨楊公甚，小人恣行胸臆，無所顧憚，而又不讀書，不習本朝典故，乃敢于猖狂如此。”

明人鄭曉《今言》評當時之書曰：“惟《雙溪雜記》《塞宅瑣談》二種好短人，似亦好惡亦欠端。”四庫館臣亦認為《雙溪雜記》關于正德時期的記載是“自任其私，多所污蔑”，“與楊廷和、彭澤等不協，故記中于廷和與澤詆誣尤甚。

至于大禮一事，曲徇世宗之意，悉歸其過于廷和”。即便明清史家對王瓊本人及《雙溪雜記》的評價都不高，王世貞等學者專門對書中針對李東陽、楊廷和等人的誣蔑之辭進行了駁證，但是，《雙溪雜記》的一些說法仍然被明清時期的諸多筆記、史作轉引沿襲，楊廷和諸多負面形象便隨之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