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背景

從人類社會歷史角度來看，某個特定時期思想的多樣性和繁榮程度是與這個特定時期的社會穩定程度成反比的，即社會越穩定，思想越統一；反之社會越動蕩，則思想學說越復雜。

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俗話說“亂世出梟雄”，越動蕩的環境里，社會呈群雄割據的狀態，想要奪取權力的人多了，方法也道路也會隨之變多，這就為各家思想提供發揮和表達的空間；而穩定的社會里，統治階級大多需要對意識形態進行統一以鞏固自身統治合法性與穩定性。

故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齊爭鳴的思想盛世，在這個時期，以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度為主體的社會制度開始瓦解，而新的社會制度還沒有建立，同時權力也沒有得到統一，為思想學說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平臺和空間。而西漢初年則是這個社會動蕩時期的結束，準確來說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便已經著手于意識形態的統一，只是秦朝短命，在此也不再贅述。

西漢建政之初，穩定的社會環境并沒有很快到來。一方面來說，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另一方面，雖異姓王相繼覆滅，但是漢王朝在江東地區的控制也不算穩固，尤其是江淮流域的原楚國境內的地區，這里打著復國主義旗號的勢力一直不太安分。

但是各諸侯國之間也不是鐵打一塊，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后，朝廷已經具備了控制關東地區的能力，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實已是強弩之末，是復國主義最后的掙扎。隨著七國叛亂被平息，漢武帝劉徹即位后面臨的便已是大一統的局面，中央集權前所未有的鞏固和加強”。年輕的漢武帝文武雙全，志向高遠，一心想要超越自己的父親，完成前所未見的宏圖大業。

儒學為什么能夠脫穎而出？

儒家在眾多學說競逐中的獲勝并沒有受到太多挑戰，除去自身的優勢之外，其他學說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符合漢武帝期望的特點。

先秦百家爭鳴，思想學說層出不窮、太過復雜，不便于一-說明。漢武帝在位時期天下一統，國家強盛，百姓安居樂業。這么一個大帝國需要的是自上而下都能行得通的國家意識形態。僅這一個條件便苛刻得很，能滿足這個要求的只有當時主流的學說，無非就是黃老學說、法家、儒家、墨家這幾樣。其他的由于過于剛硬（兵家），或其理論不被大多數人接受（陰陽家），或其有過于曲線救國的意味（縱橫家），或由于諸如此類的種種原因而未能成為主流學說。即，漢武帝選擇的空間也不大，面臨的難題亦非過多。

道家似乎可以成為一個競爭對手。說到道家的思想，就不得不以楊朱為代表的說明。作為戰國時期道家哲學的思想家，楊朱的思想在當時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獨樹一幟的思想。他的著名事跡“一毛不拔”也流傳至今。一毛不拔的典故是出自于楊朱論治國的思想，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這句話讓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讓人們驚訝的是這句話并非作為一個笑話流傳下來，而是治國思想，且在戰國時代甚至能與儒墨相抗衡。這便是道家對于動蕩的社會的看法，他提出來的解決方法就是不解決，什么都不做，號稱“無為而治”。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道家的重要思想就是消極無為，這種思想不僅僅是在宗教史，在哲學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

面對禮樂崩壞，諸子百家爭鳴，或流傳千古或曇花一下，都為認可他們的人精心指定了一套治國思想，而道家卻不以為然。道家認為，春秋戰國的戰亂就是“積極而治”的結果，人人都想爭名奪利，人人都想雞犬升天，反而越做越糟糕，結果是治而亂。當有機會出人頭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愿意落后，但是一種東西，或思想或政策，是不能被重復提出的，想要開創自己的時代只能給統治者拿一點新的東西出來，于是好的壞的不經過濾一涌而至，天下大亂。真正穩定的社會是不需要人為治理的。所謂“太上，不知有之”。

至于墨家，其衰敗的迅速程度令人驚訝。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鋒，尤以儒墨兩家最為著名。但是墨家猶如曇花一現，終是沒能在中國古代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自墨子去世后，墨家便青黃不接，迅速消失匿跡了。相比儒家后世的興旺發達，墨家的衰敗簡直異乎尋常。

遺憾的是，他們在漢武帝時期也沒能枯木逢春。原因也很好理解，墨家主張“兼愛非攻”，而墨家的“兼愛”略顯橫向性且操作性極差。同時推崇節約，無差別地反對資源浪費。這些特點幾乎是反中央集權的，在中央集權達到前所未有加強的漢武帝時期，墨家不戰而敗，失去了存身的現實基礎。

法家是個特殊的存在。一個帝國需要統一國家意識形態，早在數百年前秦始皇便意識到了這一點，故“焚書坑儒”以奠定法家的統治地位。我們現在以看客的心態分析這段史實便明白，秦朝走統一思想這條路是對的，但是方向走錯了。秦朝統治階段，國家大力推崇法家，為了壓制主流的儒學而“焚書坑儒”，極大刺激了士人的心。

秦始皇時期為尋求思想的迅速統一，具體方法受法家及當時具體情況影響過于強硬，上層社會敢怒不敢言，民眾更是哀聲哉道。于是，前車之鑒，后事之師。秦歷二世而亡后到了漢武帝時期，武帝對于秦統一意識形態的過程哪里出了問題心知肚明。法家雖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但辦法卻不怎么光明正大。

法家要求命令統一，宣揚君主的絕對權威；結果導向，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以一切手段；同時對于分歧很敏感，手段狠辣。將法家擺上臺面的秦帝國已經將法家的優劣展示得很簡潔明了。像秦皇那樣大雷厲風行大張旗鼓地宣揚法家思想已經被證明不是明智之選了。

如果非要找一個像樣的比喻來表現法家的特點，法家更像一個“殺手”，一切以完成任務為目標，但是不像名門正派那樣招人待見，是無奈之選。但漢武帝時期并不無奈，原本就是主流文化的儒家更是發展了皇帝學說以契合劉徹的需要。如果一個皇帝需要一個短暫的勝利，那么他可以按照法家的套路治國，如果一個皇帝需要一個長治久安或者說較為長遠的治國則法家便不適合了。

以史實來敘述，眾所周知秦帝國自商鞅變法開始逐漸強大，在六國中脫穎而出，除了做出符合歷史規律的變通之外，商鞅更是以嚴刑峻法把整個秦國改造成了恐怖的戰爭機器，以連坐法為基礎獎勵耕戰，草木皆兵，秦國得以一統天下。可惜，法家思想雖適合用來戰爭，卻不適合用來治國。

大概是法家學說強制性太強而又與當世主流儒家學說相差太大，始終不能得到人民的認可。它需要一個強大的統治者以君**力維持，但不巧的是秦到二世便遇上了一位亡國君王。法家思想，只能是隱晦的，陰暗的，不能放到明面上的手段”。法家思想一直頗受非議。如“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