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惕隱作為契丹政權中重要群體，在遼朝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影響。從其創設淵源機構設置、選任標椎、家族背景、職任以及遷轉等方面來看，遼代惕隱憑借其強大的家族背景以及高貴的契丹耶律皇族身份，以掌管皇族政教為本職，同時負有更多的職責，活躍在遼朝朝政之中。

從遼代惕隱的創設淵源可以看出，遼代惕隱可追溯至突厥的特勤，二者雖未完全相同，但其本質內涵卻十分相似，作為宗室子弟，他們往往出身尊貴，家族背景顯赫，因而需要他們來掌管宗室皇族的政教，這不僅是因為出身背景，更在于宗室子弟十分了解熟悉皇族狀況，從而能夠起到鞏固統治階層內部團結的重要作用。在機構設置方面，遼朝統治者為了使皇族宗室的政教更為有序，將惕隱機構劃分大惕隱司、大內惕隱司以及皇太子惕隱司，各個惕隱司分別負責對應皇族四帳和皇太子，所有皇族總歸于大惕隱司管轄。

從遼代惕隱的職任角度探析，可以發現遼代惕隱除本職外，更肩負著禮儀，軍事等其他方面的職責，中國古代禮儀祭祀作為國家的重大事項，受到統治者的格外關注，國家禮儀祭祀歷來都是最高的規格，惕隱作為皇族的重要代表，自然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此外，在皇帝參與典禮的同時，身為惕隱的皇族代表也要進行一系列的禮祭主持和參與，這不僅體現了儀式的規格與隆重，更在于能夠彰顯統治階級對于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與權威性。

契丹作為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因而其統治集團的官員與中原的官僚群體有所不同，契丹族民俗尚武，以武立國，因此在其所建立的政權中，契丹族官員都能夠擔負起對外領兵作戰的職責，而相比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原王朝官僚群體，其文臣與武將各領其事，執掌涇渭分明，與北方契丹王朝大為不同，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民族精神中保留著尚武的文化內涵所致，這也是契丹民族乃至整個北方草原游牧漁獵民族政權中所獨具特色的特征。

從遼代惕隱選任與家世的探求視角來看，遼代惕隱的選任給這一官職增添了層貴族化的色彩。“太祖有國，首設此官，其后百官擇人，必先宗姓。”從中可以發現惕隱的選任首先在于宗姓，這是由于其職責為掌管皇族之政教，因而須選派皇族宗室更為合理，更彰顯了惕隱這一官職的貴族屬性。

其中，惕隱的家世背景就成為重要的標準之一，一帳三父房作為遼朝最為尊貴的皇族，在惕隱的出身家世中占據十分巨大的比重，這也遵循著遼朝立國之初創設惕隱的選任原則。同時圣宗時期顯赫的玉田韓氏家族成員，憑借其強大的勢力，在圣宗時期的得以入籍皇室，成為季父房一系，其子弟逐漸擔任惕隱。

同時，惕隱的選派并非就身份而定，宗室子弟人員眾多，皇族的個人品行良莠不齊，為使皇族子弟受到嚴格的教化和管理，惕隱的選派更以品行舉止等各個方面進行考量，以便為宗室子弟起到表率作用，引領皇族宗室的品行風尚朝著合乎禮儀典教的方向發展。此外，對于契丹皇族中有功于國家的宗室，朝廷也會以惕隱的授予作為獎賞，這不僅是授予惕隱一職榮譽的體現，更在于讓功勛卓著的皇族宗室來擔任惕隱執掌皇族政教，能更好設立惕隱在宗室中的個人威信以便代表皇帝治理皇族，使其宗室內部穩定團結。

從遼代惕隱的遷轉方面的考察可以了解到，惕隱作為遼代一個重要官職，其在整個契丹官制系統中屬于較為關鍵的一環，首先惕隱作為遼朝的中央官員，是眾多地方節度使，部落詳穩以及各地統軍使由各地地方官員轉變為中央官員升遷途徑的重要一步。其次，成為中央朝官之后，由于常觸朝政，又便于親近皇室，逐漸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與依靠，惕隱得以進一步升任到北南二院大王、北南二府宰相甚至于越等負責遼朝重大朝政事宜的要官顯官。

同時，惕隱除了入職中央，進階高官外，由中央惕隱出任地方節度使以及部隊統軍使的遷轉也十分常見，究其原因在于，身為皇族宗室，統治者能夠對其予以更大的信任，另外，惕隱作為近于皇室的重要人員，能夠幫助朝廷更好了解各地軍政事務，從而實現整個行政體制中上聽下達的目的。總之，遼代惕隱的遷轉，不僅能夠一定程度上窺見遼朝官制升遷運行機制，更能發現惕隱在整個契丹政權中的地位。

綜上所述，遼代作為執掌皇族政教的惕隱與中原王朝負責宗室事務的宗正大為不同，二者雖在職務上有所相似，但在具體各方面歷史表現來看，實屬存在差異，究其緣由，由于遼朝作為契丹建立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其政權結構有其鮮明的獨特性，其特有的房賬制度使惕隱的職權范圍變得較為明確，也使惕隱的出身背景十分明晰。

同時可以發現，《遼史》“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以名亂之”的記載并非所指遼朝所有官職，而從對兼具眾多職任的惕隱來看，由非漢民族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權，其官員往往呈現出“一任多職”特點，這不僅是少數民族政權國俗風尚異于中原原因，更是其民族自身蘊含文化內涵體現，遼代惕隱群體的考察研究，雖是對遼朝乃至北方民族政權中文化研究視角一隅的解讀，但可以發現，崛起于中國北方的契丹民族政權具有強大活力，彰顯出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譜系中產生了十分深遠的歷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