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我們可以將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觀念系統看作是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在受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作用的同時，也和同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一起影響著社會的進程。漢朝與羅馬帝國無疑是東西方歷史上龐大的政治實體，是古代世界中西國家最為典型的代表。

這兩個在相似時期崛起于亞歐大陸兩端的專制國家政權，其意識形態體系的重塑與確立對于東西方文明，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都有著巨大的影響。依據葛兆光先生的觀點，思想觀念體系滲透轉化為意識形態要具有體系性、權力性和實踐性三個特性。

公元79年，東漢章帝時期所召開的白虎觀會議，以及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分別是兩個古代國家所重塑意識形態體系的重要節點，實現了意識形態化的三個特性。通過這兩次會議，東西方都確立了具有長遠影響的意識形態體系。

對于意識形態塑造的內外部原因的比較分析的過程，也是在探究某種思想在與權力和政治制度相結合的進程中，是如何歷史地去獲得其合法性和正當性的過程。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的外部政治原因和內部思想原因所呈現的表現因素各異，中外歷史學家對于各種影響因素都進行了豐富而深刻的研究。但通過比較分析，歸納出二者有著殊途同歸的共性。

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兩個古代國家所面對的意識形態重塑背后，有著相似的政治、社會背景，以及存在共同之處的思想體系發展情況與出現的問題。而二者所呈現的表現因素的差異性，也必然存在著更為深層的影響因素。“歷史比較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方面，在比較的過程中應該注重對具體、特殊歷史現象的分析和研究，即在歷史比較研究中，要突出異在比較中所具有的歷史真實性和構成歷史比較的前提及依據的這一獨特而重要的地位。因而要在對異進行深入求真的前提下求同。另一方面，還應在同的觀念指導下，進一步探索以說明其不同之處的表現及其歷史原因。”

首先，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具有類似的外部政治原因，包括前意識形態的衰落、皇權對統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個人的經歷與傾向。東西方在這一時期都面對著前意識形態的衰落。

漢朝建立之初就面對著法家意識形態的衰退及其保留下的深遠影響，而羅馬帝國也面對的是多神教信仰和元老院的精英共和傳統的腐朽衰落。但漢朝不同于羅馬的局面是，由于法家政治秩序與秦朝的結合所造成的巨大危機和慘痛后果，仍處于不完全形態的儒家意識形態早早地就登上了歷史舞臺。而基督教在被合法化之前不久，依然面對著多次的宗教迫害與壓制。

古代專制國家對于統治合法性的追求無疑是共通的。儒家很早就意識到了統治合法性存在的問題，董仲舒豐富了儒家思想，“天人感應”將統治合法性與天命聯系了起來。東漢建立后，進一步加強忠君思漢的思想并試圖將讖緯思潮納入到意識形態中來。

羅馬帝國在四帝共治時期，將統治合法性與多神教信仰的綁定達到了極致，皇帝就等同于神的化身。但四帝共治體系是反對血親繼承的，君士坦丁每一次擊敗共治皇帝，乃至于其繼位本身都是對于四帝共治體系的否定。帝國就需要構建新的意識形態，以相異于多神教的上帝賦予君士坦丁以統治權，使之作為皇帝來統治世界帝國。

在皇帝個人的教育與經歷等方面，古代東西方國家表現各異，但也存在相似之處。那就是東漢初年的光武、明章都深受儒家教育的影響，而君士坦丁幼年在戴克里先宮廷中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但儒家思想自西漢中期以后，對于皇帝的影響和教導都保持在了一個相對較高的層次上，甚至出身平民的劉秀也前往過長安學習《尚書》。

而早期的君士坦丁與其說必然成為一名基督教皇帝，更不如說像是一個羅馬帝國傳統的背離者。君士坦丁最開始的支持者多是邊境的士兵和蠻族。對于羅馬人和君士坦丁自己來說，他始終都是一位來自北方邊境的“北方皇帝”。直到去世前，君士坦丁才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

其次，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有著表現形式各異，但較為相似的內部思想和階層原因，包括思想的融合與成熟、思想載體階層或群體的人數與結構變化、思想內部的分裂與沖突。 在被正式確立為意識形態前，儒家思想體系和基督教神學體系都經歷了完善的過程，彌補了理論體系的缺失或不足。

董仲舒對于完善儒家政治思想體系有著巨大貢獻，他改造了儒家思想倫理結構，融合了陰陽家的世界觀解釋，讓儒家學說在當時獲得了最廣泛的認同，使儒家思想開始邁入意識形態化的進程。但其改造還為能將基層禮治秩序納入體系之中。“行政‘道德化’與鄉村‘禮治’秩序的建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治理狀態，只有真正實現了兩者之間的協調貫通，才能維系社會的穩定。”而“三綱六紀”的提出與完善，使整個社會以家庭為單位被完整地串聯了起來，形成了統一的道德觀念體系。

基督教教父們用哲學思想來彌補神學思想體系中的邏輯空缺，讓宗教信仰與探尋哲學真理在基督教教義中思想體系影響和指導物質實踐離不開其載體的力量，也就是儒家士人群體和基督教信徒的實力與影響。經歷了西漢后期以及兩漢之際的發展，儒生群體實現了宗族化的轉變，實現了士族階層。

此外，在東漢政權內部，士人被吏化的同時，也深入到了整個官僚體系統治之中。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徒數量因為沒有準確的數據，歷史學家們眾說紛紜。但普遍的共識是基督教在三世紀時期，已經成為了有巨大影響力和相當社區數量的宗教團體。信徒的增長與影響力的擴張使四世紀初的基督教做好了成為主流宗教的準備。

在發展過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思想內部的分裂與危機。儒家思想的兩對矛盾是讖緯與經學之間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基督教內則發生了關于“從屬論”與“三位一體”相沖突的阿里烏斯之爭。儒家意識形態需要調整其人文主義思想同神秘化的世界觀的認識，以及調整擴大的儒生群體同壟斷知識與仕途的傳統士人的矛盾。而基督教對于“三位一體”概念的討論與爭辯，對應現實則是對于前所未有的基督教皇帝的定位，阿里烏斯派和尼西亞派的爭論也是一場關于基督教皇帝神性的政治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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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探究導致漢朝和羅馬帝國意識形態重塑原因表現各異的原因，除了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軌跡等因素的差異之外，還存在著更為內在和深刻的思維文化層次的因素的影響，包括宗教因素、理性結構因素和通用語言的因素。意識形態不一定是宗教形態或者非宗教形態，而是歷史發展趨勢所導向的當時的觀念系統的總和。在意識形態重塑原因的探討中，所呈現的各種關乎神權和神秘色彩的差異，大多是因為宗教因素的影響。雖然，相當多的學者承認儒家符合當下宗教學中寬泛的宗教概念，但準確來說，儒家依然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和宗教功能的人文主義思想。

而導致東西方教俗差異，乃至于更深層的思維方式差異的，則是理性結構的不同，西方以邏輯理性為主導，兼具自然理性、道德理性、審美理性等。而中國則是以歷史理性為主導，因此歷史在中國思想與物質實踐中的地位都極為重要。最深層原因的研究，劉家和先生認為東西方差異的根源在于語言特性的差異。“語言的特點在很大的程度上導致了邏輯的特點。”語言本身就具有獨特的思維特性與強大的生命力。東西方通用語言確立過程與結果的差別，以及語言本身特點的不同，影響并導致了重塑意識形態的具體原因表現和最終塑造成果的差異。

在兼具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古代東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思想背景下，儒家意識形態與基督教意識形態分別被確立了下來，成為了長期影響古代世界中西國家乃及文明的觀念系統。因此，對于至今影響東西方文明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的古代意識形態體系重塑原因的比較探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于古代東西方國家思想領域的發展與變遷，對于我們當下思考文明交往與思想交流有著現實意義。

從中西歷史比較研究中得出思想領域發展的共同趨勢和差異性原因，進而更真實地認識漢朝和羅馬帝國塑造意識形態的政治、文化、社會基礎，為理解當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變化，探尋中西意識形態發展異同的深層歷史文化因素，進而為進一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思想基礎提供思路借鑒和批判支撐。盡管進行比較的對象是古代時期的中西國家，但涉及的思考不僅限于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的交流。在具有不同意識形態、思維方式和語言邏輯的文明之間展開交流交往，都要有“和而不同”的態度，從歷史的、多元的視角去進行理解與對話。